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一個在中國現代革命史和現代文學史上引起關注的人物。關于他的命運的結局、對于他的不實之詞的推翻和平反以及他的家人的情況，媒体均有過報道。本篇以翔實的描述，并循其性格發展的邏輯，向人們展示了在其漫長的人生中以獨异的性格稟賦，在風云際會的時代潮流中鑄就的生命之花的悲劇。

故鄉与家園

　　在豫南大地，大別山北麓，淮河之濱，坐落著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潢川，這就是王實味度過童年的地方。這是一座美麗的小城，一條悠悠小河從城中橫貫東西流過，城池也被划為南北兩半，在這里至今還有著很多神奇的傳說。
　　史載，在春秋時代，這里屬于黃國都城。
　　公元前704年，江淮大國楚舉行諸侯會盟，黃國雖是小國，卻傲骨錚錚，拒絕參加。
　　公元前656年，楚又會諸侯于沈鹿，黃國仍不予理睬。
　　盛怒的楚國終于在公元前649年將黃國吞并，從此黃國歸屬楚地。
　　黃國地處楚國疆域的中心，春秋以后，中原文化漸為楚文化所侵蝕，中原地區形成兩大文化系統，而黃國恰成一個紐帶起著承轉的作用。
　　這樣，楚文化的騷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构成黃國百姓特有的性格特征。
　　1906年3月12日，當春天透出第一片嫩綠時，王實味出生于古城樊城鋪一個普通的耕讀人家。父親王言炳，靠教書种田為生，清光緒年間中舉，因而周圍城鄉百姓都稱為王舉人或王孝廉公。王姓是鄉居當地的大戶人家，擁有大量的田產，但獨王言炳無一壟地、一畝田，隨著生齒日繁，家境漸入困頓，當時街上流行這樣一句話：“听見呼嚕嚕嚕嚕，王舉人家喝稀粥。”
　　王實味有兄弟姐妹共八人。
　　王孝廉公雖然中舉后步入仕途，但他清正剛直，官職微小，并不能改變家境的清貧。他一生不忘教育，晚年仍任縣弋陽高中教職。
　　王實味五歲喪母，在繼母和姐姐照料下生活，他自幼就發奮讀書，先隨父親習誦四書五經，因此打下較為深厚的國學根底。父輩的教誨、家庭的熏陶和周遭平民百姓困苦的人生事實都影響著幼小的王實味。
　　王實味主要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學時期，他接受了進步老師的教育。他与同學徐智雨、戚宇凡后來成為中共党員，徐与戚還是潢川縣党組織創建者。
　　童年的困苦，中學時代的教育，都在王實味此后人生路途的抉擇中留下抹不掉的印痕。
　　1923年秋，王實味拿到中學畢業文憑后，即考取設在開封的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這件事曾在這豫南小城引起一陣不小的轟動。
　　十七歲的王實味從此別离親人和故土，走向遼闊的人生舞台，開始漫漫長路的人生之際遇。

苦悶的青春

　　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是當時開封最好的學校，畢業生大都被送到國外留學。但由于家庭經濟本來就不好，伯叔們又鬧分家，王實味經濟來源無著，因此他僅在此讀了一年英文，就不得不輟學。
　　恰在此時，設在開封南關的河南省郵政局公開招考郵務生，考試科目是中文、英文作文和英語口語。待遇是月薪三十銀元，條件相當不錯。王實味毅然投考，揭榜時，王實味名列榜首。
　　王實味考取郵務，在一般人看來是求之不得，可對這位不得不輟學就工的青年來說卻實非心之所愿。他對一同考取的另一名派往許昌郵局的同行說，自己才十八歲，正是讀書的大好時光，此切斷一切前程，實在痛心；他憤激地表示在洋人鼻息下求生活，絕對不能忍耐。作郵務只是暫時解燃眉之急，一年后積蓄些錢以同等學歷報考大學。
　　果然，1925年夏天，王實味辭去工作，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預科。
　　王實味在駐馬店郵局一年的生活情況，我們無從知曉，但他后來留下一部中篇小說《休息》，卻以自傳性日記体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了他這一年中青春的苦悶。
　　小說一開篇，王實味就寫道自己离開學校生活，“怀著滿腹鬼胎走向這黑暗齷齪的社會路上來。心頭不覺有种种疑慮与憂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將向他呈現一种什么狀態。”
　　《休息》由假托名為黃秋涵的友人寫給實徽的十一封信組成。全篇沒有明顯的故事情節，只任主人公用一支抒情筆致漫暢地寫來。敘說了秋涵從失學到求職做郵局職工再到失望自殺的經過。其情感思想也可見出王實味本人的思考。
　　秋涵在信中解剖說自己有著“暴烈的火性，急躁的性情”，他不斷閱讀《創造周報》、《東方雜志》等進步報刊，自以為是“自覺的青年”，這都可看作是青年王實味的實況。
　　秋涵在第八封信中表示：“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与責任。”
　　青年王實味對黑暗社會的憤激与痛恨，搏擊社會的理想和熱情躍然紙上。

戰斗在北大的共產党人

　　《休息》是王實味于1925年底完成于北京大學的。
　　北大當年是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這里哨集了中國的一代精英。王實味同王凡西（王文元）、張光人（胡風）等編在一個小班。此時的王實味正值青春年華，滿身是雷是火，他仿佛置身于一個嶄新的天地，矚望到了理想人生的星光。他思想一天天開闊，在共產党員和進步教師的引導下，他積极參加學生運動，并請求入党。
　　1926年春，王實味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鄉、河南洛陽人陳清晨（陳其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党。陳清晨此時就讀于北大哲學系。王實味那時住在北大西齋學生宿舍，緊張的學習生活以外，他常滿怀激情，伏案創作至夜深人靜。20年代中期雖然已是“五四”落潮的苦悶時代，一批來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卻在古都不時掀起文學新浪潮。
　　1926年7月，王實味創作了近三万余言的小說《毀滅的精神》，他將目光瞄向創刊已二年多的北京影響很大的《現代評論》。當時《現代評論》發表作者的稿件，除贈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可是王實味，這個無名作者在投寄稿件的附信中儼然聲明，要求稿費三十元，否則就請退還稿件，現代評論》負責稿件的陳西瀅（陳源）為這無名作者的要求躊躇起來，他為此專門開了一次會，結果議決破例支付王實味三十元稿費，此事一時在京城文學圈內傳為美談。
　　一邊學習功課，一邊從事創作，還要參加地下党的組織活動，王實味的生活充實而又忙碌。
　　1926年秋，王實味所在的北大支部又吸收了兩名新党員：來自湖南的李芬和劉瑩。就是這兩位湖南妹子与王實味此后的生活有著重要的關聯。
　　僅几次見面，并沒有深交，不想，二十歲的王實味愛上了沉著、剛毅的李芬，他不斷給她寫情書，要求會面。
　　比王實味大二歲的李芬對這位來自豫南小城的青年有很不錯的印象，但她有難言之隱而不能接受這青年執著火熱的愛心。原來，在家鄉時她已經歷了一場愛情悲劇。1926年秋考入北大中文系預科班后，她立志不再結婚而將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獻給革命。她不敢給王實味回信，但墮入情网的王實味卻將一封封情辭懇切的信件不斷送來。無奈之下，李芬就約劉瑩一起准備將此事報告支部書記、自己的湖南同鄉段純，想請他出面向王實味轉達自己的隱衷而就此了結這一情緣。段純听了李芬的述說后，卻用激烈的態度對待王實味，他沒等李芬把意思表達完，馬上就讓人請王實味來，不等王實味分辯，就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要王實味此后不要再“糾纏”李芬。
　　性格火躁的王實味自然不服气，他認為戀愛是個人的隱私，是自己的權利，党不能包辦，他僅是給李芬寫信，并沒有無理取鬧，支部也無權干涉。他更不能忍受書記的粗暴態度。兩人就此爭吵起來。
　　段純決定召開一次支部聯席會議解決所謂王實味戀愛事件。他在發言中認為王實味之所以入党的動机就在于為了方便追求女性，在這革命斗爭异常緊張与艱難之際，王實味身為党員，卻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無恥勾當，實在是荒唐之至。他主張會議通過決定，給王實味以嚴厲的党紀處分。參加會議的人大都發言批評了王實味，但沒有人同意段純的“卑鄙動机論”。王凡西當時發言說不要把屬于私人性質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角度來考慮。會議結果以給王實味一個正式批評，要他不再給李芬寫信而結束。
　　王實味列席了這次會議，他出奇地冷靜，靜靜地听完大家的批評，表示接受組織的意見。但是，當晚王實味就跑到王凡西的宿舍，情緒非常激動，說自己沒法不愛李芬，不過他會克制自己不再給李芬寫信。他認為段純對戀愛的看法是封建的，處理這件事的態度是官僚的。
　　王實味此后确實再也沒有給李芬寫信。但他卻不能夠克制自己，他又找到段純，向他大聲吼出自己的見解，段純惱怒之級，罵王實味無組織無紀律，并說再鬧就將他開除出党。
　　就這樣，在這次戀愛風波結束后，王實味离開了党組織。
　　但是，初戀的情怀不能忘卻，几年之后，當王實味得悉李芬犧牲的消息后，恨得切齒捶胸，他要立即找到組織為她報仇；此后在惹來殺身之禍的那篇雜文中王實味仍悲痛不已、并深情地憶念：“想起她，心臟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得血液循環得更有力，我會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的影子吸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斗的力量。”
　　脫离了党的組織，愛而不得的憂傷困扰著這年僅二十一歲的青年書生，然而經濟上的重負又逼迫而來，工作一年的積蓄已用光，微薄的稿酬杯水車薪，家庭不能給予支持，王實味再一次品嘗被迫輟學的痛楚。
　　王實味离開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求索。

