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轉換思維方式，确立危机与反危机意識

世紀末往往發生危机，這是人類經驗得出的結論。20世紀末是千年跨世紀，一本《1999人類大劫難》，一個法輪功，以神秘的形式表達了人類在世紀之交的危机感，其所以能夠風靡全球，表明危机感是世界性的。

世俗社會的實際，証實了危机确實存在。10年前地球上突然抹掉了一個蘇聯超級大國陣營；金融危机如艾滋病般傳染，從拉美蔓延到亞洲。危机各國或在力量強大之頂峰，或在繁華驕奢之极點，因內外矛盾長期積累，在突發事件衝擊下失去控制，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控制得鐵桶一般的強大軍事計划体制頃刻瓦解，數十年經濟增長和出口積累的几百億美元外匯儲備一掃而光，优質資產在縮水百分之八九十以后被國際大資本廉价收購，經濟出現負增長。90年代以來，以東亞模式為參照系，“學韓國經驗”的中國人當然不會不看到，東亞各國的弊病我們也有，只不過我們沒有開放資本賬戶，又提前收縮經濟并貶值人民幣，非常幸運地避免卷入危机，但是我們不可能不受到亞洲金融危机的滯后影響，將國內經濟隱藏多年的隱患暴露出來，在未來數年中爆發某种危机亦是在劫難逃。

正确預測和控制危机談何容易。危机的潛在性雖然容易被人認識，但是危机的爆發是受到突發性偶然事件的影響。只要沒有爆發危机，人們在主觀上對于危机的潛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鴕鳥態度”。危机的預言者反而會被譏諷為聳人听聞，空喊“狼來了”；危机一旦爆發，就意味著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失去控制，這時候每個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就是如鳥獸散，還有誰去總結經驗，承認錯誤，收拾殘局？病在肌膚諱疾忌醫，病入膏肓又無法醫治，這是人類的通病，當權者尤其容易如此。許多人在邏輯上承認有發生危机的潛在因素，但總是不愿或不相信危机很快就會爆發，或者寄幻想于政府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体制改革和技術創新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甚至對整個國家民族抱漠不關心的態度。這与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流行觀念有關，必須首先反思妨礙危机研究的“膚淺的、盲目的”樂觀論。

樂觀論作為一种世界性思潮已經伴隨人類300年，并不總是膚淺的、盲目的。樂觀論的歷史根据是新大陸的發現和工業革命，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似乎可以永遠不受限制地創造下去；樂觀論的時空觀是空間的單一性和時間的連續性，從空間的單一性導出：全世界的發展以西方社會為唯一目標，忽視多种文明共存，衰落甚至滅亡的事實；從時間的連續性導出：經濟与社會的發展是持續的而不是間斷的；樂觀論的方法論是西方實驗科學在假設前提下得出的相對結論，往往被絕對化成為某种教條，貶低靈感和經驗，似乎人類根据某些數字和模型就可以認識和改造世界；樂觀論的哲學根据是人文主義，神權讓位于人權，人可以戰胜神和自然；樂觀論的歷史觀是直線前進或者螺旋上升的一元歷史觀，而不是多元的或者循環的，這种一元歷史觀有唯心主義的、有唯物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生產力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根本動力，生產力總是增長的，人類的歷史就總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

与人文知識分子不同，富有哲學思想的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多數持樂觀論。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達到社會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李嘉圖指出國際貿易可以發揮比較优勢；哈耶克堅持人的自由，而凱恩斯則認為國家調節可以彌補市場經濟之不足；羅斯托提出“起飛論”，熊彼特則推崇技術創新；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持悲觀看法，但是認為它可以向更高級的社會發展；制度經濟學在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加入長期發展中的制度因素，認為制度創新能夠改造社會。這些經濟學流派多數是以直線發展歷史觀為基礎的，無論是五种生產方式，還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都是如此；經濟增長雖然有周期，但它是短期波動，整個經濟增長并不會因此而中斷，經濟學家也承認有五六十年的長周期，但指的是技術創新可以推動經濟的飛躍，并不是說每隔五六十年就有一次大危机；在許多經濟學家眼中，經濟增長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原動力，為了經濟增長，可以暫時犧牲道德、環境、平等和其他一切。

