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哥侖比亞大學黎安友等教授編輯在《Foreign Affair》上發表的“天安門文件”,据說由中共高干化名“張良”者提供机密文件。敏感的時机，熱門的話題，神秘的高干身份，更佐以哥侖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以及《外交》雜志的聲譽，自然引起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們的關注，可以說造成了相當的轟動。然而“文件”的真偽卻是個難以不容回避的關鍵問題。也自然成為議論的焦點。有人想淡化真偽問題，倡言只要對中共造成衝擊就是好的。誠如吳稼祥先生所批評的，如果所謂“文件”是假冒的，那將是一大丑聞。那難道不是對“六四”的褻瀆嗎？其實教導們不要認真研究“文件”真偽的先生們，心里明白那所謂的文件是經不起推敲的。
由于文件的真偽關系重大，筆者本來准備在讀到文件的中文版之后再加以評論，恰巧相信該文件真實性的何頻先生（該書中文版的出版者明鏡出版社的總編）的一番話使我對其真偽有了基本的概念，几乎不必去詳細閱讀冗長的文件了。關于何頻先生的這番話的報道不算長全文照錄如下：
“何頻十三日在接受溫哥華新城市電視台采訪時透露，《中國「六四」真相》中有一些明顯的細節錯誤，例如說拒絕中央軍委鎮壓學運命令的三十八軍長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將徐海東之子，但是《中國「六四」真相》的基本材料是真實的。明鏡出版社是《中國「六四」真相》的中文版獨家出版者，該社總編何頻為极少數几個看過中文原文者。何頻在接受溫哥華新城市電視台采訪時說，任何人都無法保証歷史料的百分之百的精确性，判斷一部史著的真偽，最重要的是看其基本材料是否准确，根据何頻的判斷，《中國「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沒有重大的破綻。
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四月十五日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的編者說，這是為了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12周年。近日，全球各媒体大篇幅報導該書，但援引的內容來自英文版的《天安門文件》。中文版內容至今未見披露。中文版內容是英文版三倍。不過，何頻在看完該書中文稿后，即透過黎安友教授向編著者指出，對書中指拒絕中央軍委鎮壓學運命令的三十八軍長徐勤先是中共已故大將徐海東的儿子表示疑問。但是《中國「六四」真相》的編者仍保持了始材料的原貌。
何頻說，類似這樣的細節問題，書中可能會有一些。如有知情者對這些內容進行糾正，將使《中國「六四」真相》更接近真相。
從這段報道中我們可以汲取兩個信息：
第一，何頻先生發現了該所謂“文件”的一個細節錯誤。這個細節雖然對于六四事件的發生進程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卻無論如何不是在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中可能發生的“錯誤”。也不是能夠接触到政治局机密消息的人可能發生的錯誤。這一點，是事實，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何先生的誠實。而且這樣的細節錯誤還有一些。
第二，何頻先生本人是相信該書的真實性的。并且斷言“《中國「六四」真相》基本材料沒有重大的破綻。”
第一點是“事實”，是所謂“文件”存在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何頻先生的發現。每個人可以据此得出自己的結論。第二點是何頻先生的判斷和立場。由于他相信“沒有重大破綻”使他關于細節錯誤的發現更可信。但是，這既然是何先生的判斷，同意不同意會因人而异。例如筆者雖然相信何頻先生的品格和敬業精神，卻認為他的“基本材料沒有重大的破綻”只是文件的“真實性”必要條件。一個“小的破綻”可能足以証明所謂“文件”是偽造的。尋找這類“小的”破綻是鑒定文件真偽的基本方法。