与劉瑩結為夫妻

　　王實味万万沒有想到，自己為了追求李芬，脫离了党組織，最后卻与當年与李芬形影相隨、一起東奔西走做地下工作的另一位湖南妹子劉瑩結下了秦晉之好。
　　1929年初，無處安生的王實味借住在當年北大同一支部的同學曹孟君家。在南京曹孟君家，王實味遇到從湖南赴上海的劉瑩。
　　劉瑩和李芬是曹孟君的入党介紹人，這次劉瑩作客南京，意外遇到王實味，兩人不免將王實味作為閑談的一個話題。
　　曹孟君告訴劉瑩，段純對王實味的處理給他的打擊很大，但王實味還心向共產党，他是一個极有正義感的青年，劉瑩還從曹孟君處知道了王實味的家世和經歷。
　　劉瑩這次路經南京，主要是到上海尋找組織。
　　見到王實味，劉瑩自然想到了李芬，在北大，李芬是像親姐姐一樣對待她的。王實味自然也記挂著李芬，劉瑩沉痛地告訴了王實味李芬在家鄉壯烈犧牲的經過。
　　1927年冬，李芬是被組織派回家鄉從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她以教書為掩護与中共湘西特委聯絡并組建了中共寶慶特區城西中心支部。
　　由于叛徒告密，李芬遭到邵陽警備司令部的搜捕。李芬恰巧不在學校，她轉移到姑嫂家躲藏，此時，李芬的二伯父李維寬知道李芬被通緝，他也知道李芬手中有父親留下的巨款，為私吞這筆巨款，李維寬父子將李芬騙回家，并軟禁起來。李氏父子勸親侄女李芬投案自首遭到嚴辭拒絕，他們竟將李芬捆綁起來送到敵人手中。
　　1928年7月25日，李芬就義于邵陽大祥坪。臨刑前，她將自己的三套衣褲、襪子都穿在身上，用針線密密縫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的圣洁，她還在自己胸前縫了一塊鮮紅的大紅布，象征對党的赤誠。
　　王實味听完劉瑩的講述，心如刀絞，淚涕如雨。
　　此后不久，王實味与劉瑩兩人先后抵達上海。
　　它鄉异地，兩人交往日深，感情日切。心中都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愿望。
　　1930年元月，劉瑩与王實味結合在一起，他們在菜市路租了一間亭子間做新房，開始了新的生活。

文學姻緣

　　從考入北大始，王實味就開始了自己的文學旅程，他得到現代評論編輯陳西瀅的賞識，并与詩人徐志摩結下文學姻緣。
　　王實味最早投稿的短篇小說，是他描寫极具故鄉潢川風土人情的《楊五奶奶》。其實，徐志摩任《晨報》副刊主編時，將王實味的這篇并不成熟的小說置于篇首，表現了他對文學青年提攜的熱心和對王實味的器重。
　　王實味到南京后，沒有放棄對文學的追求。那時，他的北大同學，好朋友張天翼也在南京一机關任小職員，正在成功地發表小說。
　　同學相逢，而且兩人都有對文學的愛好，自然話題都集中在文學上了。面對紛繁的文學現象和自己在文學路途上跋涉的艱難，王實味与張天翼兩人商量分別給魯迅先生寫信寄稿請教。
　　确實，在《魯迅全集》中我們仍能查到1928年10月19日魯迅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晴。上午得語堂信。得張永成信。得史濟行、徐拘瀾、王實味信，午后复。……寄還王實味小說稿。
　　劉瑩到上海后，按照楊善南信中的指示，她來到指定的一所學校找接頭人，但或許因時間隔得太長，未聯系到。組織關系中斷了。
　　心中失望的劉瑩只得先報考“同德產科學校”，錄取后住進學校宿舍。
　　与劉瑩住在一起的一位女同學張肖瑜，是曾任國民党政府要員張難先的女儿。她是南洋醫科大學學生，地下党員，因南洋醫大無宿舍，便轉學到同德產科學校。當她得知劉瑩因失掉組織關系而苦惱時，便介紹她到南洋支部接上關系。
　　王實味見到劉瑩后，告訴她，自己決定以賣文為生，一邊寫小說，一邊想搞些文學翻譯。
　　劉瑩接上關系后，并沒有打算介紹已脫党的王實味重新回到組織中來，因為她當時認為，王實味覺悟實在太低。王實味整日整夜在亭子間爬格子，他對劉瑩一本正經地說：“父親年邁，家境貧寒，我要努力寫作，先掙一筆錢送回家給父親儲備起來做養老金。這樣，解除了我的后顧之憂，那時再考慮入党，了無牽挂一心一意地為革命工作。”
　　生存是前提，劉瑩一邊讀書，一邊做地下工作。兩人的生活費也只能靠王實味賣稿子了。但這并不影響劉瑩對王實味政治覺悟的估价：一個革命者怎么能首先考慮自己的家庭呢？先給父親掙錢后入党的思想不符合党的要求，因此，對王實味還得繼續觀察、幫助。
　　王實味雖然那時發表了一些作品，但畢竟不是名作家，靠掙稿費養家糊口畢竟捉襟見肘，劉瑩也因經濟逼迫輟學在家。
　　一日，二人在《申報》上看到一則啟事，說是奉天（遼宁）省庄河縣高中招聘教師，薪水從优。王實味急忙寫信應聘，回信說王實味月薪一百元，劉瑩六十元，食宿費自理，一學期只發五個月工資。
　　雖然每學期只發五個月，但月薪不菲，而且是固定的收入，劉瑩征得党支部同意，隨丈夫一起赴東北執教了。

在上海以寫作為生

　　他們1931年初去庄河，只呆了一個學期，積蓄了几百元于1931年夏初返回上海。租房、買糧，手頭上的零用錢頃刻花光，而王實味對存款一個子儿也不准動，他說這留著送給父親。
　　劉瑩此時已有身孕，但她著急的是再次失掉了与組織的聯系，因為她的聯系人張肖瑜离開上海到內地讀書去了。由于那時劉瑩對党內盲動主義路線有些看法，因此決定等孩子生下后再与組織聯系。
　　誰曾想，劉瑩此次脫党竟再也沒能回到組織中來。
　　兩人的生活只能寄托在王實味的一支筆上。這時，王實味又得到了徐志摩的幫助。其實，1929年到上海后，王實味即与徐志摩有了聯系，他几年前創作的中篇《休息》就是這時被徐志摩編入自己主編的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徐志摩介紹這部小說時認為：“取材嚴格，文字优美。”
　　王實味由創作轉入翻譯也許也与徐志摩有關。他的第一本譯作，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也是經徐志摩之手編入自己的叢書內出版的。
　　在几年中，王實味先后譯有都德的《薩芙》，高爾斯華綏的《福爾賽世家》，奧尼爾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還鄉》等五部世界名著，分別編入“世界文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全集”，由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出版，字數一百余万字。
　　徐志摩在王實味的文學道路上扶持有加。但王實味与他卻保持著距离。
　　一次，王實味正在街上疾走，后面一輛轎車在他身旁戛然停下，車門打開，跳出了風流調儻的徐志摩，他熱情邀請王實味搭車并要送他回家，誰知王實味不買這個人情，堅持自己步行。
　　又有一次，因書稿的事王實味約好了与徐志摩會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時到了徐志摩家，可徐志摩竟失了約；第二天，王實味再去拜訪，這次卻去早了一點，一進門，娘姨對他說：“大少爺還不曾起身”，請他稍候。王實味頓時無名火起三千丈，掉頭就走。回家后，結結實實寫去了一封信，用尖刻的措辭將徐志摩大罵一頓。徐志摩接讀來信，自覺理虧，當即摸到王實味的住處，著實道了歉，兩人才言歸于好。最后講定由王實味幫忙翻譯哈代的《還鄉》。
　　在上海時，与王實味往來的朋友不多，那時在南京的張天翼常來看望他們。每次王實味都是盡其所有來招待老同學。晚上，王實味与張天翼就睡在地板上，兩人互稱“伙計”，天南地北，從國家形勢到文藝界狀況乃至北大往事，無話不談，非常投机。
　　不想，由于王實味的狂气和尖刻，竟使二人中斷了交誼。
　　那是1932年春夏間，張天翼又來看望王實味一家，當時，他們已有了女儿勁楓。半歲不到的女儿長得非常可愛，還未婚娶的張天翼逗著孩子，這時王實味用尖刻的語言開起玩笑來：“你配有這樣的好孩子嗎？”
　　雖然王實味對朋友內心如一團火，但他的俏皮話、諷刺話卻讓人難以接受。經受這次領教后，張天翼再也不來看他們了。
　　這年夏天，王實味一次領了一筆不小的稿酬，他連同在庄河縣帶回的存款兌換了四百塊銀元，用鐵皮箱釘好匆匆赶回故里。
　　七月流火，王實味返回上海，那時他們已遷居法國公園附近福履理路建業里東街71號。王實味仍得靠拼命地譯書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日子雖然拮据，可王實味也有“大方”的時候。
　　有一次，他興衝衝地領回三十元稿費，赶忙讓劉瑩去買急需的米、油、鹽等，劉瑩走后，王實味就去房東處交積欠的租金。交完租金回來推門一看，王實味愣住了，只見屋內一個男子拿著箱子正准備往外走，大白天行竊！王實味气极了，他怒目而視，攔住已放下箱子要出門的小偷。這時，竊賊“扑通”跪在地上，哭訴自己實在無法才走上這條無恥求生之路，他是個鞋匠，收入不能養家，恰逢儿子重病在床，無錢求醫，才出此下策。
　　王實味看到竊賊跪下哭訴，气消了大半。他心里想，你不能騙我，就拉起竊賊一起去他家核實情況。果然，竊賊破爛不堪的家中一個孩子正發著高燒躺在床上，妻子在哭泣，很是凄慘。此時，王實味的气憤蕩然無存，他掏出交房租后剩余的十余元錢交給竊賊，要他赶緊送孩子去醫院。后來，鞋匠帶著已病愈的孩子提著禮品來道謝，王實味卻堅決不收他的禮物。他對鞋匠說：“你們的生活比我們苦，留給孩子補補身体吧。”
　　有一天，王實味送稿到中華書局，在交稿間隙，他翻看自己上次交來的譯稿，不禁火冒三丈，原來，錢姓編輯在王實味的譯稿上做了一些改動。王實味激烈地指責錢編輯不懂裝懂反而弄巧成拙將文章改坏了。編輯老爺豈容指責，錢編輯竟傲慢無禮，口出惡語將王實味訓斥一通。這無异于火上澆油，王實味當場拿回譯稿，撕碎与中華書局的譯書合同，拂袖而去。
　　中華書局是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出版机构，人們以能在這里出書為榮，書局已給王實味出過几部書，簽定長期譯書合同，大半等于有了鐵飯碗。王實味撕掉合同，自然不會再回頭。
　　飯碗砸了，气憤難平，王實味又吐血不止，一檢查，是可怕的肺病！真是屋漏又遭連陰雨。
　　得知王實味患了肺病后，劉瑩力勸他去杭州養病，她說：“我帶孩子回長沙，求父親幫助，每月給你寄三十元，你安心養病好了。”就這樣，夫婦變賣了家當，備齊路費，王實味赴西湖養病，劉瑩帶著幼儿西行長沙。

