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電】三十年前，蒙古溫都爾汗荒漠上的一聲巨響，宣告了林彪叛國出逃計划的徹底失敗，但也給世人留下了若干難解之謎。近日，曾任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外交官的孫一先同志著書披露了親歷墜机現場勘察、与蒙方談判交涉、回國向周總理匯報以及与軍方共同分析墜机原因等諸多內幕。

　　■中國飛机墜毀溫都爾汗，中蒙雙方進行秘密談判

　　1971年9月14日，蒙古外交部緊急約見中國駐蒙大使許文益，通報9月13日凌晨2時許，一架中國軍用飛机在蒙境內墜毀，乘員九人全部遇難，蒙方對此事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對此作出正式解釋。

　　當時中蒙關系剛剛解凍，墜机事件事關重大，許大使果斷決定啟用已塵封兩年的外交長途專線電話，用了3個多小時才把這條重要消息傳到中國外交部。按照國內指示，許大使和我以及兩位譯員第二天飛赴溫都爾汗墜机現場考察。現場狼籍一片，九具尸体基本上是有頭有腳的完整軀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簡直就是仰臥在那里熟睡的一個人，只不過脫光了衣服。我們將尸体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槍、文件等一一拍照。地上有一個嵌在塑料夾中的臨時出入証，是空軍大院正門和后門的，編號0002，沒有貼照片，只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干部。我當時并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許人也，匆匆拍照了事。后來得知，三叉戟256號的黑匣子連同中間的發動机都被蘇聯人拆走了。當時气溫較高，經中方同意，蒙方士兵將尸体就地埋葬。

　　隨后，中蒙雙方就飛机是軍用還是民用、是侵入還是誤入展開了長達五輪的激烈談判。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頭再看看關于“軍”抑“民”爭論的記錄，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難者時，我們四個人畢恭畢敬地鞠躬默哀一樣，使人感到有點好笑。我認為歷史問題只能用歷史眼光去看，不能脫离當時的具体條件。國內通知使館是，中國飛机迷失方向誤入蒙古領空，沒有講飛机性質和其他更多情況，駐外机构的代表必須堅決按照上級指示的口徑進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們在現場看到的飛机殘骸上明明是中國民航四個大字，飛机的性質一目了然，況且，中蒙之間多年惡化的緊張關系剛剛開始緩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雙方在會談中的思想狀態和言談表現，反映了當時兩國關系的現狀。在三叉戟256號墜毀原因尚不清楚的情況下，蒙方一再強調飛机墜毀是“在沒有外來影響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他們在回避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對于飛机可能被擊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這架軍用民航机無端地進入蒙古領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還是搞偵察破坏活動。因此，他們就死死咬住“軍”字不放。我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抓住“民”字來應付，才能避免留給對方什么把柄。

　　■奉調回國，周總理緊急召見福建廳

　　遵照國內的指示，9月20日上午9時，我登上了從莫斯科開來的我國的4次國際列車。

　　列車9時28分离開烏蘭巴托，穿過市南的山區，我看到鐵路兩旁的蘇聯軍事基地，它們顯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烏市七十多公里（鐵路里程，直線距离約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看不到無事閑逛和午間進行足球比賽的蘇軍大兵，代之的是進進出出的載重車輛。离后勤基地不遠的一片几十個橫臥的戰備油罐群，不僅用鐵絲网圍了起來，還少見地加上了崗哨，說明都加滿了油。离烏市100公里（鐵路里程）的巴彥机場，飛机不斷起降，空中一個個編隊飛過，不像是日常的訓練飛行。而且，拉出机庫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殲擊机，都脫掉了机罩，在太陽照耀下，一片亮　　的。

　　9月21日下午3時29分，列車准時抵達北京站，下車后我便被直接送到大會堂福建廳匯報工作。我一進門，驀然間眼前一亮，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容，這不是周總理嗎？我頓時感到心臟急促跳動，胸悶得有些出不來气。

　　我首先匯報蒙方對中國飛机失事事件的態度和雙方會談的經過。總理听完，頭仰枕在沙發上，半思索半自語地歸納蒙方態度的特點，然后抬起頭來朝向我：“就是說蒙方還是比較友好的？”“是的，從几年來中蒙關系看，這次是比較友好的。”我回答。

　　“好吧。你談談現場情況。有沒有帶地圖來？”總理問。

　　“我標了一張現場位置圖。”我說著就跟著總理站起來，走向方藤桌，把這幅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圖攤開，外交部的几位領導也圍過來觀看。我指著地圖上標出的紅圈，講蘇布拉嘎盆地位置，及其与溫都爾汗、烏蘭巴托、我國國界的距离。

　　總理立著右手掌從山海關開始，沿著這兩個點到溫都爾汗，用力地向前一畫，并微微地點了一下頭。我立即吃惊地意識到，飛机是沿著這條航線飛出去的，而不是由東北飛進關內，這絕對不會是迷航，而是叛逃，可能机組人員里有叛徒。

　　我講到机翼根部那個大洞，怀疑是防空導彈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沒有穿透，而且洞口鋁刺并不規則，所以難下結論。

