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0日訊】北京的文壇，是否存在一個“新京派”，一直有著爭論。國外學者研究北京一些作家，就把汪曾祺、楊絳、張中行等，列為“京派”。這概念的使用，是因為上述諸人，呈現出一种与三十年代的“京派”文人相近的一面。有人甚至把更年輕一代的作家、學者如陳平原、止庵等，也看成“京派”，原因是內中有“苦雨齋”的影子。但這些文人的寫作，畢竟与北平時期的文人寫作不同，又有新的特點，我們姑且將其視為“新京派”吧。這一流派的寫作，注重學識，歷史感強，文章有厚重的東西在。汪曾祺、楊絳、張中行、陳平原等人的作品一直暢銷，看來是“京派”文化的魅力起了作用。
文化背景
“京派”是与“海派”對立的文化形態。三十年代，曾有過“京派”、“海派”之爭，沈從文、魯迅等都寫過相應的文章。“京派文學”，在我看來是非時尚化的存在，沈從文的小說，林徽音的隨筆，朱光潛的評論文章，都染有濃厚的文化情調，沒有說教气和八股气。像錢玄同的短論、沈尹默的詩詞、知堂的小品，蘊含著歷史的深度，和新舊不同的學識。“京派文學”与“京味儿文學”不同，后者過于拘泥于地域性，前者則具有精神的開闊性和歷史的凝重性，我們看沈從文的小說，讀廢名的隨筆，就可以感到其气象的超凡。他們關注人類的命運，但往往排斥功利主義，沉浸在純粹的精神靜觀之中。其長處是遠离浮躁，有衝淡、靜穆之美；短處呢，則与底層百姓缺少親和之力，好像遠离水火，跟大眾的情感多有隔膜了。魯迅批評過“京派”的“近官”，實則看到了其中的非平民性，如今想想，不算是苛刻之談。
“新京派”的文人，繼承了前人的許多优點，像楊絳的小說，就很帶林徽音式的雅致，但又多了某些殘酷与冷峻。張中行的隨筆，既有知堂的學識、品位，但精神的深層呢，有很深的貧民意識。汪曾祺寫北京社會的小人物，毫無貴族架式，審美的情趣雖然過于高雅，但筆下人物的形態卻是鄉土中國的寫真。記得還看過王世襄的《秋虫六憶》，學識非凡，品位不俗，那种高遠的人生境界，是只有北京文化圈子才能培育出來的。印象突出的還有林斤瀾，他的作品描述北京人的生活，朴素里透出哲學，那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新京派”的文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又在底層社會生活過。他們以超然的目光打量人生，又用平民的情調尋找藝術之美，這些，在老北京的文人那里，不是都能看到的。
“京派”的魅力
“新京派”的作家有多少？這是不好估計的數目。除上述的作家學者外，我以為季羡林、馮亦代、舒蕪、徐城北、谷林、止庵等，均大致可算此列。他們的個性不同，審美風格亦多有別，但有一點是相近的，即遠离著流行色，關注人類永恒的价值，注重學理，追求超凡的境界。季羡林的文章老到沉穩，內中訴說著許多文化的難題。舒蕪寫現代文學的掌故，透出几許人世的滄桑。徐城北在京劇藝術中久久游蕩著，寫出諸多京派文化的小品，頗可一觀。最有趣的是年輕的作家止庵，文章談天說地，字句連著古今。忽而涉筆庄子，忽而漫談音樂，有一點情趣，一點掌故，一點哲學，和當下流行的散文，頗不一致。止庵先后著有《如面談》、《六丑筆記》等等，均很暢銷。他諳熟先秦諸子作品，對五四傳統別有興趣，文章頗有知堂、廢名余韻，讀來很是親切。馮亦代的隨筆也頗可一讀，他介紹异域文化，情感中厚，學識淵博，每篇文章，均有新的東西，沒有浮躁的影子。讀這些人的書，有時心能夠沉靜下來。离世俗遠了，与崇高的愛意近了。近年他們的作品一直較受歡迎，恐怕不是沒有道理。
廢名當年向往六朝的文章，以為气韻闊大，無后來文學的制義之气。“新京派”文人中，有許多是喜歡六朝文章的，像陳平原就寫過此類研究文字，對此別有心得。止庵的小品，多少也可看到一點影子。人們所以回到晚明小品，回到知堂散文的路徑去，大概是對裝腔作勢的文藝多有隔膜。借心靈的自省和知識的積累，尋一個“心遠地自偏”的境地。如此說來，“新京派”的寫作，不過是五四文人的一种舊夢重溫罷了。 各种看法
一些被喻為“新京派”的作家、學者，并不承認存在一個“新京派”，認為那是一個虛幻的概念。這原因是，一個流派的存在，應有一個集團，几种雜志，和一种理論觀念。但同意這种說法的人則覺得，看一個流派，主要是把握它能否体現一种文化气象。例如，陳建功、趙大年、鄧友梅應是“京味儿”作家，說他們是“京派”就有些不妥。說王世襄、啟功、朱家屬于“京派”，大致可以成立，但就沒有人會把王蒙、畢淑敏看成“京派”作家。什么原因呢？“京派”不是簡單的地域性文學，也非流行的文學。它更多地体現的是一种文化情調，一种從歷史与現實中升騰出的超功利的精神凝視。徐城北、靳飛等人認為重提“京派”是重要的，應提倡“京派”。張建術認為北京現在已成了國際性的大都市，自然有它的文化風范，但要介定什么是“新京派”，要下一番功夫才行，用三十年代的標准看問題，大概會不得要領。陸昕先生則覺得，在當代文化中，是存在著一种“京派”傳統的。“京派”主要呈現的是士大夫的情調，強調道德文章的重要性。它不同于“京味儿”，“京味儿”更多表現的是平民性和世俗特征。俞平伯、知堂的寫作有士大夫气，故為之“京派”，老舍、鄧友梅的小說有胡同風情、百姓苦樂，故稱其為“京味儿”。當代文人，有追隨知堂、俞平伯的，有和老舍先生為伍的。他們追求不同，各領風騷，形成了北京作家群的不同特點，如果仔細研究，是有趣味儿的。
流派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存在，但一旦囿于單一的理念，便會存在問題。我覺得作家不必去看重自己屬于哪一流派，過于強調“新京派”大概會自我封閉，与鮮活的人生漸遠了。“新京派”存在与否，是一個理論表述的問題，不是一种創作實際問題。其實，啟功、王世襄的詩文寫作，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娛，并未有新舊“京派”的概念。止庵寫散文，亦未自封為誰的弟子，不過洒脫為文而已。北京的文化，丰富而奇特，文人多，創作丰盛，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要整齊歸一，其實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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