与托派往來埋禍根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實味在一家書店偶遇已三年沒見過面的老同學王文元，王實味告訴老同學他已与劉瑩結婚了，王文元說他被派往蘇聯學習，才回國不久。
　　不久，王文元再次登門，請王實味幫忙譯點稿子，他說想送妻子回娘家安慶生產，手頭拮据，接了一部書稿，急于交稿。王實味爽快應允，接過一疊原稿，埋頭譯了起來。直到王文元來取稿子，王實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傳》中的兩章，那時王實味脫党有年，對托洛茨基不甚了解，而劉瑩則知道，因為党內曾傳達過文件，托洛茨基是反党人物，這引起劉瑩的怀疑，送走王文元后，她警告王實味說王文元有可能是托派，要少与他往來。
　　直到多年后，王實味夫婦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參加了托派組織，他1929年回國，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一段時間，后來党組織發現他參加托派活動，周恩來曾勸他与托派脫离。王文元不听勸告，當上了托派“中央委員”，后被党組織開除。
　　那時，在与王實味的交往中，王文元并沒有宣傳自己的托派觀點，當時他与王實味常討論的是人性論問題。王文元要急于換錢的托傳并沒有出版。
　　那時，王實味為生活所迫，忙于譯書，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對派組織，兩人見面机會并不多，到1931年初，王實味、劉瑩赴東北應聘，一年間，兩人來往不上十次。
　　等王實味夫婦回到上海，王文元已被捕兩個多月了。1932年春天，王實味曾帶著一包食品和兩本書去上海漕河涇監獄探望王文元，兩人沒能見面，東西是托看守轉交的。王文元1934年底出獄，此時王實味早已离開上海了。
　　在上海，王實味還遇到了托派另一重要成員陳清晨。陳清晨是王實味的入党介紹人，在北大，他們又有同鄉之誼，陳清晨溫厚謙和，王實味把他視為老大哥。大家特別對陳清晨的人品贊不絕口。
　　陳清晨來過几次后，王實味和劉瑩几次問及他的住址和工作，陳笑而不答，因為對陳清晨的好印象，他們想到陳清晨很可能已在党內擔任重要職務了。
　　陳清晨像在北大一樣熱心，看到王實味一家經濟困難，主動借給他們錢款。
　　1932年春天，陳清晨又來造訪。王實味和劉瑩這次想托陳清晨介紹他們与“左聯”取得聯系，不想陳清晨的回答令他們吃惊和意外。原來，陳清晨也已脫党。
　　聯想到陳清晨在談話中常提起王文元，并流露出他倆的交情不一般，王實味、劉瑩也開始怀疑陳清晨的身份了。此時，王文元已被捕在押，王實味夫婦知道不能再与陳往來了，但又怎么公開拒絕呢？最后，兩人想出了唯一的辦法——搬家。
　　他們搬到劉瑩的同學童文煥家，無聲無息，切斷了与陳清晨的往來。八十年代，任教于南京大學的童文煥之子趙力田還寫信給劉瑩，憶及他們三十年代借住在他家時在他幼年的記憶里留下的印象。

南北轉徙

　　劉瑩帶著孩子回長沙娘家。每月從家里給王實味寄去三十元錢，供他養病之用。
　　1933年11月6日，是女儿王勁楓兩周歲的生日。劉瑩收到王實味從杭州寄來的一張攝于西湖之畔鮮花叢中的一幀全身照片。照片的背后王實味寫下兩行飛洒的文字：楓儿兩周歲生日，爸爸時養病西湖。明年杜鵑花開時，將与吾瑩及楓儿相聚于西子湖畔也。
　　這張王實味送給女儿生日禮物的照片曾歷經歲月的劫難。在“文革”期間，劉瑩害怕抄家時被人發現背后的文字，便用剪刀剪下王實味的上半身以便隱藏。
　　這竟成為王實味留給世人的唯一一張幸存的殘缺照片。
　　1934年春，王實味在杭州養病已近一年。不能總是靠妻子娘家寄錢養活，在病情好轉后，王實味又開始尋找職業。
　　一次偶然的机會，他听說原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校長如今在山東省教育廳當秘書長，他便寫信求老校長幫忙謀份職業。就這樣，他到了濟南，在教育廳任三等科員。
　　1934年夏天，劉瑩帶著女儿也去了濟南。次年7月，儿子旭楓出世。
　　王實味雖然供職于政府部門，卻与自己的同鄉、同學、地下党人徐智雨、戚禹凡二人來往密切，其党員身份王實味是知道的。
　　与當年在南京國民党省党部呆不下去一樣，王實味同樣看不慣省教育廳內的烏煙瘴气。他終于無法忍受了，1936年夏，由老同學鄭若谷介紹南下開封，任河南省開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員。
　　王實味离開濟南到開封是一人獨往，新的職業使他心情非常愉快，他寫信給劉瑩，催他們快來開封。這時，劉瑩的嫂子從北京來信說自己要回湖南，希望他們能回去相聚，就這樣，劉瑩母子三人在徐智雨、戚禹凡幫助下上了火車，先回到長沙娘家。
　　在省立女中，王實味是英語水平最高的老師。他与同事、教語文的張宇瑞同住在校園西南隅一個三間平房組成的教員宿舍里，兩人各住兩邊一間，中間留下為會客室。
　　張宇瑞當時已是共產党員，兩人性格完全相反，王實味鋒芒畢露，張宇瑞則沉默寡言，但兩人卻相處得很好。
　　或許是通過張宇瑞的介紹，王實味來開封后又遇到一位北大同學杜宏遠。
　　杜宏遠原名杜孟模，杜家是開封著名的革命家庭。
　　杜宏遠是河南杞縣人，1925年入北大理科預科，曾接替段純任北大支部第九屆支部書記。此時，在開封高中教書。
　　見到杜宏遠，王實味回憶起北大時的生活，他又憤怒地傾訴了被段純粗暴處理及脫党的經過，并表達了要重新回到党內的渴望。杜宏遠讓王實味先參加一些党外活動，接受党組織的考驗。

