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陳軍
高：整個外部世界到了文革，一下把我打醒了。從抄家那天開始，這個夢就無法再繼續了。抄的是我同屋，他是我們辦公室的副科長。這個同屋是老中央大學的大學生，所謂歷史有問題。
陳：你那時同住的還有別人？
高：我在集体宿舍里逃出來，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他是老光棍，找不到對象，就是因為歷史有問題。他不是外文干部，外文干部就要求出身很好。
陳：他不是副科長嗎？難道因為這一點不能找到對象，還是因為家庭的問題？
高：他是歷史上有問題。他過去參加過三青團。
陳：那時談戀愛，都要跟對方自報家庭出身嗎？
高：那時如果你出身不好，不是党團員，就挺難。你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是團員，就是團員也已經不怎么樣了，你最好是党員，否則找對象難。如果要找大學的年輕畢業生，你不是党員，就得至少是團員。我覺得那些女孩子都很可怕，隨時都有可能把我告了。我根本沒有想過追求她們，或者對她們有好感，我把她們都排除在外，我根本不能找這樣的女人談戀愛。另外，跟我興趣相同的人根本沒有，相同趣味的人簡直找不到，只可以是個夢。那時我有過一個高干子弟的情人，因為她的家庭環境非常的优越，所以跟著我沒什么關系。她倒比較浪漫，那也是偷偷的，但我們的關系到文革就完了。我那個同屋是個老大學生出身，所以很能理解我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自己也愿意做點翻譯，因為每天工作很枯燥無味，但至少可以翻譯點亞洲的小說。當時還可以出點亞洲的進步小說，它至少比當時的大陸革命文學有點意思。書中還有點愛情和色情，而且他翻的多是內部出版的書，而不是正式出版社的書。他就接一點這樣的活做。這些他在集体生活里也沒法做，所以就找了以前的一個老關系、老同學，住進了別人叔叔的一個房子里，是個新的房子。那時的房子還沒有丟，不過房子已經公交的差不多了。他們是自己的房，所以騰出了一個單間就租給他，要了很少的房租。覺得他三十多歲，一個人非常可怜，算是照顧。我呢，到處想偷找個地方。我本來在集体宿舍就跟他住在一起。他一走以后，我怕別人住進來，我寫什么、做什么就露餡了。我覺得這很可怕，很可能被告了。而我跟他住在一起的時候有种默契，就是彼此不談政治。后來，我就到處出去找地方，去找我大學以前的老同學的一個朋友，他是北京人，家里有房子。之后我有時在這家住住，有時在那家住住。后來他們自己住房也開始緊張，我也不能在人家里老占著一間房，所以我就沒法住了。這時文革也快要開始了。后來我就找到了原來的這個同屋，他對我說，那你就來吧。他那個房子也很小，除了床、兩張辦公桌，再有一個煤爐也就完了，在一個居民小院。我得有這么一個環境。而且他也覺得我有點老私交。加上我的作風又不是積极上進的那种。他也不是党員，本來就是個邊緣化的人物，很不得志，連老婆也找不到，老光棍，都快四十歲了。我是個小伙子，剛出來才二十歲出頭，人也不坏，就住一塊了。文革一開始，紅衛兵興起，第一波抄家。因為他是歷史反革命，一下子他就給揪出來了，就抄他家。我跟他住一屋，非常危險。幸虧有個小青年給我通風報信。
陳：他怎么會知道？
高：他是紅衛兵，而且是大机關里紅衛兵的頭。還好他通風報信，我就搶在他們之前把我的東西移開了。接著，紅衛兵就到了。因為都認識，加上幸好我在。如果我不在，就一起全抄了，那我可就完了。因為都是同机關的人，年輕人又不多，彼此都認識。他們問我哪些是你的東西？我說都已經分開了。接著就抄他的東西，全都翻了個遍。我知道這次真的很危險。那時，言論控制得非常厲害，我在那樣惡劣的環境里還能夠抵制它，是因為內心里有一個自己的、沒被改造掉的東西。我們的机關很大，干部加上職工有兩千人。我在當中差不多算是最小的。我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開始發表東西。之前寫過一、兩万字的稿子。我寫的日記全部被燒光了，那時哪敢留東西呀！
陳：抄家以后，你自己的東西怎么辦呢？
