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千載，物換星移。歷史走進了一個新的紀元。當人們帶著對科技狂熱崇拜的宗教情結，深深沉醉于表面的物質繁榮和輝煌當中的時候，各個國家的政府卻不得不面對國內紛爭、犯罪行為、黑社會、恐怖主義、毒品以及戰爭的困扰。當政治家無休止地在國內制定法律，在國際會議上討价還价的時候，有識之士卻透過与現代技術進步并發的道德淪喪所引起的各种人禍天災，看到整体社會從“厚德載物”的“無為而治”一步步轉向注重刑賞的“法制社會”的蛻變之路。本文愿意以歷史為背景探討政治的起源、變遷和未來走向。全文共分四個部分：
一、前政治時期

在《現代漢語辭典》中，對“政治”的定義有這樣一句話“任何階級的政治，都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和取得統治地位為目的”。如果把人類進入夏朝這個“奴隸社會”作為階級社會的開始的話，從字典的定義來看，夏朝以前可以稱之為“前政治時期”。

在《史記伯夷列傳》中有這樣一句話“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講的是堯曾經想把天下讓給一個叫許由的人，但許由不愿接受，跑到一個地方隱居起來了。

我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還在上高中。當時覺得非常奇怪。因為世人听說的大多都是某人如何使用陰謀詭計篡權，甚至為此而手足相殘，不擇手段，為什么有人會不受王位而隱居呢？后來歷史書讀得多了，慢慢才知道真正做一個好的領導人(過去叫皇帝，現在叫國家元首)，其實是個責任重大而且十分辛苦的差事。

据《東周列國志》記載，五帝時期，帝王的生活克勤克儉，“堯舜之時，茅茨土階；禹居卑宮，不以為陋”。不僅如此，帝王還必須通曉治國方略，對百姓生計負責，做到“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見《史記五帝本紀》)

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帝王能夠“明鬼神而敬事之”，以及用“修身而天下服”的自身道德表帥作用教化百姓。。舜把天下禪讓給禹的時候還諄諄告誡禹說“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孔子之《論語堯曰第二十》)

在這段“前政治時期”，帝王治國方法接近于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其最成功的地方在于“順天之義”，“明鬼神而敬事之”，因而教化大行，垂拱而治。《史記》記載說，舜的手下只有二十二人輔佐他治理國家，“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職，惟在順時，視天所宜而行事也”，而且當時百姓也攝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約束。積善成德的結果是“天不异災，土無別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讓路，犬無吠聲，稻生雙穗，夜雨晝晴”。可以看出當時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堯舜之治也因此成為歷代君王治國的典范。

二、政治的出現和蛻變之路

然而如李洪志大師在《轉法輪》中所說，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社會好象是進步了，其實是在向后退，离我們宇宙的特性越來越遠”，人的私心也越來越重，即使是做帝王的人，對天對神的信仰也漸漸淡化，逐漸把帝王這個位置看做一种特權，而不是一种責任。同時，經過夏、商、西周大約1500年左右的變遷，君王逐漸妄自尊大起來，人臣也漸以權錢為事。這一點從夏桀商紂之暴即可看出。到西周經過厲王，幽王之亂后，局面變得更加混亂，《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說在春秋時期“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數”。可以看出，其時，人們已經不再把君主的位置看做一個苦差使，因而紛紛鑽營、謀取特權。至此堯舜禪讓、許由逃隱的故事在世人眼中已經變得不可思議了。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當帝王不再能以道德治國的時候，在春秋末年出現了諸子百家。其中對后世君王治國影響最大的，一個是以孔子為代表的以仁義治天下的儒家，一個是以衛鞅、韓非子、李斯為代表的以嚴法酷刑治天下的法家。

春秋之后，法家思想曾經短暫地作為主要的治國方法大行其道。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主張：“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從這段具有代表性的法家思想可以看出，法家的治國方略概括起來就是威逼利誘，全然不擇手段，其中絕少有敬天畏神的道德約束。所以法家的代表人物衛鞅(即商鞅)以詐術奪人城池，以酷刑治理天下。他“常親至渭水閱囚，一日誅殺七百余人，渭水為之盡赤，哭聲遍野”(見《東周列國志》)。

同時法家將國家領導人作為善惡的終极審判者，無論一件事情的對与錯，百姓只能夠無條件地去服從領導人的決定。比如，在商鞅宣布變法之后，“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便，或言不便。”對于這兩种人，“鞅悉令拘入府中，責之曰‘爾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然后，商鞅就銷了這些人的戶籍，把他們發配到邊疆去做戍卒。實際上就是不讓老百姓有自己的思想，放棄自己基于道德的評判標准，而無條件地服從政府的暴力權力。

為維護這种統治威權，商鞅還制定了保甲惡法，使“十家相連，互相察覺，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与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此惡法現被中共用來對付法輪功)。目的是通過鼓勵百姓互相告發造成人人自危的政府威攝力。結果造成秦國的囚徒多得可以用百万計(按：秦始皇只建阿房宮就調集了七十余万囚徒，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最終陳胜吳廣苦于暴政，揭竿而起，遂亡秦國。而代表人物商鞅雖然為秦國變法圖強，但“法令雖行，刑戮太慘”，被秦王在都城咸陽五牛分尸。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与李斯也俱死于秦國，未得善終。

做為法家這种絕少道德教化而重以酷法威嚇百姓的政治是一种畸形的政治体系，其結果導致百姓“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這种政治思想是要對人類道德下滑負有一定的責任的。所以法家在盛极一時后，迅速走向衰敗。

秦亡以后，漢代董仲舒上書皇帝，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辟了以孔子學說治天下的里程碑。其實在孔子的主張中也有以德治天下的成分，比如在《論語》中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大意是說如果以政令刑罰治天下，老百姓雖然可能不犯罪卻仍不知羞恥，以道德禮儀治天下，老百姓不但有羞恥之心而且很規矩。但孔子學說中更多地講述的是對“仁、義、禮、智、信”的解釋和如何做到“仁、義、禮、智、信”的做人道理。

后世的皇帝和官員也越來越強調以儒家的仁義治天下，忽略道德教化，更把人最根本的對神的敬畏放在次要位置，比如韓愈的《原道》中認為“道与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者小也”(意思是老子小看仁義是坐井觀天)，甚至認為對和尚和道士應該“火其書，廬其居”(就是燒了他們的書，把他們的房子給老百姓住)，主張道德就是仁義(“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与義言之也。”)。宋太祖的宰相趙普說半部《論語》治天下，足見那個歷史時期對孔子學說的推崇。

其實，在漢代以后，真正躬行韓愈主張的“博愛謂之仁，行且宜之為之義”的仁政的也很少。大部分都是仁義治國与酷刑治國的結合。而孔子講的很多都是做人的道理，大部分讀書人學習儒家經典的目的也是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而得到人間的富貴。因此雖然有儒家經典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人的道德，但不會也不可能使君臣及民眾穩定地恢复到由于敬畏神明而達到的五帝時的道德水准。

在漢代開始，也曾出現一些有識之士提倡以道德治天下，如司馬遷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見『史記酷吏列傳』），就是說，“法令這個東西，是治理天下的根据，但它并不是決定政治好坏的根源…，講求道德的人，沒有盡到他的職責啊”；路溫舒也曾給漢宣帝上“尚德緩刑書”，讓他“尊文武之德，省法制”，但他們的聲音已經很微弱了。

這种政治蛻變的結果就是自漢代以降，百姓安居樂業的時間都比較短暫，經常要么天災人禍，要么外敵入侵，或朝代更迭，戰火連綿。“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天朝盛世屈指可數。

(待續)
轉自《明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