奔赴延安

　　1935年，中華民族一個災難的年頭。
　　王實味對國內局勢的發展，對蔣政府的消极抗日態度非常清楚，他愛憎分明，出言坦率，在學生面前從不隱瞞自己對時事的看法，因而贏得了學生們的尊敬，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上半年，開封省立女中生物教師閻有訓突然被國民党憲兵從學校抓走，學生們不知道閻老師為什么被捕，事實上，閻是共產党員。王實味与學生們談到這件事時，兩眼通紅，气憤异常，他不顧自己的安全，在課堂上將講台拍得震天響，大罵國民党當局：“這樣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來，也會垮掉的。”
　　在學生心目中，王實味當然是進步的教師了，那時，王實味三十出頭，風華正茂。他講課認真、細致、透徹。學生們都喜歡上了這門難學的英文課。
　　由于患有肺病，雖然養病有年，但肺病給他的身体仍留下影響，學生們看到的這位王老師總是臉色蒼白、清瘦，但王實味從來沒有請過假或誤過課。
　　這年寒假，王實味親自到長沙，一是探望尚未見過面的岳父一家，二是來接劉瑩回開封。
　　第一次踏進岳父家大門，看望曾經不愿接受他為婿的岳丈大人。劉家辦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他。在劉家逗留的几日，王實味顯得很開心，他教兩個內弟唱《國際歌》并向他們宣傳抗日的道理。
　　寒假快結束了，他們一家正准備啟程，忽然收到來自武漢的快信，告知比劉瑩大五歲的姐姐在漢口被人騙走了銀錢，債主逼債，陷入無路可走的境地。
　　當時劉家沒有合适的人去漢口，岳父便与王實味商量，讓女婿先走一步，劉瑩到漢口接回姐姐，然后再去開封。就這樣，王實味一人先回到了開封。
　　直到1937年5月，劉瑩才帶著儿女來到丈夫身邊。此時，王實味經過組織考驗，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几年前，在上海，劉瑩是党員，王實味是普通群眾，劉瑩對王實味思想表現的某些方面還有不滿，而今，位置倒了過來，丈夫回到党內，劉瑩卻站在門外。
　　王實味沒有將自己入党的事告訴劉瑩，几十年來，劉瑩一直認為王實味是在延安入党的，但王實味的檔案材料卻記載著他1937年在開封回到党內。
　　“七七”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王實味更積极地投入了抗日宣傳活動。王實味在開封報紙上撰文，反對學生靜心讀書，號召學生走向抗日斗爭。當時，開封女中組成了抗敵后援會分會，分會下設有宣傳、戲劇、總務等組。王實味參加了戲劇組的工作。王實味為戲劇組創作了一個劇本《要落的太陽》，因為日本的國旗是太陽旗，意思是日本侵華戰爭注定要失敗。這個劇本寫出后，王實味与學生一起排練，先在本校演出后，又在開封各學校匯演上搬出，反映很不錯。
　　這樣的緊張日子過了不久，王實味与劉瑩決定离開開封奔赴延安。
　　兩人開始准備啟程，但一個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兩個孩子怎么辦？當時女儿六歲，儿子兩歲，而且体弱多病，他們商量下來，只能寫信回長沙央求父親接走孩子請人照顧，不料此時又添了新的麻煩，劉瑩怀中又有了小小的生命。無奈之下，兩人商定，王實味先行一步，劉瑩帶孩子回長沙并打掉胎儿，然后兩人在延安相會。
　　十月初，王實味送妻儿到鄭州轉車南下。嗚嗚的汽笛拉響了，已記事的女儿拼命地喊著爸爸，王實味跟著移動的列車奔跑著，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淚眼模糊的視線中消失。
　　不想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了死別。
　　王實味送走妻儿后，立即返回開封，他找到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范文瀾，范立即寫了一封信，要王實味到西安找他的一位學生即可。
　　王實味帶著范文瀾的信，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在陝西省教育廳任職的高舍梓，高舍粹是范文瀾在北京時的學生，見到老師介紹的人，自然很熱情。她立即帶王實味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辦好了去延安的手續。
　　1937年10月，王實味抵達延安。

無期相見難

　　王實味一到延安，即給在長沙的劉瑩寫信，信中他講到延安抗日救國的熱烈气氛，講述了他的新鮮感受和無比興奮的心情，他認為他真正找到了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在信中王實味還傾訴了自己對妻儿的思念之情，催劉瑩赶快上路并告訴他大致日期，他好安排接應。
　　劉瑩雖然身在家鄉，一顆心卻早已飛向了延安。
　　無奈腹中胎儿似乎不愿母親遠行，當時劉瑩不敢將處理掉胎儿的事告訴父親，只秘密地找醫生開方打胎。不料碰上了庸醫，几劑中藥下來，不僅胎儿未下，劉瑩反而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后來，幸虧劉瑩嫂嫂張羅，將其安排在一家德國人開的醫院做了手術，取出死胎，保住了大人的性命。
　　但是，一番折騰下來，劉瑩身体极度虛弱，整整一年時光，她輾轉于病榻之上，又由于時局變化，与丈夫相會延安的夢想不得實現。
　　而今，劉瑩還后悔當時自己沒有設法給在延安的王實味寫信，哪怕報個平安也好。
　　王實味到延安后，分到陝北公學任第七隊隊長，几個月后王實味調到設在清涼山的出版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
　　王實味深厚扎實的外文功底在這里派上了用場。
　　1938年5月5日，在馬克思誕生一百二十周年紀念日，馬列學院成立。中央宣傳部長洛甫（張聞天）兼任馬列學院院長，或許是他早已了解到王實味深厚的英文底子和較好的翻譯能力，所以在編譯室成立后就點名調王實味進來工作。編譯室主任開始由洛甫兼任，王實味對博學而謙和的洛甫十分敬重。后來陳伯達調到編譯室并內定為主任，陳對外語一知半解，得意時手舞足蹈，平日對下屬裝腔作勢，動不動便拿政治帽子壓人，王實味對此十分反感，經常与陳伯達發生爭執。
　　王實味在延安，不僅与妻子失去了聯系，与故鄉潢川的親人也音訊阻隔。
　　1941年春，王實味寫了一篇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的文章，里面有一部分是与陳伯達商榷的文字。陳伯達后來在批判王實味大會上發言說，那時，他已從王實味這篇文章中嗅出托派的气味，并寫了文章，只是遭到王實味阻撓后文章沒有發表。他在發言中直言：那時王實味就把他當作最大的几個“敵人”之一，并說：他在馬列學院工作的時候，和王實味同一個党小組，只要他參加了小組會，這個會是一定沒有法子開下去。由于當時翻譯有分工也有合作，在分配稿酬時稍有不公，王實味便大吵大鬧，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在編譯室不到四年的時間內，王實味共譯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論書稿。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有：《德國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勞動与資本》、《价值、价格与利潤》等，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恩論叢”，還有《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同盟書》、《共青團的任務》等包括《列宁選集》18卷中他譯出的兩卷半。
　　這些書不僅在延安、在敵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還曾在重慶和淪陷區“孤島”上海印行，在當時發生不小的影響。直到1950年三聯重印《价值、价格与利潤》一書時，校對王學文還將王實味應得的稿酬交給當時的馬列學院机關党委，三次共交了二百六十四万元（舊幣）。此后有不少人還回憶起王實味對馬列著作在中國的譯介的貢獻。