高：我燒了一個星期自己的東西。我同屋的東西都被拿走了。那真是很可笑了。比方說，他有耶穌的裸体或半裸体的封面，解放前的英文書。這就拿出來作為批斗他的罪証。因為里面有裸体的照片，就是腐朽、墮落。他這么大年紀，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我衝回家時只來得及翻他的抽屜，找到一張他的照片，是學生的集体照，他穿著制服，頭上戴有國民党的帽徽。我只來得及把這張照片拿走，扔到街上的公共廁所衝走。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結果他們細翻，在抽屜底下的信封里找到了几個避孕套，就問他這女人是誰？還說他們一定是特務關系。你當時根本無法爭論。他還寫了些頗具失落感的舊体詩詞，因為這么大的年級也沒個對象，所以里邊的那种感傷也不是要針對什么社會主義，他也不敢。雖然意思不明确，是個人的一些感傷情怀，但是被他們一分析，全部可以被用作反党、反社會主義的鐵証，和反革命的陰暗心理。后來他們把他帶走，從此，他就再也沒回到這里。從此就被隔离了，一直關著。送到五七干校后，他還作為歷史反革命，被關在机關里。最后到文革后期稍微松動了一點以后，才開始讓他在干校勞動。從抄家那天起，他的這個房子就再也回不來了。十年，他就再也沒有過人身自由。工資只發給他生活費。在他回來以后，我再見到他時，他整個人完全都變了。
陳：你后來是否也參加了運動呢？
高：說實話，在這种情況下我必須要有個辦法來保護自己。現在所謂正版的文革史，即老干部的文革史，例如海外曾研究過的毛澤東、四人幫的文革史，現在已經被駁掉了；講林彪有林彪的文革史；從別的角度，造反派有造反派的文革史，老紅衛兵有老紅衛兵的文革史。
為什么文革能發動怎么多群眾，人人都造反，跟以前十七年的歷史有關。那個階段因為你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員，已經有了很多的壓抑。而且運動初期，各級的党委就把所謂有問題的人、那些貼大字報的人都揪出來，作為反党分子來轉移目標。毛澤東當時要對付的是党內的走資派，他是要解決他內部高層的權力問題，但是他卻發動大規模的、從底下起來的群眾運動。這就是為什么當時造反派這么多、這么普遍，人人都造反的情形。
一開始人們都響應毛澤東的關于揪出党內走資派的號召去貼大字報，然后各級党委就把所有的這些人都打成了反革命。那時最早的、八月的老紅衛兵就是這樣的。他們因此打擊一大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時，各個机關已經打了一大批人，造成人人恐怖。在街上打死人的事都是老紅衛兵干的。老紅衛兵直接的后台、在上面挂線的，看是毛澤東，實是劉少奇，比如派工作組進大學。這些老紅衛兵是保党委的。因為他們整了這么多的人，所以毛澤東后來才炮打司令部，重點是整党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就是整壓制群眾的人。所以這樣一來，人人都想造反。這個時候，造反派開始揪自己的党委机關，頭頭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那時，我們的日子就松了口气，因為矛頭已轉向了他們。當然造反派也不是就正确，因為他們仍在毛的旗幟下。不過，他們當時自認的方向是正确的。
陳：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
高：在兩惡之間你選擇誰？我個人的感受是這樣的：兩惡都是可怕的，但我選擇造反派。我就這么起來造反了。想期待結果也是賭博，期待的可能也是一种賭博。我在這個中間并沒有看到什么正義。也許別人看到了正義，那些對毛的思想更迷信的人。我盡管沒有那么迷信，但我還不敢怀疑毛澤東到那么徹底的程度。在兩惡之間，還沒到認為毛是大惡魔、大混蛋的程度。
當時，號召學習列宁的《國家与革命》，里邊談到要把國家机器打掉。實際上，這也是列宁的謊話。后來的文革十六條等就是說明毛澤東的這個目的。
人人造反以后，倒霉的變成那些緊跟党委、想積极爬上去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最早起來的、保皇的造反派，還有一些是出身也不特別好，但也不是地、富、反、坏、右的人。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根本也就別想參加紅衛兵。你那時只能不聲不響地跟在里頭，誰都怕。造反派當時也不是想打出身不好的人，他們的矛頭主要是對著党委來的。所以那時出身一般的人還敢起來。那我當時就是屬于這种出身不好和受壓抑的人。當然，我也不能算是狗崽子，所以就參加了其中的一派。
