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小學時，有一次班主任讓我們寫作文談理想，大伙儿十有八九寫的是科學家，工程師或者醫生什么的，惟獨只有我想當一個“現代化的農民”；“現代化”是為了切“實現四化”的主題，而當一個“播种收割”的農民确實是我當時的理想（我那時熱衷于園藝种植業）。為這事班主任還挺嚴肅地對我進行了家訪，她跟我母親一番語重心長地交流之后，便結論性地指出—我之所以學習不好的根源就在于此。這以后我苦惱了好一陣儿——我實在想不通為什么一定要當科學家才是最正确的選擇？

后來我在電視里看到一部介紹日本教育的專題片，片中一位老師問一群天真活潑的小學生：長大以后想做什么？小學生們的回答真是五花八門：有的說想玩游戲机，有的說想當漫畫家，有的說想開花店，有的干脆就說還沒有想好——可以說什么樣的理想都有，可就是沒有誰要當什么科學家。

為什么這“一衣帶水”的日本跟我們就有這么大的區別呢？要說一定是因為中國儿童比日本儿童早熟，倒也不盡然。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家長老師對孩子的教育方式，而家長老師的教育方式又同整個社會風气密切相關。

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重視科學技術的了。官方三令五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民間也整天嘮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國人是最務實的，政治气候和社會環境如此，我們老百姓又能怎么樣呢？反右文革是兩次血的教訓，挨整的多半是文人。“四人幫”再凶再坏，不也炒作過一把“哥德巴赫猜想”嗎？怎么批怎么斗“臭老九”，陳景潤不也照樣能當上全國人大代表嗎？而顧准遇羅克就絕不可能有這樣的運气了。

其實，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体系中，科學技術一直是飽受歧視的。“士大夫”把科技知識視為“行而下”，把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韓愈就曾說過：“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所不恥”這類的話；而陸象山更喊出了“不識一字也要學會做人”的口號。他們話雖偏頗，卻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主要是因為孔孟之道把道德的學習放在了一切知識的首位。也許是清末到民國初年中國因為科技落后經歷了太多的喪權辱國，在“五四”前后中國的主流思想走向了另一個极端—科學民主是能強國，但也不能把傳統文化和宗教全都看作是敵人了吧。到了“文革”就更過了，連“五四”的科學民主也給廢了，單剩下”實用科技“和“一句頂一万句”的毛澤東思想。后來毛澤東思想動搖了，“重理輕文”的風气卻盛行開來。

好像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這類的通病，前蘇聯的著名小說家肖洛霍夫就曾對崇信科學力量的儿子這樣說：“你們這是從哪儿來的……一种不學無術的，盲目的和幼稚的對于科學万能的信仰？如果你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來，証明科學使他變得更好了，那我就舉雙手投降。”記得若干年前一位大學同學也曾對我說：”要是中國有足夠的科學家，就不需要學外語求老外了。”那口气，說得科學家好象一個個都是神仙似的。其實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一項需要很多環節的協作才能完成的社會工程，缺了誰都不行。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經濟落后，社會動蕩，法制不健全，道德敗坏，人人自危的國家里，科學家們能有多大的作為。而且科技進步帶來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副作用。例如而今人類終于實現了登月的夢想，卻有了在瞬間被毀滅數次的核恐懼；再如計算机互聯网的出現有助于全球一体化，社會卻從此多了一种叫“高科技犯罪”的罪行。此外，當前的生態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的嚴峻程度都是前人所無法想象的。現在別說科學讓人變得更好，單听周圍的人成天抱怨“人心不古”就已經夠讓人心煩的了；而改造一個人的“心”卻不是僅僅靠科學就能夠做到的。

在這方面，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都走入了誤區。在處理自然科學与社會科學，文化藝術。宗教信仰的關系時，政府為了統一意識形態，往往人為地揚此抑彼，完全不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而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在這方面几乎都是同時放手，結果在社會上形成了事半功倍的的良性循環。

再回過頭來看日本，也沒听說他們政府要定期召開什么“科技大會”，倒是常听說他們要到寺廟神社去燒香還愿，每年卻照樣有大量的資金流向各類研究机构；而美國，連“科教興國”的口號也沒喊過，倒是常有人禮拜天到教堂去听神父布道，每年卻照樣有許多的外國科學家蜂擁而至。至于這兩個國家的現狀和中國的現狀我不想在這儿作多余的比較，相信每個人的心里都會有數。但這确實值得我們所有的中國人深思！

(轉自<<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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