一段姻緣

　　在開封女中，王實味所教的班中有位女生，名叫薄平，与其他同學一樣，她對年輕有識的王老師非常崇敬，由于年歲小，每當与王老師那對炯炯有神的眼睛相遇時，就羞澀地低下頭。步入開封女中，是薄平的人生轉折點；而有了王實味這樣的老師的影響和感染，又使這花季中的少女有了更遼闊的人生夢想。
　　這時，面對時局的動蕩，薄平的父親寫來家信催女儿回家，然而飛出籠的鳥儿怎可能回返，薄平面對家信自然不會動心。
　　一天，在學校報刊閱覽室，薄平看到一則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山西招收學員的消息，她興奮异常，就偷偷將報紙拿回宿舍，与同班同學潘秀榮商量結伴去投奔太原找丁玲參加抗日宣傳。
　　當時，在學生中傳聞說，王實味因宣傳抗日引起當局的注意，處境危險，可能要离開開封。年僅十九歲的薄平与同學潘秀榮商定后，稍作准備，帶著簡單的衣物，就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車。
　　誰也沒有想到，在西去的列車上，她們与王實味意外地相遇了。
　　談了几句話，王實味也沒有告訴她們自己的去向，只是叮囑兩個學生一路上要注意安全，小心從事。
　　火車到了潼關，薄平下車了，她們准備過風陵渡，然后取道太原。
　　途中，她們又遇到開封北倉中學學生孫岩，她正要隨平津流亡同學團一起去太原。
　　就這樣，她們又隨平津流亡同學團一起上路，最終抵達太原。
　　一行人馬上找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一位姓彭的首長告訴他們說：因為太原即將放棄，你們休息一下，去汾陽。并要求除隨身物品外，能扔的東西都扔掉。
　　到汾陽后，他們即全部參加由吳奚如負責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分團。是年底，西北戰地服務團解散。
　　薄平与孫岩一起，渡黃河，經綏德，一路風餐露宿，步行來到寶塔山下。
　　來到革命圣地延安，薄平被分到陝北公學第八隊當學員。
　　不想，在這里，她与王實味老師又相逢了。
　　1938年2月中旬至3月初，一所以魯迅名字命名的藝術學院——魯迅藝術學院宣告成立。薄平成了音樂系的一名學員。
　　在魯藝，王實味闖進了薄平的生活。第一次找薄平，王實味主要是教育她要靠近組織積极申請入党。
　　幼稚的薄平，原以為到了延安就是共產党人了，她哪里想到參加了革命工作并不等于入党。
　　王實味對薄平說：“你怎么來延安的我最清楚。我最了解你，你沒有通過任何關系，也沒有介紹信，硬是自己闖來的。”他還告訴薄平，將來有時間，他要以薄平的經歷寫一本書。
　　听了王實味的一席話，薄平喜滋滋的，也正是在王實味的啟發和關怀下，薄平于1938年8月7日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党。
　　入党不久，薄平就結束了在魯藝的學習，分到魯藝實驗劇團唱京劇，她曾和阿甲同台共演新編京劇《松林恨》。
　　王實味專事譯述，除工資外，尚有稿費收入，其時，王實味与家人失去了聯系，他就用這些收入常邀請薄平去“打游擊”（即吃飯）。
　　在王實味處，薄平又認識了延安女子大學的袁清。
　　一次袁清勸薄平說：“王實味的妻子和儿女都不在了，你過去是他的學生，他很喜歡你，很愛你，你跟他結婚吧，會很有前途的。”
　　薄平當時很猶豫，一是她考慮到王實味比自己大十二歲，而且又結過婚；王實味患過肺病，身体不好，常臉色蒼白，二是在薄平看來，王實味喜歡翻譯，整日伏案寫作，喜歡靜，自己天生愛動，喜歡唱歌，兩人興趣不一致。當然，薄平猶豫的原因還有她那場尚未萌發的初戀悲劇。
　　在陝北公學，薄平所在的小隊隊長名叫王健，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細長的個子，有棱有角的長方臉上，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文質彬彬充滿著活力。王健才華橫溢卻又內斂含蓄，几個月的生活，他与薄平說話不多，兩人卻配合默契，心心相印。
　　畢業了，一部分同學留在延安，一部分要開赴前線，在歡送會上，歡送的同學和上前線的同學分列兩隊，面對面齊聲合唱。當唱到“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時，她和王健兩人你望著我，我望著你，眼里閃爍著淚花。
　　當天晚上，王健找到薄平，披著月光，踏著積雪，他們漫步于田野，兩人默默地走著。
　　“什么時候出發？”還是薄平首先打破沉默。
　　“明天一大早。”
　　“是乘車？還是步行？”
　　“步行。”
　　“什么地方？”
　　“不知道。”其實，即便是知道，王健也不能說出，因為這是戰時的秘密。
　　又是一陣沉默，最后，王健說：“薄平，我對你印象很好，希望能交個朋友。”
　　“我對你印象也好，我同意。”
　　王健激動地握緊薄平的手說：“我們通信吧，到前線后我即寫信來，你复信給我。”
　　“一定！”
　　……不久，鴻雁未到，卻傳來噩耗：王健在戰斗中犧牲了。
　　薄平受到巨大的創痛，王健的影子在她眼前、心中久久拂之不去。
　　當時，薄平的一些魯藝的同學，先后与延安的一些高干結婚了。平心而論，薄平對王實味無微不至的關心也很感動，她考慮過，自己若与王實味結婚也不丟人。
　　雖然有袁清做說客，王實味終于忍不住了。一天傍晚，他約薄平到延河邊散步，晚霞將清澈的河水印成一片金黃，兩人一前一后，長長的影子在河岸沙地上拖得很長很長。
　　“薄平，我知道有許多人愛你，可我最懂得怎么去愛你的，我已經給組織上打過報告了，咱們結婚吧？”王實味深情地對薄平說。
　　薄平并不覺得突然，只是她總覺得自己對王實味敬畏多于好感，她總是把王實味作為一個師長來看待的。
　　“還沒談戀愛，怎么結婚呢？”
　　王實味也知道王健的事，他很尊重王健与薄平的感情，多次勸薄平說：“王健真的犧牲了，你總不能等一輩子。”
　　終于，薄平答應了王實味的求婚。
　　而今，薄平已記不清是1939年的哪一天，王實味的小窯洞气氛与往常不一樣，小油燈換成了一對紅蜡燭，一束野百合，插在一個空酒罐里，從來不喝酒的王實味買來一罐子甜酒，桌子上擺了一盤他平時愛吃的壇子肉，還有一盤在延安少見的香腸。
　　王實味理了發、刮了胡子，一改平日胡子拉碴的小老頭形象，顯得滿面春風、年輕了許多。
　　當窯洞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王實味深情地對薄平說，他們結婚，組織上非常贊成，他會給她帶來幸福。
　　王實味与薄平婚后的生活開始比較平靜，他們各忙各的，只是每星期六像那時延安大部分夫妻一樣在一起度周末。
　　王實味每逢相聚的這一天，就將文稿束之高閣，把窯洞打掃得干干淨淨，還采些野花來點綴屋子，特意去買些肉和白面等平日自己很少吃的東西，然后去魯藝接年輕的妻子回來。
　　几十年后，薄平還回憶說：“王實味感情外露，喜怒哀樂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別人的都熱。”
　　三十年代在上海生活過的王實味，對昔日上海灘上的影星藍苹而今成了紅都女皇的江青在延安大出風頭很是不滿，一次在廣場上听報告回來，王實味張口大罵江青：“江青裝著捉虱子，把褲子捋起來，讓大兵看她的大腿，真不要臉！”
　　喜歡“犯上”的王實味在薄平眼中卻很有人情味。
　　一次，吃過飯，王實味忽然談起前妻和孩子，他流著眼淚說：“我從沒有給過他們幸福！”薄平听了很感動。
　　一個周末的晚上，王實味照例同薄平一起圍著爐子炖肉，負責打飯的小鬼送來了小米飯。看到小鬼身穿戰士們換下來的舊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著棉絮，王實味心疼了。他拉著小鬼一起吃，給他碗里多盛些肉，邊吃還邊發牢騷：“發這樣的棉衣，不知是給人暖和還是讓人風涼。”
　　薄平天生愛動、愛唱。她愛唱歌甚于愛王實味。有時，她走出窯洞，對著山唱歌。
　　一次，她正用英文唱（馬賽曲》，王實味從窯洞出來叫她：“薄平，薄平，你進來，你唱的是什么呀？”
　　“《馬賽曲》呀1”
　　“你唱的是什么文？”
　　“英文！”
　　“不對！”
　　“老師就這樣教的。”薄平當然也不服气。
　　回到窯洞，王實味說：“你要唱就在窯洞里唱，你瞧老柯那雙賊眼，几次你出去唱，他不是出來打水，就是上廁所，這是故意出來看你。他配看你嗎？”
　　對愛情王實味是專制的，星期天，薄平一刻也不能离開他。
　　王實味不抽煙，不跳舞，似乎沒有什么愛好，唯一的生活享受是冬天搬把躺椅在門前晒太陽。
　　薄平越來越痛苦地感到，她与王實味缺乏共同語言，他們都酷愛自己的事業，互相之間能交談的話很少，她覺得去王實味那里過星期六，純是在盡義務。
　　一次，王實味送薄平回魯藝。
　　走到延河邊，時間尚早，王實味說：“散會儿步吧。”
　　“好吧。”
　　二人并肩走著，王實味一人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講著，而薄平卻默默無語。王實味覺出异樣。“你身体不舒服嗎？”
　　“不！”
　　“那么……”
　　“下星期天我要去采集民歌，不想回來了。”
　　敏感的王實味，雙眼直視著薄平：“對我有什么意見嗎？”
　　“……我總覺得來你這里是一种義務，不來吧，人家會說，怎么不去過周六？可是，王健的影子總跟著我，……對你我要有對王健的一半感情就好了。”薄平吞吞吐吐終于把藏于心底很早就想說的真話和盤托出了。
　　1939年底，薄平听取魯藝音樂系教師杜矢甲的勸告，重返魯藝，參加第三屆的學習。
　　學習期間，她更少回家了。每逢周六，王實味都往返几十里山路來東郊橋儿溝魯藝接她。但薄平東藏西躲，同學們也幫她打掩護，特別是一幫男生，更是不同情王實味。
　　一天傍晚，王實味又來了。
　　正在山上對著白云唱歌的薄平看到遠遠的山坡上走來的王實味，慌忙躲進一個山洞里，王實味滿山遍野里找呀，喊呀，一直折騰到天黑，薄平就是不出來。
　　“薄平，你在哪儿，你听到狼叫沒有？快出來——”
　　王實味越來越動情，慘痛的聲音傳遍曠野。
　　薄平有些害怕了，她走了出來，王實味見到她，掉下眼淚：“今天還是跟我回去吧，好好談談，看怎么解決！”
　　回到家，已是半夜，王實味對一言不發的薄平說：“今晚我一切都明白了，你宁肯冒著危險也躲著我，可見我們的關系也應該結束了，我不抱任何幻想了。”
　　薄平仍一聲不吭。
　　“咱倆的事，恐怕太主觀，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強你，等你畢業后調遠點，咱們慢慢分手吧！”
　　連惊帶嚇，第二天，薄平就發高燒住進了醫院。
　　1940年夏，薄平畢業，分配到邊區中學。
　　報到前，薄平請假到西安治病，在等車期間，她給王實味寫了封信，希望王實味能遵守君子協定，不要再來找她了。
　　但王實味仍很有禮貌地來了，他說日后他可以幫助薄平提高寫作水平，不做夫妻就做朋友。這次，王實味還給薄平起了兩個名字，一個叫“辛生”，一個叫“緋石。”解放初，薄平還用過“緋石”筆名發表過作品，以紀念王實味。
　　1940年10月，薄平离開延安。也沒有料到，這次一走，竟是与王實味的永訣。她后來听孫岩說，王實味曾多次托人在白區給她發過信，可她一封也沒有收到過。
　　解放后，薄平在鄭州參加鐵路工作。她沒有料到的是，因為王實味案的牽連，她成了歷次運動挨整受審的對象，自己后來的愛人、子女都因此受到牽連。
　　她晚年曾對人說：“從王實味到山上找我那次起，厄運就一直跟著我，多少次夢中，我都被王實味追赶，無處躲藏。”