當然，我們中間也有出身好的，頭頭都是出身好的，他們在前頭打先鋒。出身好的往往不是一般的積极分子，有些是吊儿郎當的，有些是愛講怪話的。党委不信任的也受到壓抑，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會幫我們說話。所以造反派起來的就是這么一批人。党內的當權派實際上不恨老紅衛兵，恨的是造反派。所以鄧小平說：文革搞得大亂，指的是造反派。正是那時埋下的禍根，才使七七年党的全面統治反彈這么大。那時的揪斗運動就是毛的講話和江青的煽動所掀起的，所以才有后來造反派大規模衝擊党政机關的革命。
文革不是十年，是兩年多到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的時候。覺得造反派已經過頭了、已經失控了，毛澤東已經用他們達到目標，所以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這是以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為目標，當時找了個罪名，說清華大學有人扔手榴彈。那時，軍人鎮壓學生已經普遍，因為學生開始衝擊軍隊。軍隊是保守的，所以軍隊開槍鎮壓已發生了很多。但這個時候呢，上面就找了個借口，說蒯大富他們有野心，所以派工宣隊進駐，這等于全面軍管。工宣隊背后是八三四一，是毛澤東自己的警衛部隊。這就表示著文革的全民運動結束了。接著就是全面軍管，連當時我們這樣的國家机關也軍管。所有的文化机關、國家机關都要全面軍管。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學校不是軍管，就是工宣隊。這就是林彪的控制，因為軍權受他的控制。所以到了九大，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軍人。群眾組織已經完了，軍隊也不要那些老干部，所以上台。真正來說，劉少奇是怎么死的呢？學生只搞過几次，像批斗王光美給她挂乒乓球了，學生最多就是給人剃個光頭。真正那些坏事都是在軍管時期做的。所有那些殺人的事，一是紅衛兵初期，我就親眼看到過他們打死人，有人干這种事。
陳：你說你是看到被打死的過程還是只是打人？
高：我直接看到他們打，到死，在西單。那是個地主婆挂著個牌子。旁邊的人過來過去，不看。紅衛兵都是青少年，男女孩子，劈頭蓋腦地打。每打一下，那血一下就出來了。用的是銅頭子。我看到她已經都不能動了，像狗一樣地爬在那儿了。很多人都喊著：地主婆。
學生本來不知道，是街道居委會、派出所提供的這些人的成份、戶口名單，否則學生不知道抄誰去呀。所以，都是有人在后頭煽動的。所以第一次的紅色恐怖就利用了這些學生、青少年。這些人還都不是一般的工人和平民子弟，都是自然紅，革干、革軍的子弟，所以打人凶殘的都是他們，而且得到謝富治的公安部的支持。還有很多恐怖的事，以及外省的集体屠殺。當時有很多內部簡報，我都是在后來才看到的，像北京郊區就發生將地、富、反、坏子弟全家人口集中起來，集体屠殺，用鋤頭、砍刀、扁擔，活活打死。當時的中央的內參上就有這些。我是在文革后期看到的。我的一個朋友是高干子弟，我在他家看到的。
這樣的恐怖不是群眾運動，不是自發的群眾運動干的。這些不應該算在文革的帳上，應該被看作是老干部所代表的、大的國家官僚机器對老毛的党內斗爭反彈的結果，他們要把目標轉移到這上頭去。就是學生有后台，不是完全自發的，包括最早的人。像清華的紅衛兵怎么起來的，各有各的說法。實際上他們很快就跟上面的線挂上了。
其二就是軍管。六八年進駐大學以后，所有大學生就分配，中學生就下農村，干部下五七干校。凡是軍管會、軍代表認為不安分的人，那時候成份也很重要。在群眾的兩派衝突中，軍管會通常支持保守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有例外，因為各种錯綜复雜的關系造成的結果。然后就把另外一派的人下放。我后來就歇了几年。
陳：你在兩惡當中做選擇，你是參加紅衛兵揪別人？
高：另組織一派呀。那時候，紅衛兵到處打人、抓人，沒有人敢管，沒有任何勢力組織阻止得了。原來的系統里的党委還講講政策，但是其實那些被抄的人的名單都是党委在后面提供的，他們不出面。那時誰能知道誰家的檔案有問題呀？普通一般人、同事之間沒人能知道誰有歷史問題。
