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橋》，開頭第一句話，就采取了一种歷盡滄桑的感慨腔調：「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然而事實上，1926年此時的徐志摩，才剛滿三十歲，光從年齡上看，沒有多大的滄桑感慨的道理。

不過如果檢視徐志摩的年表行歷，我們倒也不能把這份滄桑感慨，完全看做是詩人單純的浪漫想像投射。因為這短短三十年光陰中，徐志摩已嘗過了舊式婚姻、新式精神戀愛、离婚、失戀、對抗社會強大批評壓力的另一次愛情与婚姻。尤其是從1922年自英返國后的四年中，他在「五四」的气氛下，迅速地成為全中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參与了「文學研究會」，在《努力周報》上撰文抗議北洋政府、創辦了「新月社」、發表大量的散文与詩，陪同泰戈爾游歷中國，還翻譯了許多外國的作品。他甚至還遠行到莫斯科、柏林、巴黎、倫敦，旅行回來后到北京大學擔任英文系教授，同時成為全國性大報《晨報》副刊的主編……

當然從另外一個悲劇性預示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會記起來，1926年离徐志摩因飛机詩事而突然轟然走向生命終點的1931年，只剩下五年，難道是他感受到了這种時光迫促的追逼，以是不免滄桑与感慨？

徐志摩之所以為「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傳奇，一個原因正是他在最后時間內放散出最燦爛的生命光芒，徹底燃燒完全發揮，然后在中年与老年踵步而至悄悄侵蝕之前，以最戲劇性最激烈的方式先行落幕消失。

這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青年世代淋漓盡致大演出，因為「五四」的精神，就是青年奪權、就是青年革命。在新思潮的武裝、鼓舞下，一波又一波的運動力量，匯聚在推翻舊式年齡、世代權力划分結构的焦點上，制造了大騷動。在「五四」之前，在舊中國，生命歷程被視為一條不斷增長成熟度的單行道，活得愈老，生命的合法性、分配得到的權力就愈多。活得愈老，就有愈高的位置可以訂規則、塑造真理。活得愈老，理所當然應該得到最多的肯定与尊嚴。

「五四」的衝擊，除了中西文化的對峙之外，其實還有老少間的緊張。「五四」時期的重要健將-魯迅，他的精神當然昂揚激越、他對西方的認識擁抱亦絕不下于其他人，可是終其一生，魯迅一直和新文化圈無法坦然交心、無法水乳交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自覺到年齡的距离，他比一起搞文化革命的人都老一點，他又比一起搞文化革命的人都多清楚舊社會舊式人物一點，所以他一方面沒辦法像其他人那么天
真樂觀，另一方面也焦慮顧忌自己沒辦法得到其他人的充分信任，這樣造就了魯迅悲觀憂郁的獨特气質。

「五四」時期的最高峰，台面上最耀眼的明星，几乎都是二十几歲的青年。不只是徐志摩如此，胡适也是三十歲之前就當上了北大文學院院長，顧頡剛、劉半農、傅斯年、錢玄同、朱湘、郭沫若、茅盾、鄭振峰……，個個都是成名趁早，個個都躊躇滿志。

這是「五四」獨特的歷史意義。不過「五四」開拓出來的「世代奪權」气氛，就像他們喊出來的「德先生」、「賽先生」口號一樣，沒有真正在社會上生根，沒有延續下來成為新中國的社會基調。更重要的，他們只在文化領域短暫奪得了權力，卻無力亦無心進取政治和經濟的權力。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再「五四」開創出的「青年合法性」基礎上取得大權的。可是他們一旦奪權成功，就迅速而有效的封閉了比他們更年輕的后起之秀，向他們進攻。于是權力核心就一步步隨著他們而老化。權力智慧的优先選擇，也隨著他們年歲增加而不斷修正，當蔣介石四十歲時，沒有人敢質疑四十歲的領導人物太老還是太年輕，到毛澤東七十歲時，也沒有人勸他逼他把權力交出來給四十歲或三十歲的人。這种「世代奪權」的權力就此嘎然而止。

八十年后回顧「五四」，在今昔之間，讓我們凜然警覺的，其實正是這种「世代奪權」气氛的卷土重來。不管在台灣在香港在新加坡，二十几歲三十歲的人漸漸擺脫了被視為孩子被呵護被訓誨教導的角色、地位，開始有了他們自己的獨立生活空間、文化价值，甚至他們自己的英雄傳奇。

不過八十年后的青年英雄，不再是留學歐美才感染敢愛敢离婚的浪漫詩人，而是一批批靠電子网路事業快速致富的高科技新貴。八十年后的青年取得的优勢權力，也不是文學、思想、文化上的解釋權，而是經濟領域里的經營与管理權力。

和八十年前的「五四」相比較，青年權力高漲，威脅到前行世代的背景，都是新興事務的衝激。八十年前，民主、科學的抽象概念，自我解放的浪漫情怀，個人意識的無限發展，衝垮了舊中國的舊典范，在探索新典范的混亂局面里，受到舊典范拘束最少的年輕人，就取得了特殊的有利位置。今天网路概念、多媒体形式与科技產業，也是在這時間內挑戰了既有的建置，于是學新東西學得不夠快的老人家們，一
時手足無措。

不過八十年前「五四」文化衝擊的歷史經驗，卻也提醒我們：网路所開放出來的世代奪權空間，究竟是一時的過渡，還是長久的新典范浮現的前奏？這樣的世代權力混亂中，除了塑造了一批年輕新富之外，對于整体社會人際關系、政治安排、社會運作乃至文化藝術，會如何影響改變呢？

讓我們一起來認真思索。

(轉自<<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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