為了說明這一觀點，我們不妨分析下面的例子。假設筆者寄給你一張照片，是筆者在蒙娜麗莎名畫旁照的，筆者聲稱那是在巴黎旅游的留影。你信也不信？那蒙娜麗莎可能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真實，是買的复制品，決無大的破綻；但那鏡框卻是筆者畫的。造這樣一幅假照片騙過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非專業人士并不難。
如果說我們是在談論一部關于“六四”問題的歷史專著，“沒有重大破綻”應當可以及格，我們不能苛求。但是“張良”賣的關子是“机密文件”。我們就要在是否是“文件”上叫真。不幸的是黎安友等人既沒有鑒定的功力,也沒有鑒定的意愿。此即“君子可欺以其方”之謂也。多年來我對西方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國問題專家學者感到非常失望。他們的耳朵好像是長在自己的嘴里，只能听見他們自己的聲音。
如果在真偽上叫真，“文件”把38軍軍長徐勤先說成是徐海東的儿子這樣的細節就不應放過。這是一個什么樣的錯誤呢？“文件”的作者居然創造出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說：“徐海東有個儿子，叫徐勤先，是三十八軍軍長……”。徐海東為十大將之一，長征到陝北時他作為劉志丹的主力，接應有功，毛澤東都敬他三分；另一方面，三十八軍是解放軍主力之主力，號稱万歲軍，當年在朝鮮戰爭初期，彭德怀批評三十八軍過了頭，梁興初（時為該軍軍長）當場頂回去說：“你熊我梁興初可以，熊三十八軍不行。”打了胜仗之后彭德怀帶頭喊“三十八軍万歲”，等于是向人家道欠。這樣一個主力軍的軍長的底細還有楊尚昆去介紹？而楊尚昆，軍委常務副主席，又錯把這么重要的一位軍長當成徐海東之子。這可能么？這樣的“机密”文件居然也有人信。
再說，“張良”的身份，固然可以對公眾保密但應當通過可能的渠道查証。以美國人的辦事效率和情報資源，查清“張良”的身份不是難事。
那些載有“文件”媒体，可能是磁盤吧，也應進行多种技術鑒定，這里造假的痕跡是很難逃過專家的診斷。
老實說，以現在已經發表在《外交》上這小部分來看，所謂”沒有重大破綻”都很成問題。只不過喜歡自欺欺人的君子們硬是要把破綻當成美麗的花紋罷了。這里只提三個問題。
第一，“文件”的一個“重要的新”材料，是鄧小平要戒嚴的一個原因是怕被軟禁。這即不符合鄧小平的個性也不符合當時的形勢。鄧怕的是運動蔓延到全國各地，全面失控，甚至發生文革那樣的“全面內戰”。但決不什么被軟禁。以鄧的威望，對保衛工作的重視，軟禁他是不可想象的。編出這樣的故事倒真需要一點想象力。
第二，“文件”另一個新材料是鄧小平曾提名李瑞環當總書記，而陳云和李先念提名江澤民。而陳云的理由是「我到上海几次，江澤民都与我見面，給我印象是為人謙虛，在上海人緣不錯」。阮銘居然說這“完全符合陳云行事風格的真實”。阮銘自己冒名為胡耀邦的智囊，對冒牌儿貨有天然的同情。阮銘從來沒有接触過陳云，也沒為陳云寫過傳記，對陳沒有任何深入了解，憑什么打這個包票？可惜，任何對陳云稍有了解的人，包括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是當代中國政治家中最正派，最清醒，最識大体，最不謀私利者。他又曾主管人事工作，如果他發言不會說這么几句庸俗的話。再者他也不是只到上海几次，他年年都去上海。（請《文件》再版時把這句話改成“我每年去上海……”會“更接近真實”。這大概就是先出英文版再出中文版，而且相距好几個月的奧妙所在。）李先念當然會支持江澤民，但是，李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沒有提接班人的資格。從我在八九年知道的，以及去年回國時听到的小道消息，都是說鄧征求陳的意見后提出的。提接班人這樣的頭等大事鄧小平會胸無成竹就召開七嘴八舌的“八老會議”？鄧小平是何等精明，連毛澤東都稱道他“棉中有針，表面上和气，肚子里是鋼鐵公司”。而在“張良”們的小說里，變成了沒有主見的草包。