所有的那些老紅衛兵，背后都有党委、政治部門提供的情況，他們才去弄的。正因為背后得到支持，所以他們在外面大打出手，沒人能制止呀。第一次死人多是八月份，是八月份開始起來的。然后到了造反派起來的時候，是那些受壓制的人；在有些地方是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還有一幫是同情他們的，像我這樣的人；還有不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
我不用組織紅衛兵。你們要去搞，我也會搞。在各派衝突中，你只有當時成為一种組織，才有勢力。這樣對方一看你，也就怕了，因為也是一幫子。這就是為什派戰全打起來。開始是保守派和紅衛兵打，后來發展到群眾組織，更大范圍地打，兩派人對打。當時問到想抄誰，結果下一個要抄我了。既然他們敢，那么我這一幫就得准備拼。那時，全部都土匪化了。敢抄老子的話，那咱們就得走著瞧了，對不對？那時，你得隨時防備，因為對方也不是吃素的。
我們這一派也有出身挺好的。出身不好的已經沒有資格在里頭輕舉妄動，只能在背后同情造反。所以，對方的說：你們搞這么一批牛鬼蛇神，我們就說他們支持走資派。互相看對方里頭有誰可以揪的、可以抄的。到了以后，造反派里頭也可以抄，哪怕你出身好，也可以抄。他們先來個突然襲擊。雙方的武斗怎么開始？就是這么開始的。那我是要自衛的，我也揚言：你要抄我，我就抄你。
不過，這個武斗并不嚴重。在沒有軍隊干預之前，這种武斗就跟打架似的，最多打破了頭吧，也不至于出了人命。不過，以后就厲害了。在外地，當軍隊介入兩派以后就不一樣了：槍炮都動了起來，雙方背后都有背景。你是這個軍區支持的，他是那個軍區支持的。野戰軍跟當地駐軍支持不同的派別，又跟中央的斗爭牽扯在一起。實際上，所有的大打，都跟党內或毛的系統、林的系統、江的系統、或誰的系統之間的上層斗爭有關。
到了全面軍管以后又厲害了，又是一輪大恐怖。在軍隊的主持之下，比紅衛兵還要厲害。他們比紅衛兵內心要更狠：什么吊打、逼供信。那時，一般的造反組織做不到這种程度。運動初期的紅衛兵還可能做到把人關起來和設牢房；到了軍隊管制時，只要軍管會一句話，馬上就開大會，宣布某某有問題，哪怕你在運動中沒有表現，只是歷史上當過國民党的兵，被抓過俘虜。按當時公安六條，要連長以上才夠資格，也被作為反革命揪出來；或者觀點不一樣，也可以被救出來。先揪出來，再審查。然后按上各种各樣的帽子。
陳：當你看到人被活活打死、人人都造反的時候，你是純粹出于自保自衛的心理去參加造反呢，還是有別的什么原因？
高：當時非常恐怖。如果我要是敢出來說一句話，馬上就能給抓進去。恐怖到什么程度，我告訴你我的一次親身經歷：一天晚上也就十點左右，我去一個大學同學那想了解大學運動的情況和最新的教育情況，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大學的動態嘛。當時人還沒有到那么敏感，先敏感的基本都在那几所重點大學。我回家的時候正好碰到了“聯動”，即“聯合行動委員會”。參加這個“聯動”的要求可嚴了。他們里面連工人子弟都沒有，基本上都是革軍、革干，還分有等級。所以都是比較高的高干、至少是處長以上的干部子弟才能勉強進去。而那里面很多都是高干，完全就是高干背景。他們衣服上戴著的都是紅袖章，綢子的紅袖章，黑字上面寫著“聯動”。他們全騎著摩托，清一色的摩托。你說這摩托哪來的呢？不都是他們的家里提供的嘛！那時几乎所有的人一下班就赶緊回家，別出門惹事。而我的家里那時父親剛剛被送勞改，我還不知道我爸也有問題。我哪知道呀？我是后來才知道我家也有問題。我那時還以為自己是清白的呢，所以才敢在晚上騎車出去。不過那也是提著心、吊著膽的晚上都像戒嚴似的。一天我晚上騎車出去被攔了下來，要我工作証。那時工作証上都寫著成份，還好我沒事。下面接著來的也是個騎自行車的，剃個光頭。那才叫恐怖。有些身份不好的人先把自己的頭給剃了。那是在釣魚台附近，周圍街上都是警衛。為了安全，有些警衛還給放得很遠。盡管如此，他們照樣在路上放了一排摩托車，使所有的人都得經過他們。我是剛走，后面就傳來那人哇哇的慘叫，一陣的打呀！我連頭都不敢回啊，赶緊跑。
那時候，机關為了加強警衛，年輕點的人都要留下值夜班。我有時也留下來值夜班。一天晚上九點多的時候，他們從黑夜冒出來。他們主要是到各机關造反，抓反革命。當時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只听見一片嚷嚷聲。他們看起來是很有來頭的，我也不知道他們進來想干什么，也認不出他們是誰。這時，他們突然把机關的車子給封了。結果找了保衛處的人出來，保衛處的人還打官腔，問我有那么重要嗎？可笑的是，他還覺得這只是小孩胡鬧。