　　當我講到死難者尸体時，已接近22日凌晨2點鐘，總理精神异常貫注，看不到一點疲勞的影子。

　　最后，匯報死難者的遺物情況。總理全神貫注地听著。我講到有個寫得亂七八糟的柏紙本，總理問寫的什么內容，我說看不懂。

　　整個匯報結束時，已經是22日凌晨3點多鐘。

　　外交部几位領導從福建廳出來，坐在走廊盡頭一張方桌旁，韓念龍副部長親自執筆起草給駐蒙古使館的指示電。電報中，出現了“自行墜毀”四個字，使我感到相當意外。事后我听說，總理并不是憑個人的分析做出這個判斷的，而是在听了我的匯報后，馬上要楊德中主持研究飛机究竟是怎樣墜毀的，初步确定飛机可能是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著陸的准備，駕駛員不清楚著陸區域的地面情況，最好的選擇是找一塊平坦的地方，冒險以飛机肚皮擦地降落。看來，飛机著陸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衝磨，驟然間升溫引起油箱著火，從而導致整机爆炸。從當時特殊情況看，駕駛員技術很好，選擇了惟一的處理辦法。雖然不能排除机件失靈，或被地面防空武器擊傷而緊急著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在場的同志一致認為這种分析有道理。

　　從大會堂匯報之后，我被“隔离”到外交部招待所。10月1日凌晨兩點半，我隨同空軍的几位首長來到西郊机場，進一步分析墜机原因。几經核實判斷，大家一致認為：256號右翼根的洞是油箱向下衝炸開的，所以翼面沒有穿透，洞口鋁刺也不規則。如果是導彈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鋁刺也都應該通通往里翻。

　　■林彪叛逃之后，我國在軍事上做了充分准備

　　1971年國慶節為了增產節約，中央決定不搞天安門前統一的檢閱和游行。10月3日，我到外交部禮堂听了《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才知道在256號上殞命的九人中包括副統帥林彪，震惊之情可想而知。

　　11月中旬我重返駐蒙古使館。有時閑聊，大家假設林彪真要活著到了烏蘭巴托那可真是災難。蘇聯領導人把中國的內情透徹了解之后，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局面呢？据了解，周總理和軍方領導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后确确實實做了必要的軍事部署。總理當時下令在軍事上做充分的准備，決不是無的放矢。

　　當時任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后來說：“我們感到最為慶幸的，是林彪沒有真的飛到蘇聯來。”不言而喻，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蘇之間的麻煩就大了，也許不僅僅是一場邊境衝突了。

　　■出逃飛机上發生搏斗了嗎？

　　9月下旬以后，國際上的各种傳聞和揣測沸沸揚揚。

　　11月中旬，駐蒙古使館從一位蒙古朋友處得知，有個汽車司机去貝爾赫礦區，從蘇布拉嘎盆地旁邊經過，看到失事飛机的中國人的墳已被挖開，有些坑已經空了。据某國外交官稱，蘇聯當局已把九人尸体挖出，進行了詳細的生物化驗，証明其中一具尸体的特征与林彪一樣，并且与林1956年留醫莫斯科的病情記錄對照，發現尸体上　少了三顆牙齒，也与病歷相符。

　　1972年1月，英國《新觀察家》駐莫斯科記者听蘇聯人講，蘇聯專家已把燒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來，發現尸体上中了九顆子彈，呈蜂窩形。這家報紙的意思是想証明，飛机上發生了搏斗，有人向林彪開槍，導致飛机墜毀。事實情況到底如何呢？

　　我空軍專家組分析，飛机起飛以后，如果發生搏斗，有人開槍，既不可能是葉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劉沛丰，也不可能是一無所知的專車司机楊振剛和正在操縱飛机的駕駛員潘景寅，而最有可能的是三個机械師（或者是其中一人），一旦知道是叛國外逃，鋌而走險，來個魚死网破。但是，對三個机械師李平、張延奎、邰起良的審查表明，他們完全沒有可能開槍。

　　9月13日半夜2點左右，潘景寅突然叫醒他們三人去給飛机加油。正在他們准備加油時，林彪乘車倉皇逃到机場，三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上了飛机。据查証，他們過去沒有佩帶過槍支，這次執行任務也沒有發給他們武器。

　　排除了外電關于飛机上發生搏斗的謠傳，那么机上人員是什么原因致死的？空軍專家組的結論認為，都是由于摔撞和被燒而死的。從尸体上的傷痕看，多是皮肉挫傷，骨骼折斷，肢体變形等摔撞傷，這些傷是飛机著陸毀坏過程中造成的。從林彪、林立果、張延奎等面部流血方向看，是在尸体摔于地上仰臥狀態下流出來的。從壓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些人是從飛机上摔出來以后被燒的，這在葉群、邰起良的尸体照片上，反映最為明顯。

　　1971年10月，埃塞俄比亞皇帝來華訪問，周總理陪同他到上海參觀。在上海，周總理抽出時間接見了上海及華東的党政軍負責人，講話中談到“九一三”事件的經過，周總理闡述了林彪之死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結合的道理。總理說，就他們所作所為來講，一家三口摔死是必不可免的，是天造地合。

　　本文摘自孫一先著《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机事件和中蒙關系波折》中
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本報有刪改

　　圖:林彪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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