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歲那年，上小學了。一進班里，同學就開始攀比，比什么呢？比出身！

第一堂課，老師就問，出身好的請舉手，我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回到家，跟媽媽一說，她掩口而笑，我又去和爸爸說，他笑出了聲。可我并不知道他們笑什么？

媽媽告訴我做人要老師誠實，不能撒謊，她告訴我的真實出身是“職員”或“教員”。從此我在各种表格上填寫這樣的出身“職員”，偶爾也會寫成“教員”。當時我就知道，這是一個即不算“黑五類”，也不算“紅五類”的不太入流的家庭出身。

我是三年級的時候加入紅小兵的，但從小學的二年級起，我就開始做學生干部了。而且，從班委一直做到中隊長。

雖然咱家出身并不屬于根紅苗正，但是我認為挺安全的，是家長給了我一個安全的不受侵害的童年。

上初中了，我的官運還挺亨通，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團，那是一個相當于國民党所領導的三青團一樣的隸屬于中國共產党的青年政治性組織。

但是，我沒有想到，我的政治生命到此戛然而止。

上到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學校為了備戰，要組建基干民兵，我榮幸地得到一張表格填寫好，但是，政教處的老師說，基干民兵直接接受區武裝部領導，要接受實槍荷彈訓練的后備役力量，所以，政審個別嚴格。我當時認為，這是多此一舉，歷經多年的“從政”生涯，我覺得我已經是久經考驗了，經得住組織的考察。

但是，一段時間后，政教處老師把我叫去談話，遺憾地告訴我，由于很多原因，我的基干民兵被刷下來了，我想知道原因，但他告訴我，這是組織的決定，不便于我知道。

我想那可能是因為我的身体條件不好，或是社會工作太多。而且，我的性格對于舞刀弄槍的事也并不合适，也就罷了。

但是我的班主任老師卻并不如政教處老師那樣有組織原則。她打定主意要告訴我。

我的班主任老師，三十几歲，長得圓滾滾的。頭發總是燙出大大的波浪。我一向不喜歡她，不僅因為她那個頗帶資產階級味道的燙發，也因為她一些做派和習气。

她自然也不太喜歡我，在我入團的審批會上，她還表達了反對的意見，我到今天也覺得能在她的手下當上班干部真是個奇跡。

政教處老師找我談話后的几天，她召開了由班干部參加的“整風會”，對我所犯錯誤進行幫教。她手持一本紅色塑料封皮的小小的《毛主席語錄》，有選擇地念了几段，就開始歷數我入學以來多次不与她合作的种种“罪行”，號召大家對我進行幫教。我自然不服气，据理力爭，我的口才在學校里是了得的，我還是學校的理論學習模范，可以想見，和我辯論時她的窘態。每到窘迫之時，她就翻開《毛主席語錄》很有針對性地念上一段，最后，對我的狡辯實在忍無可忍了，她大叫一聲：“不要再說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出身嗎？”

這個從我上學識字以來，學會回答的第一個問題，自然不會陌生，我回答了她，她嘴角一撇，說：“你？你隱瞞家庭出身。”然后，她回頭對其他的班干部說：“你們不知道，組織上剛剛查出來，他的出身，很有問題。”接著，她又問我，“說，你的姥爺在哪里？”

“過世了。”我不假思索地說。

“不對，他還活著。”她大聲說。

我奇怪地看著她，我從一出世，就沒見過什么姥爺，听說他早就不在人間了，我不知道她用什么辦法能給我鼓搗出一個姥爺來。

只听她娓娓地說道：“你姥爺現在香港。他是1950年逃跑的。”她又對其他同學說，“你們不知道吧，他姥爺是國民党特務。”

我頓覺五雷轟頂，這是真的？我相信她再可恨，總還不至于撒謊，造謠。

我問她：“你怎么知道的？”

她皺著眉頭問我，“你還問我？政教處沒找你談過話嗎？”

“政教處沒說。”

“那就回家問你父母。”

“可以，”我說，“但是，我沒搞清楚事情之前，不許你胡說。”我扭頭走出辦公室。
我先跑到政教處，向主任反映班主任老師的錯誤做法，政教處老師皺著眉頭，沒說什么，只說，你先回去吧。

回到家，我向母親說了在學校里的事，問她姥爺是否還活著，她沉吟一下說，你們班主任說的沒錯，你姥爺是有問題，但是，隱瞞家庭問題的是我，不是你，因為你只是15歲的孩子，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她用這個理由批判你，我去解和她釋。

接著，她告訴了我事情的原委，不錯，我的外公的确是國民党員，公開身份是天津市党部委員，秘密身份是國民党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天津站站長。日本兵占領天津的時候，他在天津負責收集情報，是地下抗日組織的負責人，1944年冬，在天津被日本憲兵捕獲，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國軍隊把他北平監獄解救出來。1950年，林彪部隊占領天津一年后，他丟下全家人只身從塘沽港登船前往香港，此后只通過別人給家里帶來一次口信，再無音信。說我姥爺還活著而且還在香港，連我媽也是第一次听說。

我媽媽決定到學校去一趟。

政教處的老師解釋說，我姥爺的事是此次基干民兵政審時，通過有關部門調查出來的。他相信我媽所說的連我們家里人也不知道姥爺的下落。

我媽媽又解釋說，不告訴我姥爺的事是為了我的健康成長。不想讓我一個小孩子知道，我家有這么复雜的背景。決不是什么隱瞞家庭歷史問題。而且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家長都不可能對自己的子女進行這种家庭教育。

政教處老師表示理解，并對班主任的做法和說法表示了批評的態度。

校長找了班主任老師談話。班主任老師以“隱瞞家庭歷史問題”整我企圖徹底流產，整風會停辦了。

沒過多久，班主任老師被調去協助街道搞社會幫教工作。而我除了保留一個班級委員，團組織里再也沒我什么事了。

從那以后，我的腦子里被刻上一個烙印，我是出身不好的人，我以后沒資格和別的同學競爭榮譽了。同時，我的性格中一种叛逆性格在強化，而且對那些“出身好”，而且喜歡標榜自己“出身好”的人有一种強烈的排斥感和深深的憎惡感。

對那种人的排斥感和憎惡感一直延續到現在。

再往后，我念了大學，開始知道等級制，知道“賤民”這個詞，我忽然明白，我曾經也險些被我的班級老師打入“賤民”階層。也明白了，我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有多么的可怕，也開始明白，盡管社會環境如此險惡，但是，人心自有公道和正義，我事實上是被政教處老師和校長們保護了。是他們使得我的少年時代避免經歷一段我那個年齡無法承受的噩夢遭遇。

2001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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