剛開始這些孩子只是要破四舊。例如西單的小吃店里，那時貼著“狗崽子不許進來”，“為工農兵服務，狗崽子滾出去”。開始時還覺得挺好玩，覺得只是小孩在瞎胡鬧。后來一天天地，人們發現形勢變得很快。先開始，凡是女孩子扎長辮子的，就是資產階級作風。跑到街上，也是女孩子，年輕漂亮的，在那破四舊。那時只能剃紅軍頭，顯得有檔次的女軍頭。那時，你要是穿高跟鞋，見了就把鞋給你劈了，你就只能赤著腳，拎著鞋走，那個狼狽呀！這幫學生們覺好玩，在那瞎胡鬧。我們大人呢則覺得小孩子失去理智了，在胡鬧。
陳：小孩子胡鬧，也沒人敢出一聲嗎？
高：沒人。打死人的都是小孩子。我一個同學的小外甥當時在上中學，在北京。他們有個老師，一個老教員。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拿著個鐵釘子捅著他的下腰，讓他交代，交代什么反革命罪行。怀疑他是反動家屬，因為他有時到郊區以外去查看史料，就怀疑他是反動家屬。就這么個罪名。那女孩子想玩這玩那，最后就拿著個鐵釘捅在老師的后腰上，那還是夏天。她問老師：“你說不說“？不說，就敲釘子，噗的一下子。再不說，再來几下。几下子，釘子就進了肝臟，老師馬上就死了。送醫院也無法搶救了，都捅到肝臟了。
陳：在回憶一個人過去的時候，很少能听到一個人反省他自己的作為，好像都是環境的問題。你對此怎么看？
高：是，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在那時，人人都是暴徒；而現在人人都是正義，什么”因為我為了維護正義，我受了苦”，什么“我是無辜受害”。這個解釋是錯誤的。在集權專政的壓制下，人人都可能成為暴徒。你沒成暴徒，只不過是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你沒成為暴徒。但是在那個基本環境下，你必須成為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談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沒被打成反革命的話，要你揭發別人的時候，你就得凶狠地揭發別人。能保持清醒是极難做到的。就算你是裝凶狠，你也得凶狠，哪怕你是偽裝凶狠。
我承認我在當時的情況下就象個賭徒和暴徒一樣。我當時是為了我的反壓迫，但是你的反壓迫用的是誰的口號？是毛澤東的口號！壓迫和反壓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樣的口號。你能离開毛澤東不喊他的口號嗎？那些口號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號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打倒”……都是暴力。“打倒”說的意思，就是讓人生失去自由。你喊出這個話，打倒某個人，他跟你同一個單位，在這种批斗會上，你說你喊打倒不打倒？每個人只不過是積极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說你根本不舉手，不喊打倒，這人馬上被被揪出來。
因此，在客觀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犧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個角色。你自認為犧牲者就擁有正義，但你會發現，犧牲者只不過是這個肮臟的政治斗爭中的犧牲者。你并不是因為正義而被犧牲的。你要作劉少奇嗎？劉少奇不是劊子手嗎？我們且不說他運動初期搞了多少人，就說他在以前的革命時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傾路線搞了多少人。他在共產党內部他又殺了多少人？他現在這個時候好像是個犧牲者、一個正義者。撥亂反正算他正确，他正确什么呢？他也是絞肉机中的一個机器，只不過他被別的机器絞了，被更強大的机器給絞了，因此沒有正義的犧牲者。誰是正義的？維護劉少奇十七年專政的人是正義的嗎？那個專政仍然是個專政。當然這也不是劉個人的問題，他不是個英雄，是老干部回過頭來需要這么一個英雄、一個烈士。他本身同樣是這個屠殺机器里的工具。如果像他那么极端的人台上的話，也是可怕的，他對別人也會是殘酷的。