野百合花

　　經歷了一場短暫的婚姻，王實味的生活仍沒有什么大的變化。他很少与人來往，整日埋頭翻譯。當然，對身邊的很多人和事，他常表不滿，語言尖刻，辛辣，毫不留情。
　　据說，當年分到文藝研究室，王實味的特別研究員也是鬧來的。當時延安物質相當匱乏，但作為特別研究員的待遇卻相當高。毛澤東每月拿五塊錢津貼，王實味可拿到四塊半，比當時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半塊。當時邊區棉布很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做成衣服，主要是給領導、學者穿，這就是當時的“干部服”。作為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也享受這一待遇。但是1941年冬季，發棉衣時，因為王實味瘦削，沒有領到合适的干部服，他就圍著范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從前山吵到后山，從山下鬧到山上，最后范文瀾把自己的一份給了王實味才平息了這場風波，王實味只要了帽子，因為范文瀾個子大，他的衣服王實味根本不能穿。
　　在編譯室，只有兩個人，王實味沒有与之吵過：一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學文，一個就是博學而謙和的洛甫。
　　王實味与何錫麟爭吵只因為學經濟的何指出王實味的一處翻譯不應用“价錢”而應改用“价格”。何錫麟后來對人說：“此人性格十分不可愛，大部分人都討厭他。我們那時候吃中灶（連王若飛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還有小鬼打飯，質量不錯。王實味不拘小節，他不顧自己有肺結核，吃菜盡挑里邊的瘦肉。”
　　當時，延安的生活相當單調而枯燥，不久，延安成立了俱樂部，經常舉行一些交誼舞會，有時就在露天場地里跳。什么嗜好也沒有的王實味對延安單調的生活渾然無知，進而將人們唱戲、跳舞的娛樂与前方將士拼死疆場的悲壯對比，不能不怒從中來。
　　有一次，俱樂部主任金紫光從王實味窯洞口走過，正逢他躺在一把帆布椅上晒太陽。王實味猛地跳起來，把這個快活爽朗的小伙子當胸抓住，指著下面隱隱有樂聲傳來的禮堂，恨恨地說：“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來把你們全炸死！”
　　對于自己看不慣的人和事，王實味從來都是直言指責，不管別人能否接受。
　　王實味雖然性格孤僻，但他一人住一個窯洞，平時少与人往來，雖然不時与人爭吵，在延安，也沒引起人們的注意。來延安后，除了勤勉為翻譯馬列原著盡心盡力外，他甚至很少在報刊上寫其它文章。
　　然而，1942年初普遍展開的延安整風運動卻將王實味推向了歷史的前台。
　　七十年代末，周揚在接受趙浩生的一次訪談中說：“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宗派主義。大体上是這樣，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派主張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為中堅力量，借助雜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實味連續推出《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兩篇文章。
　　《政治家、藝術家》刊載于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4期。
　　文章縱論在歷史活動中政治家、藝術家各自不同側重的作用。
　　他說：“愈到東方，則社會愈黑暗”。“舊中國仍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著肮臟与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塑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与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作同盟軍以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后的階級階層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臟与黑暗。”正是這种歷史与現實的雙重原因，我們“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适當地揭破一切肮臟与黑暗，清洗它們，這与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關于暴露与歌頌的關系，王實味認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當時，王實味還預感到，這類文章可能會被國民党利用。王實味不幸而言中，此后國民党將王實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匯編成冊，作為反共宣傳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實味創作的雜文的總題，寫出的一部分，分兩次刊發于《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藝》副刊上。
　　雜文的第一節：“我們生活里缺少什么”論及在延安生活中領導与群眾之間缺乏愛的現象。第二節，“碰《碰壁》”系針對2月22日《解放日報》劉辛柏的《碰壁》一文而發，要求要學會保護青年敏感、熱情、勇敢的特點，從他們“牢騷”的背后找出我們工作的缺點來；第三節，“‘必然性’‘天塌不下來’与‘小事情’”，主旨是說革命內部要防微杜漸，“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第四節，“平均主義与等級制度”，王實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義者也不反對等級制，只是說在這艱苦的革命歲月，“一切應該依合理為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反對一些“不見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1942年春，包括王實味的文章在內，《解放日報》副刊上大量雜文的出現，形成洪波巨浪的態勢而引人注目。伴隨此還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溝創辦的《輕騎隊》，邊區美協的《諷刺畫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曾轟動一時的壁報。可以看出，這股文藝思潮在當時延安知識界中已引導出一种頗為壯觀的社會思潮了。
　　不管怎么說，這股“針對自己”“暴露”的思潮，与當時延安熱烈的時代氛圍形成了一种似乎极不協調的衝撞。
　　事實上，早在《解放日報》文藝欄創刊時，主持報社的博古就多次對丁玲說過，党報文藝欄絕對不能搞成報屁股，也不搞《輕騎隊》。所以開始時丁玲發稿相當謹慎。博古的話是頗具眼光和先見的。
　　1941年5月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在1942年2月普遍展開并不是偶然的。
　　領導解放區人民進行軍事政治斗爭的毛澤東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也給文藝界以特別的關注。
　　4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克勉來信《“輕騎隊”及其他》，對“輕騎隊”及丁玲、王實味的雜文提出批評。
　　4月12日和13日，《輕騎隊》編委兩次在《解放日報》作自我批評。
　　1942年3月18日，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試點單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大會開始。當時，院長洛甫帶隊到陝北開始為期一年的調查研究，宣傳部長由凱丰代理。洛甫臨行前對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教育研究室和中國新聞研究室主任的羅邁（李維漢）說：“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顧一下，”因此，羅邁參加領導了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主要階段。
　　動員大會上，副院長范文瀾首先講了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及檢查本院工作的意義和方法，之后，羅邁提出了六點意見，其中有院長、秘書長及各室主任應該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院務會議決定）。關于出牆報，必須有組織的進行，共產党員在党內不應匿名，否則會導致無政府狀態這兩條。羅邁的發言，引起王實味等人的激烈反對和長時間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上述兩條中。王實味等人反對院務會關于“院領導和各研究室主任為當然委員”的決定，主張全部檢委都由群眾民主選舉產生；還要求壁報上的文章可以匿名。關于檢委組成問題，兩种意見相持不下，最后舉手表決，贊成王實味的占四分之三。結果檢委由群眾民主產生，二十一名檢委，領導干部除王思華、張如心外，全部當選。但是，帶頭反對院領導的王實味也沒能當選，王實味當時在群眾中的人緣和威信可見一斑。
　　中央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上的“民主”風波，當時轟動延安。
　　3月23日，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第3、4節刊發于《解放日報》的當天，中央研究院為配合整風出版的壁報《矢与的》創刊。范文瀾在發刊詞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主張“沏底民主”、“絕對民主”、“誰阻礙民主，就會在民主面前碰出血來。”王實昧在創刊號上一人獨發兩篇署名文章，在《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中說：“羅邁同志發言底內容和態度，還保留著過去党內家長制作風的殘余，壓制了群眾反三風不正的斗爭熱情和積极性。”在《零感兩則》中，王實味號召人們“睜大眼睛來辨正邪”，“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緊接著，王實味在第3期壁報上針對李宇超、梅洛對他的批評發表《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他承認自己在動員會上的發言有些“尖刻和過頭”，但是不否認因為羅邁的家長武斷作風使他非常激動而罵了羅邁，為此，他愿意接受批評，最后表示他“充分自信，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
　　后來羅邁回憶說：中央研究院的整風牆報《矢与的》更以“民主”獲胜的面目，轟動了整個延安。
　　當時，范文瀾約与自己來往密切的王震來看壁報，看后，王震很不滿意，說：“前方的同志在為党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后方吃飽飯罵党”。王震看壁報后的當晚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晚毛澤東就挑燈在中央研究院領導陪同下來看壁報，他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并當即指出：“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
　　“目標”是誰，毛澤東接下來的几次談話和中央領導的講話已隱隱透出。
　　3月31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不指名地提出了對王實味的批評。
　　在讀了《野百合花》后，毛澤東就指出過：“這是王實味挂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挂帥。”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級干部學習會上，許多人都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評，毛澤東在最后總結說：“《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一樣，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這是關于王實味托派問題最早提出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楊家岭与毛澤東相遇，隨后毛澤東向他們征詢《野百合花》發表后的反映，最后毛澤東說：“《野百合花》這里邊有文章。”
　　看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王實味將該扮演一個什么角色，事實上已經定格。1945年，“七大”時毛澤東說得更為明白：
　　党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于是好好整風。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總結中央研究院整風開始階段的經驗后，做出了《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簡稱“四三”決定》）。
　　4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干部學習組討論會上說，在整風發動階段中存在三個問題：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中有不滿和不安情緒、文藝界有一個方針問題。
　　4月7日，中宣部專門把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干部和積极分子召到楊家岭開座談會，從上午9時一直開到夜里12時，會上發言雖然十分踊躍，但旗幟鮮明地反對王實味的，卻只有李宇超同志一人，最后，中宣部部長凱丰批評了把中央研究院的爭論看成是“宗派”斗爭的錯誤觀點，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存在的偏向，主要是組織原則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發性偏向与王實味的挑撥性言論的區別。”
　　從毛澤東的談話到凱丰的“暗示”，王實味走向歷史的前台已成必然。
　　根据《四三決定》，4月到5月中旬，中央研究院開始進入學習整風二十二個文件階段。這期間，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毛澤東在“講話”中就“人性論”、“人類之愛”“寫光明還是寫黑暗”、“暴露文學”、“還是雜文時代”、“歌功頌德還是刻畫黑暗”等极具針對性的問題提出結論性的意見。
　　在文藝座談會前后，毛澤東親自邀請了丁玲、蕭軍、艾青等談話，征求他們對文藝的意見和建議，丁玲等都作為文藝界的代表被邀參加了座談會。作為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則不能獲此殊榮，毛澤東更沒有直接找他談話。只是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木在此期間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里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体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种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党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党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實味對這种批評當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風學習即將結束之際，于5月27日舉辦了“党的民主与紀律”座談會。會議開始后，先后有十一個人發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傾向，李宇超提出王實味問題，他說，我們有偏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与王實味根本不同，并認為從王實味的文章，動員大會上的發言以及動員大會后的個人活動來看，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隨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見，認為這兩者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區別，李宇超的發言“有捕風捉影的說法和主觀主義的殘余。”