提江作接班人，鄧小平是很用了一番腦筋的。為了繼續改革開放，他必須阻止李鵬上台。而李鎮壓“反革命暴亂”有功，又是政治局常委中緊排在趙紫陽之后者，又有鄧穎超，楊尚昆等的支持，接班之勢簡直順理成章。即使我們今天作事后諸葛亮，算來算去也只有江澤民能把李鵬比下去。第一，江在處理上海的“動亂”問題上，從中共角度來看，表現可圈可點，在老人中間頗得好評。第二，他也是烈士子弟，更有李先念視之如子，李的背后又有徐向前及四方面軍。李鵬雖有楊尚昆的支持，但楊必須看鄧的顏色行事，決不敢多說不該說的話。鄧唯一須要打通的關節是陳云，只有陳云有資格提出与鄧不同的人選。正如鄧親自講過的，《文件》中也引用過，他是跟陳事先商量，征得陳云同意后才提出的。如果是陳云建議江澤民作總書記，鄧小平在公開場合不會隱瞞這一點。而鄧一直說是他征求陳等的意見，顯然是鄧自己選定的。
鄧小平根本不可能提李瑞環當總書記。因為李但沒有后台，沒有背景，無法与李鵬向比。再者，在學運其間，天津市政府派車把學生送往北京在保守派中引起不滿。
制造這樣的神話無非是想制造一點混亂，猶如所謂康熙遺詔“傳位十四子”。但是靠這种銀樣蜡槍頭的下三爛的謠言能成气候嗎？中國畢竟早已不是一言九鼎的時代。鄧小平活著的時候從來沒有“一句頂一万句”過，現在一句謠言會動搖政局？如果這謠言有什么作用的話，就是可能使李瑞環陷入被動地位。按照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教導，不用別人開口，李瑞環自己都會渾身不自在，“怎么敵對勢力就看中了我呢？”
會是開過的，但不叫什么“八老會”，是什么會，我不是“張良”的語文老師，沒有義務給他改稿子。”張良”先生（或先生們）總該看報上發表的從英文翻成中文的《文件》吧？有那么多港台味的東西，竟讓趙紫陽說“我從北韓回來……”“張良”們為何一言不發？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從英文翻回中文，只要把英文發表的段落的“原文”提供給中文媒体就可以了。“張良”之所以先發英文三個月后再發中文就是要讓大家給他們義務改稿堵塞漏洞。
第三，促使鄧小平說出“四。二六”那一番話，以及最后作出鎮壓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們所掌握的大量的關于民運串聯活動的情報。然而“文件”對此諱莫如深，一字不提。這難道不是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側面？“張良”們當然也肯定掌握相當數量這方面的小道消息，但是若把美國大使夫人出入北大鼓動民主的材料放到黎安友等美國教授面前豈不令人尷尬，為投其所好當然只能割愛。但是如果我們要了解中共高層決策的內幕，那可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了這個方面豈不是一大漏洞。但在“張良”的追隨者看來，這就像露膝蓋的牛崽褲，是新潮不是破綻。是精心按照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和所謂民運精英的口味設計的。
一人作假，不足為怪，或為名或為利，古今中外，時有發生。老外們信以為真，當然也要丟面子，但人家畢竟是外國人，對于中國的事情總是不大了然。而且西方媒体對國際事務報道上的失誤与謊言司空見慣沒有人很在意。可是，作為中國人，特別是民運人士，不去辨認真假，甘愿与騙子為伍，恐怕是病篤亂投醫。這不但与事無補，也不只是貽笑大方，更重要的是敗坏了六四的聲譽。如果你們心中還有死難的烈士，就應當把“文件”的真相查清楚。否則你們良心何安！？你們可還有安身立命之根据？誰還會對你們抱任何希望？
明鏡出版社把“文件”（papers）改成“真相”，大概是想避開“密件”的渾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在六四問題上我還是希望你們首先做個有脊梁骨的中國人，在判斷真偽上盡到出版者的責任。(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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