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關系上，一元歷史觀的必然結論就是“西方中心論”。時間關系決定了發展觀，西方發達，是因為它發展得早，西方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發展中國家唯一的發展方向，就是赶超西方。西方人意滿志得地以西方中心論為武器，作為自己主導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根据；而發展中國家接受“西方中心論”是為了赶超西方，無論是民族主義政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追求比西方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努力赶上西方的生活標准，成為鼓舞人民的主要口號，其政權存在的主要合法性根源。空間關系決定了開放觀：發達國家必然是世界中心，是國際慣例的制定者和維護者，發展中國家想要赶超，就必須全面對外開放，按國際慣例辦事。所以改革和開放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學習西方不夠徹底，還有自己“傳統遺留問題”在阻礙。只要你徹底在經濟上學習西方（在政治上不要學），就有光明前途，至于出現通貨膨脹，失業，環境污染，文化道德瓦解甚至國家解体，不過是“發展的代价”而已。這使人想起那些為計划經濟辯護的人，總是說：不是計划經濟不好，是我們沒有搞好；經是好的，歪嘴和尚念坏了。這樣的樂觀就流于膚淺和盲目。

膚淺盲目的樂觀論，是以經濟增長為社會目標，以市場經濟為体制目標的，背后隱含著一种“實用主義”的价值標准：成功就是一切，有用就是真理，知識必須能夠輸入計算机，否則就不是知識，這造就了整個人文精神的衰落，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的西方尚是如此，仍舊為生活苦苦掙扎的發展中國家又怎能不如此？

悲觀主義者一般持歷史循環論，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人類曾經有過24個文明，已經全部滅亡，只有儒家文明才有生命力。悲觀主義經濟學家為數不多，其鼻祖應屬馬爾薩斯。他描述的人口危机，有積极辦法（計划生育）和消极辦法（災害与戰爭），這种以大危机為矛盾調整方式，以人口大量死亡為調整代价，足以說明其悲觀主義性質。悲觀主義往往与宗教和文化有關，如佛教就是典型的歷史循環論，許多文化學者并不以經濟發展為社會進步第一尺度，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悲觀論當然有膚淺和盲目的，我所肯定的深刻悲觀論，比起膚淺的樂觀論之處，就是它認識到：西方現代化模式自身是有弊病的，正在改造之中；發展中國家的赶超已經遇到難以克服的矛盾；人類面臨的問題必須在更為廣泛的范圍，更高的層次上去認識，21世紀的發展戰略，必須有根本性的調整。但是沒有重大危机的發生，多數人并不會或者不愿意認識這一點，權勢集團也不會放棄既得利益，所謂“不撞南牆不回頭”。因此危机的發生是難以避免的，而且有促進人類反思和進步的一面。人類在危机中想出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難免付出重大代价；社會總是會進步的，但是進步的標准將有根本性的不同。近年來，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已經表現出人類具有的反思精神。“羅馬俱樂部”指出了環境對人類生產的制約，而經濟學的真正進步，在于它能夠修正以往的許多假設前提，而沒有滿足于虛假前提以及邏輯推理。完全競爭，沒有壟斷，沒有外部性和交易成本，信息對稱，追求利潤最大化等前提，都已經得到了糾正。一個更加根本的假設前提：經濟人的行為是理性的，理性的行為必將造成完善的市場經濟，正在被修正。有反思精神的經濟學家研究了金融危机触發机理：單個經濟人的理性行為，會造成“集体非理性”，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如果集体理性可以永遠保持，全体人不擠兌，不撤資，金融危机就不會發生；但是當少數人首先“理性地”認識到經濟可能出現不穩定，首先撤出資金，賣出股票，提出存款時，多數人的“個人理性行為”就表現在：跟著跑。銀行對于貸款的理性行為是：經濟高漲時亂貸，經濟蕭條時不貸，這樣可以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護；政府為銀行和保險公司設立保險，本來是防范危机的理性行為，但是會造成被保險者亂貸款亂投資，這种亂貸亂投，也是一种理性行為；公司對于債務的理性行為是：“債多不愁”，“我的錢一輩子花不完，我的債一輩子還不完”，少量欠債要破產，巨額欠債反而受保護，債權人期望你還舊債，就不得不借給你新債。這种分析的深刻性就在于，無論是政府、銀行還是個人，其單個行為都是理性的，但是會導致集体非理性，結果就是債務鏈條和金融崩潰。市場經濟天然就有缺陷，金融危机的發生有內在的根据，而不僅僅是“我們沒有搞好”。這正是一种“深刻的悲觀論”。

