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來，在經濟体制和經濟結构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社會結构和觀念文化也步入了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在人們的觀念行為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出現了人人都能感覺到的社會亂象。官場和商場上腐敗蔓延，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日漸低下；物欲橫流，色情泛濫，假貨盛行，黑社會活躍；權力崇拜伴隨著弱肉強食，民間疾苦乏人問津，社會公正不得伸張。在這些社會亂象的背后，則存在著明顯的道德和倫理失范的趨勢。社會不但不排斥、相反卻容忍甚至接納貪瀆腐敗賣淫行賄等劣行，榮恥混淆，正誤不辨，唯利是圖。從各級官員到許多知名學者，金權崇拜泯滅了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從稚齡學童到研究生，羡富笑貧、重利輕義比比皆是。

盡管有些人認為這是資本主義侵蝕的結果，其實，了解西方社會的人都知道，中國的上述亂象其實比西方社會要嚴重得多。在中國，片面強調”把經濟搞上去”的跛腿方針忽略了社會結构的失衡和道德倫理的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遮蓋了如何”富起來”的重大是非問題。面對這樣的令人憂心的局面，道德倫理的重建本來早就應該成為一個人們關注的重心。但事實上在中國的學術界里這卻是個冷門話題。中國最活躍的那些專家們爭先恐后地把眼光投注在經濟体制和發展戰略等政府歡迎的議題中，卻很少關心道德倫理的重建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不僅僅是重新构造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的過程，也是重建道德倫理的過程。如果道德倫理的轉型過程嚴重落后，設計得再周嚴的經濟或法律制度也會在實施中被扭曲變型。因為，任何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來實施的，而人的行為不光受正式頒布的法規約束，也為道德倫理規范所左右。在道德倫理失范的情況下，人們的不當行為會把轉型中的体制引到混亂或劣性化的方向。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過程中，必然會經歷道德倫理的雙重轉型，即一方面，原來的道德倫理觀念要擺脫某些本國文化的傳統特性而向現代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念轉變，另一方面要擺脫過去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支配。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走的是所謂的”漸進”式道路，那么這兩方面的轉型就會發生很大矛盾。”漸進”式道路的主要特點就是，舊体制的意識形態仍然占据著正式地位，結果阻礙了原有的道德倫理觀念向現代社會模式的轉型。這就是中國過去二十年來道德倫理失范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為什么政府想盡各种辦法在原有意識形態框架里修補道德倫理缺失而始終難以收功的根本原因。

改革前的舊体制奠基在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意識形態之上，這种意識形態借助政治強力和國家對經濟机會及資源的壟斷，完全壓制住并進而改造了民間的傳統道德和价值觀，使得中國的全民道德倫理變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意識形態化，這在文革期間達到了高峰。那時，許多人把對領袖的效忠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把個人存在的价值理解成為領袖和党獻身，這种通過意識形態制造出來的對領袖和執政党的狂熱崇拜，遠遠超出歷史上民眾忠君的程度。雖然在當時一度鞏固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卻埋下了這种意識形態走向物极必反、今后在民間破產的伏筆。

改革開始以來，執政党為了現實需要不得不部分修改其政治理念，從”為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而獻身”改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百年不變，從”大公無私、舍己為人”變成了我”先富起來”。這樣的修改其實已經造成基本政策和干部的現實行為嚴重背离其傳統的意識形態，甚至有時与意識形態的規范完全對立。在這种情況下，仍然堅持用舊的意識形態去為政治合法性辯護，把教育系統各層的道德倫理教育仍然束縛在原來的意識形態框架內，實際上不但沒能維持住舊的官式道德倫理觀念的地位，相反卻暴露出這种官式道德倫理的非現實性，甚至虛假性。當各級干部一面以腐敗貪瀆的身教影響著社會時，他們另一方面又對老百姓空喊要精神文明。對此，社會上流傳的一种典型評价是，許多干部是”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這种言行背离的道德倫理示范社會效果极坏。

另一方面，用政治權力強行維持官式道德倫理的正式地位，又在客觀上阻止了与社會轉型相适應、能引導規范社會行為的現代民主社會道德倫理觀念的形成。這樣，官式道德倫理難以為范，干部行為給出了不良示范，而現代社會的道德倫理又遭到排斥，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的道德”真空”或失范。如果借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來說，這就是所謂的”上層建筑嚴重落后于經濟基礎并阻礙了經濟基礎的發展”。

中國有不少學者一向熱衷于論証”漸進式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我們從道德倫理失范的現狀中可以看到，單純經濟改革的轉型道路已經讓中國社會為”上層建筑的落后”付出了嚴重代价。道德倫理的失范深深影響著兩三代人，而中國今后的制度轉型又將被這兩三代人的流行行為和觀念所扭曲。如果說，完全扭轉各級干部言行相背的狀態難度太大的話，那么，改革”落后的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就成了重建社會道德倫理的主要途徑了。

原載BBC，作者為美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 ，《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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