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一位偉大的外交官華倫伯格，救助了十万猶太人，他是二戰期間最了不起的英雄。華倫伯格之所以能夠救助那么多瀕臨絕境的猶太人，固然是由于他個人近乎天使的偉大情操，以及他帶領下的工作人員無畏無私的人道主義情怀，但是，他的成功也离不開德國士兵對法律的尊重。

也許這樣說會引起人們誤解——德國軍隊對猶太人的滅絕早就嚴重地破坏了自然法上的正義，他們哪里配談尊重法律？這樣的質問并沒有錯，但是，在德國士兵殺害猶太人的同時，他們對于華倫伯格的救助行為只要合法決不阻撓。有無數次，就在大批猶太人將要被帶走，按正常程序替他們簽發瑞典護照顯然來不及的危急時刻，華倫伯格將事先准備好的假護照發給猶太人，然后要求德國軍隊放人，德國士兵二話不說，立刻放人，他們甚至只要看到猶太人手上的紙片蓋著瑞典國徽的印章就放人。這就是德國人，哪怕是在他們最邪惡的時期也有規則意識的殘存。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德國納粹為了迫害猶太人專門制定法律，他們滅絕猶太人的行動是在完全合法的外衣下完成的，這表明德國人對規則的尊崇到了痴迷的地步，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國人對規則的服從來完成他的罪惡目的。一方面，納粹屠猶似乎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納粹放人也是按照“法律”程序。在這里，德國人的規則意識成了一把雙刃劍，魔鬼可以用這把劍作惡，天使則用這把劍救人。盡管納粹的种族滅絕法律已經完全踐踏了自然法正義，真正的規則在此遭到重創，可是由于德國人對規則的熱愛，使得遭受重創后的規則只要尚有空隙，就還有彈性，就還能留下一點殘余的正義。

對于德國人來講，二戰期間的屠猶事件，是他們民族最丑惡最無恥最殘酷的記憶，但是由于這個民族對規則的著迷，使他們能夠反省，忏悔罪惡，而不回避罪惡，他們選擇記憶而不是遺忘——為了歷史不再重演，往事成為永遠的往事。就象他們全民族尊崇邪惡的法律作惡一樣，當他們被紐倫堡的聲音喚醒良知以后，他們重新尊崇正義的自然法規則使得他們的忏悔也是全民族的，這种全民大忏悔給人留下的不是虛幻的壯觀而是在人心中淚雨紛飛的感動，不是讓人嘲笑而是讓某些民族慚愧。因此，德國有在華沙紀念碑前下跪的勃蘭特總理，有在保障基本言論自由前提下取締宣傳納粹、苛謬溺死姆等言論的立法，也有千千万万向猶太人贖罪的民眾。這种高貴的民族自尊心与有些民族對自己丑惡行徑的徹底遺忘形成了最鮮明的對照。德國人因為教條主義地服從規則而為自己的民族尊嚴付出慘重代价，但是一旦他們醒悟，他們依然因為對規則尊崇的品質而重新恢复正義的規則，對他們來說，自然法曾經是一個几乎遭到毀滅性重創的規則，卻在二戰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恢复，這個具有真正理性的民族恢复了真正的民族尊嚴。這种把自己的罪惡抖漏得一絲不挂的全民大忏悔，是他們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的原因，是他們在經濟上迅速崛起的原因，是他們獲得全世界不計前嫌尊敬的原因。

在這個產生了馬丁‧路德的國度里，基督教信仰深入民眾骨髓，沒有如此深厚的宗教情感積淀，德國人不會有真正的理性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忏悔精神。他們曾經教條地服從規則，致使規則遭到重創，然而只有在這种宗教積淀中，修复規則的理性和情感能力才會發展出來。

民族与個体的人一樣，都不免犯錯誤，可怕的不是犯錯誤，而是在錯誤中輪回，以至于喪失了對歷史的記憶，這樣的民族沒有歷史，因為他們沒有在民族品格上拉開歷史与現實的距离。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永遠有歷史的記憶和反省，忏悔甚至批判，他們的歷史永遠被記憶地拋棄，記憶地提留，他們在品格上創造歷史与現實的距离，因為他們在不斷地提升民族品格，這樣的民族墮落了還能重新振拔。規則被破坏甚至受到重創，她依然能夠修复。(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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