《天安門文件》一書的出版，在國際媒体引起強烈反響。該書長達五百六十頁，除了引起轟動的所謂秘密文件之譯文外，還包括大量注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為此書的編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新聞學院院長教授夏偉（Orville Schell）為該書撰寫后記，無疑為該書的權威性和學術性提供了背書。

任何一本新史料文獻書籍的出版，必定會引發有關史料真實性的質疑。從學術的角度而言，書籍的編者有責任對有關疑點進行澄清。然而，有關文件真實性的爭論，卻因該書中文版尚未出版而复雜化；而中文版在英文版之后出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商業上的考量。

很少有人質疑全部文件的真實性。事實上，就在六四事件發生之際，相當大部分中國党政軍各种部門有關的文件，已經透露出來，而且對于社會方（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和其他勢力）的行動發生過具体的影響。因此，在厚達五百六十頁的英文版和据說會厚達一千頁的中文版中的大部分內容，無疑會具有真實性。關鍵在于有關八老和其他中共高層關于天安門清場之決策的所謂記錄，是否真實，尚屬疑問。

在有關《文件》報導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不少人以捕風捉影的方式，試圖把該書同中共目前正在進行的權力交班聯系起來。据稱，這些「机密文件」在這一敏感時刻泄漏出來，乃是中共高層內部的改革派人士有意為之，以達到阻止其中的保守派繼續在十六大掌權之目的。据說把文件偷運出國的「張良」還在采訪時煞有介事地說要返回中國，在体制內推動政治改革。還有人甚至指名道姓地評論何人會從中受益、何人會從中受損，更是從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政治邏輯來度量中國。

實際上，這些文件為美國學者所獲得，絕對不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之內。試想，閱讀文件、考訂文件的真偽、翻譯編輯這些文件，最后制作出一本厚達五百六十頁的書，需要多長時間。對于讀者判斷這些文件之政治影響的一個重要事實，在于該書的編者何時獲得這些文件，或者「張良」何時把它們偷運出中國，如果「偷運」的故事是真的話。如果是在兩年前，那么有關該書和中共十六大之聯系的种种說法，便難免商業炒作之嫌了。

該書的出版，激發人們關注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有關的評論几乎采取了某种一元化的進路，彷佛中國的政改必須以平反六四為前提，彷佛政改就意味著西方（或台灣）意義上的民主化，彷佛政改的主要推動力就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這些評論者的邏輯是，只要有關六四的真相一揭露，那些在這一事件中持強硬立場的人，就會聲名掃地而下台。別忘了，我們究竟在評論中國還是美國的政治。

實際上，在中國的体制內，的确有大量的人士具有改革的思想和觀念，并且努力在為改革而盡一份心力。政治改革也不是什么禁區，問題是怎樣的政治改革。中國相當高層的党政机构愿意派出年輕的人才，到美國和其他西方的大學，來學習有關公共管理和法治建設的知識，便表現出對政改前所未有的內在驅動力。根据筆者的了解，在中國体制內中層干部中，主流的見解是主張從各种具体的、政治性不
太強的社會、經濟、法律、行政制度入手，漸進地推進制度變革和創新，為未來的民主化改革奠定制度的基礎設施（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這樣的見解同某些俄國知識分子對于俄國民主化經驗教訓的總結，可以說不謀而合。

中國的确需要政治改革。中國政改的大思路，同台灣目前面臨的情形類似，就在于非意識形態化。某些所謂「改革派高層」，如果有的話，倘若采取平反六四這种极具情緒和意識形態震撼性的動作，不會受到務實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支持，也無法登上中國的最高權力台階。這就是中國現在的政治現實。

(轉自<<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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