東亞國家20年持續高速增長，給樂觀論提供了有力証据。出口導向，政府銀行企業一体化，高儲蓄率，都被說成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東西，歐美人帶著獵奇的眼光，概括出所謂“東亞模式”，什么“通產省神話”，“專制現代化”，“儒家市場經濟”，“國家主導市場型”；什么“日本第一”，“太平洋世紀”等等，半是聳人听聞，半是麻痹亞洲，而中國十年來大肆吹捧東亞模式，目的是証明：先搞經濟改革，后搞或不搞政治与社會變革。1996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投入，而不靠科技投入，因而不能持續增長時，竟然受到了國內外多數經濟學家的批評，直到今天，相當多的人仍舊認為應當肯定東亞模式，認為只要适當的宏觀經濟調整和國際援助，就可以使亞洲各國很快擺脫經濟危机。這是典型的盲目膚淺樂觀論：空間上只從經濟增長一個層面，時間上脫离具体歷史背景，把某一地區某一階段的成就，看成是永久持續的經驗，把內部矛盾導致的深刻危机看成是暫時性調整。從這樣的判斷出發，對于中國人認識自己的潛在危机，尤其不利。

在中國，樂觀主義的膚淺和盲目更甚于國際，這是因為，第一，中國人的傳統心理，喜歡“大團圓”，是“喜鵲文化”，還不如西方人有危机感，稱為“烏鴉文化”；第二，缺乏民主和學術自由，宣傳上報喜不報憂；第三，學術界脫离實踐標准檢驗，忽視与中國實際接軌，盲目追求“与國際接軌”；第四，20年經濟增長造就的迅速但是難以持續的繁榮；第五，少數經濟學家与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中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机時可以不分擔成本。他們的确樂觀得很，向中國人民描繪出一副玫瑰色的圖案：經濟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經濟發展是持續的而不可能中斷，甚至連蕭條和危机也不肯承認，他們不關心國土整治，老齡化，社會保障，貧困人口這些關系多數人生存的基本問題，甚至說：“改革應該犧牲一代人”；他們標榜經濟學的實証原則，但從不去“實証”一下，中國的權力是怎樣資本化的？中國的兩极分化有多大？他們把中國出現的一切弊病都歸結為經濟改革不到位，對外開放不到位；他們掌握了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話語系統，概念和模型多得嚇人，缺乏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草根意識。“主流經濟學”的某些應用者，不僅回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層分析，也不使用西方經濟學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國改革前后的利益轉移和分化——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比其自身要糟糕得多。在危机問題上，中國暴富階層及其代言人的基本態度是：首先否認，鼓吹形勢大好，以取悅當權者，迷惑社會輿論，因外國投資者上鉤；當否認不了時縱容甚至歡迎，既然危机都是舊体制的危机，危机爆發不是好得很嗎？當然前提是：危机的代价應該由老百姓付，而不是他們自己和自己的后台老板們付。經濟學家們言必稱“科斯交易成本論”，在中國就演變成為：改革發展的收益為暴富階層所得，而成本由多數居民承擔。這樣背景下的“樂觀主義”，符合暴富階層麻醉社會保護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多數人民的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不僅膚淺，而且令人厭惡。

中國正面臨重大危机，我們必須擺脫盲目樂觀論及其思想方式的束縛，對形勢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

