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年”的前哨戰
雖然唱的是民主戲文，打的可是生死之戰。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會是中共最高權力的幕后爭奪戰，它是“有中國特色”的“大選年”。即使是毛澤東，中共八大會議也讓他出了一身冷汗：在投票選舉党的主席時，毛澤東只比劉少奇多得一票，据說，這一票還是他自己投自己的。嚇得他老人家十一年不敢再開党代會，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劉少奇被棄尸河南，他确信自己在党內的地位具有絕對优勢時，才開了九大。
這就是說，中共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權威越接近，党代表大會就越難開，“大選年”的權力斗爭就越激烈，在“大選年”到來之前的前哨戰就爆發得越早，越殘酷。十大前，毛澤東和林彪的權威很接近，前哨戰是林彪被逼得出逃；十一大前，華國鋒的實力還不如所謂“四人幫”強大，前哨戰是一次軍事政變，讓后者坐了班房；十二大前，“英明領袖”華國鋒和已經掌控局面的鄧小平權威倒挂，前哨戰是另一次政變，讓華主席在家賦閑；十三大前，“儿皇帝”胡耀邦与“老皇帝”鄧小平威望十分接近，借一次學潮，將胡拉下馬；前哨戰來得最早最慘烈的要算十四大，十三大剛開過兩年，鄧小平和趙紫陽就在生死對決中兩敗俱傷，讓保守派撿得江山。
從十大到十四大，為爭奪中共最高權力，打的都是意識形態戰爭，失敗的一方不是被指責為犯了左”的錯誤，就是被指責為犯了“右”的錯誤。“四人幫”因為堅持“文化大革命”被華國鋒搞下台；華國鋒因為堅持所謂“兩個凡是”被鄧小平“勸退”，都是犯了“左”的錯誤。胡耀邦同情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被罷官，趙紫陽同情學生運動被軟禁，都被認定為犯了右的錯誤。
從十五大的前哨戰開始，中共的權力斗爭非意識形態化了。十五大前，江澤民為代表的上海幫的主要敵人，是以陳希同為代表的北京幫；而面臨退休威脅的喬石的主要敵人當然是政治暴發戶江澤民。江對陳，喬對江，都不好發動意識形態攻勢。第一，世界社會主義体系的崩潰，使意識形態喪失了最后的感召力；第二，中國社會在六四后更世俗化了，對革命圣戰感到厭倦；第三，陳希同是六四的主要屠夫之一，不能說他右；江澤民不改革，也不反改革，也不好以左右論之。
剩下的最有殺傷性的武器就是反腐敗了，江澤民和喬石都不約而同地拿起了這個武器。江派人馬發動了“陳希同案”戰役，徹底摧毀了北京幫。其手法之辣，信息來源之詭秘，使人想起東西厂，在十五大前确實起到了殺猴儆雞的作用。喬石雖然對江系展開了“泰安案”攻勢，但收效甚微。喬自己位勢較低，動員不了太大的火力。對泰安案，媒体都被壓低了調子報道。此外，泰安案直接打擊的是山東幫首領之一姜春云，對江只能是旁敲側擊，构不成直接威脅。
腐敗戰的“三大戰役”
腐敗戰在鄧小平時代還只是游擊戰，是江澤民把它變成了正規戰。這個本來要請別人入的瓮，現在他自己也在被邀請之列，而且還是最重要的貴賓。离十六大還有兩年，中共高層權力斗爭的腐敗戰已經如火如荼，但還只是開始，好戲還在彩排。
這次腐敗戰与十五大之前不同的是，江澤民從攻勢轉向了守勢。十五大前，江主要是進攻者；這一次，進攻者是別人。正在進行的“三大戰役”，遠華走私案，沈陽人質案和剛剛打響的潮汕騙稅案，其戰略目標都是衝著十六大總理候選人來的。賈慶林、李長春和溫家寶，是三個被看好的總理人選。賈和李是江澤民的人，是總理人選的雙保險；朱容基最欣賞的是溫家寶。遠華案是衝著賈慶林去的，沈陽案和潮汕案是衝著李長春去的。沈陽案端李的老窩，潮汕案打李的七寸。陳明義雖然做了賈慶林的替死鬼，但賈的總理候選資格看來也壽終正寢了。至于李長春，在此雙重打擊之下，恐怕也難逃此一劫。
江澤民疲于做抱窩的母雞
中共的總書記就象一只抱窩的母雞，有許多他不得不孵的蛋，即使有些是坏蛋。在江澤民的肚皮底下，至少有兩只他一定要捂的蛋，一只是賈慶林，一只是李長春。這兩只蛋如果被人踩碎了，其它的蛋都難保。他以賈早就离開福建為由，拋出現任福建省委書記陳明義替死。但李長春受到的是兩頭夾擊：既有“歷史問題”（沈陽案），也有“現行問題”（潮汕案）。要保這只蛋，恐怕自己也要扒層皮。
二○○一年二月七日
原載《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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