所以這里必須跳出共產党的邏輯來談這個問題。因此，我們一直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這場政治斗爭中，你是不是也是賭徒？因為這里沒有一個正義。它并不是說是一個民主与暴力的斗爭，這里都是暴力，是共產党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劉派。他們的前提都是無產階級獨裁、專政。暴力，他們都是贊同的，只不過是落在誰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這里是沒有區別的。所以要有這個認識，這在中國現在是不可能的。為什么？第一：你敢不敢對共產主義的暴力置疑。第二：要對自己置疑：你在這個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為了這個暴力的一份子。你要有這個認識：你并不代表正義，你不可能代表正義，那個時候沒有正義。你只不過是喬裝打扮。如果說我當年是反革命、兩面派，我就是反革命、兩面派。要不然我怎么生存？我就得是兩面派。我喊著毛澤東，但不信毛澤東。不過，我要不喊，那我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這個集權的政治下，你要逃出這個絞肉机，逃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中國當時用陳毅的話說：天网恢恢連劉少奇他都逃不了，還死在監獄里，誰還逃得了？然后就是這個戶口制度，你無處可逃。我當時整個的感覺就是要逃，一直在逃。盡管我最后還是逃出來了，但在中國的時候我就要逃。我主動要求下放，就是逃。因為這太恐怖了。但是怎么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還得逃。逃不掉，無處可逃。無處可逃，那你怎么辦？你就必須得偽裝。哪有那么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万歲”喊得響響的。我不能讓任何人怀疑我還有潛藏，還有什么別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講話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則人就揭發你，所以你就得裝模做樣。
但是，如果說你手上沒有鮮血，那你要不就是軟弱，天性軟弱，要不就是你還有過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种极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极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除非在對打中，我才會還手。叫我好端端地打個人，我反正打不了。我前面說過那個回憶在起作用，即童年生活的回憶。但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人就可以打人。為什么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個女孩子，那么文弱的、親切的，怎么就可以揮著皮鞭子打人？那是因為她沒有一個教育的背景。但是，你要讓個年記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為他有個背后的文化。但是，你要叫個工人打，他很容易打，老工人還可以打；但你要叫個老知識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難，因為他有另一种文化在里頭，他打不下來。但是他得偽裝，至少他得喊口號，叫得很響，而且表現得義憤。那這個人的義憤是不是壓力、是不是暴力？同樣是暴力！你同樣构成了暴力，只不過你可能沒有動作而已。
摘自華夏文摘增刊（2000年12月1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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