二、危机發生的外部因素：國際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幣

　　我們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机。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時間發生。從外部衝擊來說：國際投机資本是否能夠造成崩潰性的衝擊，取決于能否在短時期內掌握受衝擊國家的大量貨幣。人民幣資本賬戶不自由兌換，有效防止了國際資本的不穩定性投机，但外匯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絕投机資本通過貿易項目的自由兌換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內部人員會帶頭投机并產生波及效果。比如 1998 年初，正當決策層決定降低利率的時候，就有一部分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去外匯黑市大量賣入外匯，促使人民幣的黑市价格上升到 1 ： 8 ． 5 左右；第三，是相當多的金融机构在進行人民幣和外匯之間的買賣，在一定條件下造成不穩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資企業的人民幣利潤越來越多，有 90 ％沒有匯出，而是留在中國進行再投資，這筆外商在中國國內的債權在 5 年之后會達到 10000 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債權（國家外匯儲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真正購買生產資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領域，流動性很強。國際投机者通過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幣，如果出現突發事件，外商喪失信心，普遍要求將人民幣利潤兌換成外匯匯出，引起國家儲備嚴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幣，通過各种渠道兌換外匯，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將利潤匯出只能延緩一年，因為新的外資會因此不來。這是 5 年之后國際資本可能衝擊中國的特殊形式之一，也會是我國危机爆發點之一。

三、危机發生的內部因素：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國金融風險的主要因素是內生性的，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是貨幣經濟層面，中央已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机因素；第二是真實經濟層面，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体制改革問題、精簡机构問題、農民問題，經濟結构問題等等；第三是社會与權力結构層面。在中國，存在導致發生經濟，政治与社會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內生矛盾——權力資本擴張及其合法性危机。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任何一种生產方式和發展過程，都有其內在的矛盾，這一對矛盾的產生。發展和解決的過程，將主導整個事物的發展過程。矛盾的解決方式，可以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兩种。所謂“危机”，實際上就是事物內部矛盾已經激化到無法自行調整和解決，必須以外部對抗的形式來解決；或者是事物已經無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許的范圍內解決矛盾，非要以被動形式被迫解決不可。一場危机，就是外部強制解決矛盾的形式，只不過它所導致的是舊事物的瓦解。當然這种解決方式，所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別是如果在舊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產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价就更大。金融危机如果真的猛烈發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經濟社會政治瓦解，就說明中國漸進改革的內在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來，這种內在矛盾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如果任其發展不去認識，更不去主動調整，那么五、六年后，就會以金融動蕩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危机。

　　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因此，极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种情況：那些在計划經濟体制下掌握資源的人，在改革過程中將這些資源變成自己的私人財產，再通過某些政治和社會改革，如“民主改革”，為自己獲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國外社會學已有文獻指出：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中的那些在計划經濟下掌握資源的人雖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棄了特權，但仍然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占有优勢，表現在知識、管理、社會聯系、信息、能力各個方面。所以多數人可以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成為新的企業家、議員，總之，保持了“精英階層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當然，少數平民也可以進入上層，但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過与權力系統發生某种關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憑借自己特殊的冒險行為進入的，特別是勞改釋放犯那一類沒有地位的社會群体。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利益轉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這樣的特點。在計划經濟下我們在名義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國有或國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將自己的所有權委托給了政府，政府系統是通過行政体系，通過“官員群体”，實際控制國有資產，以至控制几乎所有社會資源，比如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控制農民進城和糧食生產等。在改革以后，這种權力并未崩潰，而是向市場方向擴張，創造出一個“權力与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把權力資本的形成說成是“改革扭曲”，是從市場經濟理想出發的說法；說成是“和平演變”，是從計划經濟理想出發的說法，都缺乏起碼的實証性。實際上我們只要真正認識到我們所建立起來的計划經濟舊体制在本質上是一個什么經濟，無論多么美妙的理想，實際上只能建立一個什么体制，就可以知道權力資本的形成，在中國正是符合某种客觀規律的。權力之所以變成資本是因為，在計划經濟下它無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沒有財產的改革初期，連向銀行貸款的抵押物也沒有，一般只能通過行政系統擔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帶有歧視性的特征。行政權力在改革開始甚至起到了市場經濟“助產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權力沒有市場。一种辦法是使權力崩潰即“休克療法”，另一种辦法是使權力創造市場即漸進改革。這种辦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療法穩定一些，但是權力的市場化意味著公共權力的腐敗，國有財產向掌權者個人的流失。