　　5月28日會上，有人指出王實味組織上是我們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為我們的敵人。
　　5月30日，上午艾思奇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結論部分，下午羅邁發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時就与同鄉康生有著密切往來的李宇超的意見，認為王實味“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
　　5月31日，印發了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作為研究王實味思想的參考材料。
　　對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帶有群眾性自發性偏向基本糾正，解決了一般偏向問題，就為解決王實味問題奠定了思想基礎。
　　羅邁將王實味問題從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實是有背景的。
　　且不說毛澤東在此前就說過王實味是托派的話，就是凱丰等領導同志也特別強調王實味与其他人自發性的偏向顯然不是內部思想問題的差別而只能是敵我政治上的區分了。更重要的是，這時，康生已經插手，早在4月底或5月初，康生當時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直屬机關總學委主要負責人，6月1日成立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他的話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將這些話告訴過李言，還派人到中央研究院，命李言寫一份包括王實味言論和平日表現的村料。再接著，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組織部看王實味檔案。
　　原來，1940年，王實味曾向中央組織部報告過他在上海時与托派成員王凡西等來往關系的情況。看來，所有關于王實味“托派”問題都只能是就此而來的了。
　　作為負責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羅邁對這些自然是清楚的。
　　6月1日，座談會已轉向對王實味的批判。
　　李言在發言中報告了党委与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說明王實味至今沒有承認過錯誤。最后聲稱：為了“治病救人”，必須徹底揭發王實味的錯誤，与他進行嚴正的思想斗爭。
　　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葦諸人發言，將大會推向高潮，溫濟澤的《斗爭日記》中載：
　　雪葦諸同志的發言，向大會提供許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實味過去曾与托派有過關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現在，他還常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任”；“蘇聯對于李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這里有些問題是王實味平日与雪葦經常爭論的，在爭論中王實味還同意托洛茨基《文學与革命》中關于否認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認為“左聯”提出“普羅文學”是錯誤的。自然兩人觀點相左。雪葦曾將這些先后告知中央研究院秘書長徐建生和党委書記李言。他大概沒有料到領導安排他的這次揭發具有的“引爆”作用。后來，他在分組會上說：“王實味的托派思想是毫無疑問存在的，但要上升為政治問題，即組織行動、特務活動問題，還材料不足。”這种意見，自然不受歡迎。
　　王實味既然与“托派”綁在一起，他的錯誤与一般偏向的區別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得到了統一。
　　6月2日上午，王實味提出退党要求，6月3日晚間有几位同志找王實味談話，為著繼續“挽救”他。
　　6月4日，大會繼續進行。
　　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來旁听的人很多，大禮堂的窗台上坐滿了人，開會的鈴聲響后，几百雙眼睛發出來的視線，射在從左大門走進來的王實味身上，溫濟澤《斗爭日記》載：
　　在李宇超和潘芳兩個同志發言之后，輪到王實味發言了，他低沉地說：“……我鄭重地嚴肅地撤銷我前天在變態心理下對党委提出來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個朋友的‘愛’感動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愛’決定的么？”一個同志向他提出質問。
　　我今天認為超階級的‘愛’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著說：“剛才李宇超同志說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過去根本不知道政治（？）……你們看我在《中國文化》上寫的關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統一戰線的立場站得很穩，……哪里有托派思想？”
　　“你不應該說謊！你是常和我談到托派問題的，你現在還認為蘇聯有托派，說蘇聯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幫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我說過的話我一定承認。是的，我說過：我對托派進行小組活動、反對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現在看到他們与蘇共團結在一起反對法西斯（？），我又很感動。”
　　“你根据什么事實說蘇聯還有托匪？說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個質問。
　　“你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又一個同志起來質問。
　　在王實味接下去的發言中，他承認他在1929年，開始与托派來往，替托派翻譯過“列宁遺囑”，“托洛茨基自傳”兩章……直到1936年，他還与托匪陳清晨通過信。而且直到今天，他對陳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覺得他們底“人性”是好的。
　　大家對他這种毫不承認錯誤的態度和公開宣傳托匪理論的行為，非常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問題。
　　“你為什么說蘇聯清党時，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种話是你以前說過的。”一個同志起來問。
　　“我認為蘇聯清党時，有好些人是可以從敵人爭取為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格太粗暴了。”
　　對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場的義憤。
　　“你和托派的關系，在一到延安時，為什么不立刻忠實地向党匯報呢？”
　　“我初到延安，覺得到處受人歧視，……我一直到四o年，在民族形式問題上批評陳伯達，和他論爭，他罵我是第二國際机會主義的意見，假如他再罵我是第四國際（托派組織——引者注），那還了得么？為著站穩腳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關系報告組織部。”說過這里，他大罵“陳伯達是宗派主義”，主席團制止他發言。
　　王實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來的托派觀點。
　　休會時，溫濟澤和王實味一同出來，王實味對他說：“我的錯誤，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不會弄清楚的。”下午，王實味沒有出席大會。會后，大會公推三個代表去和他談話。但是，從此之后，王實味再也沒有出席任何形式的會議。
　　6月8日，從早晨七點多鐘就不斷地像潮水般涌來了一千多個旁听者，大會只能在操場召開。
　　李又然和雪葦在大會上首先發言，他們較系統地敘述了王實味的托派思想，王實味与托派的歷史關系，王實味對党的錯誤看法，對整風運動的錯誤了解，及王實味在整風運動中的活動等等。
　　接著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關于王實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為人表現。
　　在6月4日的大會上，王實味大罵陳伯達時，陳伯達就坐在會場中，陳伯達自然不會容忍，晚上回來就開始准備書面發言材料。
　　6月9日，陳伯達在會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發言。
　　他在發言中說，王實味發表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文章后，自己寫了一篇《寫在王實味同志“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之后》的文章，王實味看后十分激動，就竭力活動去阻止這篇文章的發表，大概是因為王實味“作賊心虛”，他的“原文或許是無意的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許是有意的要在文藝問題的形式掩蓋下偷運托派的思想。”陳伯達當時沒有發表的文章后來刪改后以原題在《解放日報》1942年7月3日上刊出。今天我們實在讀不出陳伯達在王實味關于民族形式討論這一學術論爭中“發現”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緊接著，艾青發言：“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气，當我讀它的時候，就像是走進城隍廟一樣。文章風格是卑下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
　　第二天，大會繼續進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員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員一致要求開除王實味党籍，主席團決定，交院党委辦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會上發言。
　　在批評自己的《三八節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已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我知道，這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正确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快。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著呢。”然而，提到王實味，丁玲則嚴厲倍加，她說：“王實味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立場或態度的失當，而且是一個動机的問題，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
　　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認為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气、反复無常、复雜而陰暗”，總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接著，羅邁做了總結性發言。
　　“王實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們在座談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他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他說王實味“態度活像一個流氓，在‘耍死狗’，對于王實味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現在是他嚴重地考慮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了，他愿不愿從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來，要看他自己。”
　　范文瀾發言“完全同意”羅邁的意見，只是他“補充”說：
　　“王實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和活動，党委早已知道了，不過我們對王實味始終抱著‘与人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實味不了解我們的這种精神，始終不誠意揭發自己的錯誤，多方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說我們助長了他的錯誤”，范說到此，引來會場上一陣笑聲，然后他問道：“你們看這個人混蛋不混蛋？我們用盡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從茅坑里救出來，可是他卻想把我們拉到茅坑里去。”
　　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斗爭大會結束，整風進入党風總結階段。
　　從毛澤東談話說王實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實味大會結束确定王實味系托派分子，但是關于“托派”三個層次意義即思想上的托派影響、政治上的托派活動和組織上的托派關系似乎沒有人去明确地區分。
　　雪葦在揭發王實味后對上升到組織提出异義，引起領導的不悅；就是在陳伯達6月9日大會發言中無中生有地說王實味曾交代自己參加過托派組織后，還有人提出反對意見：“王實味在思想上是托派，這已經肯定了，但是我們還不能肯定他在組織上有什么問題”，自然當場遭到六七人的不容爭辯的駁斥。
　　看來，确定王實味組織上是否有托派關系并不需要任何真憑實据了。
　　對王實味的斗爭批判仍在不斷擴大、升級。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藝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樂部召開座談會，丁玲、周揚等為主席團，會議上作家們一致表示了對托派王實味的憤恨，一致認為托派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大會由丁玲作總結，并向文藝理事會提出開除王實味會籍，并通過《關于托派王實味事件的決議》，會后，文抗理事會即召開會議，開除王實味會籍。6月22日，邊區文協及所屬文化團体在文協俱樂部召開討論會，出版整風壁報“關于托派王實味”的專號。
　　王實味在文藝界的影響的肅整應當是以周揚在7月28日、29日《解放日報》連載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和我們的文藝觀》為總結。這篇毛澤東當時審閱過的長文至今讀來仍能看作是如何將學術問題上升轉換到政治高度的范本。洋洋洒洒万余言，除了像“人性”籌許多問題上的糊涂認識外，在對王實味的批判和辯駁中斷章取義、偷換概念、以偏概全、曲解原義的毛病比比皆是。
　　同時，已插手王實味問題的康生，并不滿足王實味一項“托派分子”的帽子，他又開始羅織新的罪名。
　　七八月間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展開對成全、王里夫婦的斗爭，九十月間在中央研究院開展對潘芳、宗錚夫婦的斗爭，當時稱為“七十二天”大會，最后把四人与王實味一起打成“五人反党集團”。
　　其實，這五人關系极為粗疏。因為王里与宗錚是复旦大學校友，在延安相見自然有些往來。1936年初，王里在南京的堂嫂曹孟君曾向他介紹過王實味，4月份，她到濟南后，曾去拜望過王實味兩次，現在王實味与宗錚、潘芳夫婦又是緊鄰，所以五人才有些接触。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決定，由中宣部長凱丰簽署，上報中央批准，王實味被開除党籍。決定說王實味“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党內的反革命分子。”王實味不同意這個決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見了。院党委四處尋找，結果在中組部找到他。他正在哭訴自己沒有參加托派，要求不要開除他的党籍。又于26日交給党組織一份書面檢查，說明他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關系，已向党作過詳細報告，确實沒有參加托派組織。要求將開除党籍的處分改為停止党籍半年。然而到月底，王實味問題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党探子、特務、反党五人集團成員。”年底，王實味被關押。