四、權力資本發展三個階段

　　權力資本發展，即權力創造市場的第一階段，是農村承包土地時，有 20 億人民幣的集体財產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個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 80 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和旅游。大致估計起來， 20 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 20 万億元人民幣，在批發零售環節有 10%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 2 万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 18 万億元人民幣，也有 2 万元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業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 5 万億財富轉移。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志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 90 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价差是 700 億元人民幣； 5 年 3500 億元。有 10% 大約 350 億元的財富轉移。第四個階段是 1992 年以后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証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与重新界定，計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長期并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 10 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利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于 10 万億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种种以權謀私，如有的領導者秘書收取賄賂。亂罰款亂收費等等，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 20 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于 30 万億元人民幣。目前 6 万億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實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無人認領？國際收支統計中每年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國已經有數千億美元的財富外流。在這种暗地巨額財富轉移下，許多研究報告竟然使用正式統計數字計算居民收入，說中國沒有兩极分化！權力資本化并不為中國改革所特有。英國貴族資產階級化，日本明治維新，前蘇聯改革都有這种特征。中國漸進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体制下，這种權力資本化的過程只能采取隱蔽的形式，而且很難在現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權力資本擴張与我國政治体制和讓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是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改革初期鄧小平一句“不爭論”，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基本矛盾，以生產力原則，富民原則獲得了民心。

　　在權力資本化的同時，民營和外國資本也發展起來，舊体制下的資源充分變成了現實生產力。体制轉軌的特殊因素是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說我們吃的是舊体制下已經有的“浮財”，加上 2000 億美元外債，几千億元人民幣內債，所付出的資源、環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對東亞各國的扶持而對“東亞奇跡”評价過高一樣，也不能夠對我國改革 20 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盲目樂觀。由于政治社會改革大大滯后于經濟改革，我國權力資本越來越具有惡性膨脹的趨勢，逐漸從市場的推動者變成了阻礙者，我國經濟增長遇到一系列結构性和体制性阻礙，一般宏觀政策難以發生效力， 1997 年開始的逐漸下滑趨勢之所以難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資來緩解，就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特殊因素動力一体制轉軌，已經大部分釋放完畢，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潛力，由于市場被權力分割壟斷，信用程度降低而難以發揮出來。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中國的經濟就無法真正啟動。在這种經濟形勢下，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開始顯露并阻礙改革進行。國際金融危机的壓力使得中國無法再利用通貨膨脹發展經濟和實現改革，總量擴張下的增量改革，以 1993 年“軟著陸”和1996 年以來以“抓大放小”為標志、轉變成總量平衡或緊縮條件下的存量改革。總量不膨脹，利益轉轉移就無法隱蔽進行，這就必然出現絕對利益受損害的社會階層，而且要提出權力資本的合法性問題。在中國，這种問題是由計划經濟思想的“左翼”從肯定計划經濟的理論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論嚴厲批判了權力資本，但是它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改革開放引進了資本主義范疇，而回避了正是計划經濟建立了一個不受制約的權力。其理論前提是虛假的，但是它從改革的對立面，在實際上提出了權力資本沒有合法性的問題。另一种“右翼”思潮企圖修改意識形態全盤正面肯定權力資本，亦難以被中國社會所接受。金融資本階段在性質上是資本發展的最后階段，只差一個國際化沒有完成。至此中國体制轉軌的任務可以說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權力創造市場；中國舊体制下積累的財富基本轉移完畢，中央政府直接能夠控制的資源不多了。

　　未來 5 年能夠繼續向市場轉換的有：

　　—— 60 万平方公里的國有土地，經過房地產開發繼續向市場轉化；

　　—— 14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 3000 億斤國家糧食儲備；

　　——部分國有資產和鄉鎮企業的產權明确与資產轉移 , 效益可以提高；

　　——單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給職工：

　　——國家金融風險向企業和居民的轉移。利率市場化和浮動匯率的實行，擴大直接融資，都是轉移的方式，同時也是國家對金融資源控制的放松——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項資源。風險的承擔者有風險報酬，國民財富還會有所增長；