從囚禁到秘密處死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為了有計划地進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訂了三年研究規划和半年或一年的執行計划。延安整風開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滯，王實味所在的中國文藝研究室就現在的材料和回憶資料來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風進入審干階段，中央研究院改編為中央党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編之前，4月1日晚王實味在延安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康生下令逮捕，關押在棗園后溝的西北公學。
　　王實味被捕后，毛澤東明确指出：“對王實味不要殺，中央社會部對王實味的審訊不再追究“特務”、“反党集團成員”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問題上動腦筋。据當時提審王實味的凌云回憶，第一次審訊是王實味被捕不久，在棗園后溝中央社會部拘留所進行的。王實味進門后，對任何人不予理會，徑直走到挂著列宁像的牆前，深深鞠了一躬。對王實味，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采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沒采用過。提審常常變成王實味一人在那里大發宏論。
　　作為提審人与材料匯總人，凌云記得王實味自己承認參加過托派組織，在中央社會部工作過的葉成章也記得王實味的千部履歷表中填有“參加托派組織”字樣。但這些材料在中央撤离延安時被焚毀；凌云也不否認這有王實味出于對審訊不耐煩而順口亂認的可能。
　　歲月如流。
　　与王實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后的甄別平反中不斷离開，而他仍關押在中央社會部。
　　1943年夏末，包括愛潑斯坦在內的中外記者團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曾請求會見王實味。負責接待工作的王震應允，几周后，王實味就被帶至記者們面前。他只是在記者面前反复承認自己是個“托派”。
　　不久，國民党利用王實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划了一場“追悼活人”的鬧劇。他們組織追悼會，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實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個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當時在國民党中宣部任職的北大畢業生楊西昆隨團訪問，于是范文瀾任會長的“北大同學會”邀請楊西昆舉行座談會。
　　座談會共有二十人參加，當介紹到王實味時，楊西昆大吃一惊。王實味當場發表即席演說，大意是說，他在延安犯了錯誤，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卻說他被迫害致死了。誰無父母，誰無妻儿？要是他的親友知道了，該有多么焦急難過？由于國民党的封鎖，他与家人都無法通信。因此希望楊同學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幫助說明他的真相，他將十分感激。
　　當時參加記者團的《新民報》記者趙超构也會見過王實味：
　　有一天下午，交際處通知我和國民公報記者，請我們到文協晚餐，到那邊的時候，有一個瘦長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紹過來，才知道就是王實味。這种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适當的話來和他交談。談《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傷他的自尊心，可是當我們坐下來的時候，王實味卻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气，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談話繼續了一小時之久，我好几次打斷他的話頭，因為我覺得這种話在說者与听者兩方面都會感到不舒服。最后我們才慢慢談到文藝上去。我試提他過去翻譯的几本小說，他似乎稍微發生了一點興趣，但當我勸他回到文藝崗位來，再從事翻譯工作的時候，他的情緒忽然又衝動起來，堅決地說：“不，我現在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以后還是要參加政治工作的。”問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說還“在休養中”。据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實味無論与國民党官員或記者會談，內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實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确實沒有像其他犯人那樣養豬、种菜、紡線、進行勞動改造，或許他對趙超构所言的“在休養中”也是實情。然而他不斷訴說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務”，但是在四十年代談托色變的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1946年，對王實味重新審查的結論仍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拉開序幕。“托派分子”王實味沒有遇到特赦的幸運，他也得离開延安，与中央机關一起向黃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訊息還沒到來，滿樹黃葉飄飛，滿地枯草焦黃。誰也料想不到王實味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實味与兩名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一道到達了目的地——設在興縣城郊的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押送人員告知王實味是中央社會部的犯人，隨后又留下一份1946年關于王實味的甄別材料、一份王實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現記錄情況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記時，王實味對看守所的工作人員說：“我是犯了錯誤，我犯了劉少奇同志《論共產党員的修養》上的二、五條，即不能擁護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決不是托派。”
　　當工作人員告訴他這里是看守所時，王實味仍侃侃而談，他說：
　　“我向記者承認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犧牲。”
　　對王實味這些言論，看守所的工作人員找他談過兩次話，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后，王實味又寫出材料，承認自己的托派問題，他還寫信給甘露和譚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國民党軍隊進一步進逼。作為晉綏根据地中心的興縣地區遭到轟炸。
　　6月12日，王實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彈襲擊，看守所需要轉移。晉綏公安總局于次日給中央社會部寫了一份報告，請示對王實味的處置辦法。這份寫給中央社會部的報告，根据中央社會部押送人員此前的交待及王實味的表現，提出請示；
　　我處審訊科昨日被蔣机轟炸，急于搬家，對王實味究應如何處置，望速來信告知！
　　報告被快速送往距興縣六十公里的臨縣中央社會部駐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
　　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于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審訊科將執行情況向總局作了匯報，同日，晉綏公安總局也向上級作了一份書面報告，其中寫道：
　　………根据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准后，我們于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今生今世，山河歲月。
　　王實味就這樣結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劉瑩看到了弄請王實味問題的希望，1979年盛夏，73歲的劉瑩只身來到北京，向党申訴。
　　從1979年到京城上訪，轉眼間又是十年，劉瑩老人雙鬢已滿是白發，生命已至暮年，老人一定要等到丈夫平反的那一天，她也堅信，歷史的陳案，今天都會一步步得到澄清。
　　她只有不斷地上訴，耐心地等待。
　　1990年4月，公安部兩位同志風塵仆仆赶到車城（湖北十堰），他們帶來一份平反決定的初擬稿，征求家屬的意見。
　　12月的一天，天上細雨紛紛，儿子王旭楓所在的二汽四十九厂領導派一輛小車將劉瑩及家人接到厂部。
　　這里坐滿了人等待他們到來，公安部的二位同志和湖北公安廳、十堰市公安局領導，二汽領導都已在座。
　　公安部同志向人們宣布為王實味平反的決定。
　　劉瑩老人平靜地听著，似乎歲月的滄桑已磨平了她對敵人的情感，只是年已五十五歲的儿子止不住流下眼淚，他說這是他一家人最快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