　　——國家保險向社會保險轉移，政府在放棄責任的同時也放松對人和社會的控制；

　　——內外債還有擴大的空間。在上述資源的轉化過程中，仍然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將被權力階層所占有，伴隨出現的會是更加嚴重的腐敗和兩极分化。還有三項資源，名為公有實為個人或社會所有，必須保留而不能被權力資本所侵吞，但是在權力資本惡性膨脹過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

　　——農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歸集体所有，中央又有承包 30 年不變的政策。為防止土地兼并，應該正式將耕地所有權分配或低价出售給農民；——老工人按照工齡存放在國有資產中的養老金和醫療費，應該正式划出作為社會所有的社會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購買國債，以其盈利支付社會保障；

　　——存放在國家銀行中的居民儲蓄。目前銀行的信譽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在支撐，這种權威如果在隨通貨膨脹和社會問題加重過程中逐步流失，大規模的擠兌就會到來。

　　當應該轉移的全部轉移完畢，中國改革的前一半任務就算基本完成，應該開始后一半：權力退出市場，健全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會改革，以公開化的形式互相制約，形成新的体制。但是這种政治和社會改革在中國很難進行，一方面是權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場，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約；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權力資本也無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難以公開化的方式去制約它。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權力資本的實際形成与它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無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難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領域，權力資本繼續在市場中擴張。由于經濟總且已經受到控制，權力資本的擴張將打擊民營經濟，縮小居民購買力，使得整個經濟萎縮下來。權力資本亦將阻礙市場經濟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場經濟中惡性膨脹，把那些屬于居民個人的存款、社會保障、農民的耕地，也要“轉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這樣，金融危机在所難免，而且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政治危机。在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過漸進改革自身解決的情況下，中國真實經濟的失衡就難以解決，防范金融風險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層面。

　　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觀，估計中國危机發生過程是：堅持反通貨膨脹政策使經濟陷入衰退，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被迫再次膨脹，導致信心崩潰和擠兌，銀行呆賬暴露出來，政府被迫實行貨幣改革，經濟空前緊縮，社會政治危机爆發。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許 5 年左右可能發生危机。這是因為：中央政府能夠掌握的資源基本轉移完畢，加上腐敗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進一步降低，在危机爆發后喪失控制能力；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矛盾尖銳化；同時我國內外債已經到達臨界點，淨出口不足以償還外債和外資利潤；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幣數量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時的政府換屆，將促使危机的爆發。

五、确立“危机預期”

　　為了在中國防止這种危机前景，中國防范金融風波的思想需要進一步堅持和發展。在金融層面上必須堅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實際經濟層面上應該堅決地把還沒有轉移到市場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轉移到調整社會矛盾方面來。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擊權力資本，緩和社會矛盾，并啟動廣大居民包括貧困階層的購買力。如果不能真正通過全面的改革和堅決措施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适應新的社會結构，那么漸進改革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會以權力資本惡性膨脹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經濟政治社會大危机，我們必須避免這种前途。目前确立“危机預期”，對防范危机的真正發生有好處。因為預期只要建立就會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數人預計 5 年后會發生危机，那么危机每天早上都有可能發生，但是每次都比較小。我們希望的是，將未來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如果亞洲金融危机的爆發真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潛在危机，确立危机預期，并在 5 年左右將其化解，那么這是中國之福，我們倒要反過來感謝亞洲鄰國為我們“交學費”了。上述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說明只從“左右翼”，只從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夠說明和解決中國的問題。更加深層次的反思是放棄“赶超戰略”：德國、日本和蘇聯的軍事赶超、東亞的出口赶超均已失敗，中國的出口和消費赶超已經導致嚴重的兩极分化和腐敗，面臨嚴重的結构和金融危机，沒有出路是注定的。嚴酷的現實要求我們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將是一條面向廣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數暴富階層的道路；是一條比較公平、比較平等的道路。中國不僅需要經濟增長，也需要環境、民主和社會公正。如果我們說“社會主義”還有用，恐怕就在這個地方。

(轉自<<兩千年目睹之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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