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新世紀春天來臨，患精神病七八年的惠東女大學生戴小芸(化名)終于告別那個銬了她整整4個年頭的鐵鏈和豬圈，被送進了惠州市第二醫院，短短10多天治療，病情已經好轉。這一切都与關心捐助她的惠州及惠東各界人士分不開。据了解，自今年1月底她的遭遇獲當地領導關注以來，當地各界人士已捐善款達10多万元給她治病。
大專學歷未被派工作憂郁成疾竟露宿街頭
廣州日報報道，戴小芸1991年畢業于廣東省建筑專科學校，分配到惠州市某設計院工作，當年8月13日到單位報到。但由于學歷大專、性情不開朗等原因，單位一直未安排其具体工作。
戴父回憶說，剛分配下來，他們就接到設計院表示不安排其女儿工作的電話。在單位沒有辦公桌椅，又沒有安排宿舍栖身，戴小芸備感抑郁。剛開始，她每天從惠東坐車到惠州上班，后來又到正在惠州衛校讀書的妹妹那儿借宿，但因這樣違反了學校宿舍管理制度而最后露宿街頭。
戴父說，小芸從小性格內向，有事從不向家人說，女儿露宿街頭的事情，他也是后來才知道的。再后來，小芸干脆不用上班了，領了工資就回家睡大覺，1992年新年后，單位終于給小芸一間房做宿舍，并安排她到博羅參加社教工作隊，全家人高高興興地送她去上班，當時她好像也挺興奮的。可惜好景不長，當年夏天，同事們發現，小芸常常不辭而別，找她吃飯時她還在几里外的地方閑逛，精神恍惚，便將小芸送回惠東的家中。1992年至1994年，在父母及弟妹的資助下，戴小芸三進精神病院，病情基本好轉，直到1997年中秋節，戴母突然去世，小芸的精神再一次遭到挫折，從此病情一發不可收拾。
精神病發被銬豬圈四年家貧寒無奈鐵鏈鎖女儿
戴小芸第二次發病后的1993年3月，設計院就向市人事局提交了一份專題報告，以“學生在校期間生病不能參加分配”為依据辭退戴小芸，報告提出，戴因在學校戀愛受挫而出現精神障礙并因此留級一年，又沒有准時拿到畢業証書(隨后補回)，是不合格的畢業生。
設計院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前天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戴小芸隱瞞在校病史，是辭退她的主要依据。戴小芸發病期間(1992年5月至1993年3月)，設計院出于同情每月發放100元作為補助。不過這位負責人也承認，人事局和設計院的上級主管部門并未對此作出答复。
戴家家境貧寒，為小芸治病已花去1万多元，弟妹們工作以來所有的積累也都墊進去了，弟妹后來也下了崗，最后就只能這樣一直拖著。她時而清醒時而糊涂，時不時會發脾气、摔東西，脫光衣服到街上亂跑不歸宿，甚至有暴力傾力，有一次鄰居兩個小孩無理由被她打傷，家里賠了700多元的醫藥費，在戴家的大木門上，有個用石頭砸出來的坑，是小芸打他父親時未打中留下的印記。
慰問困難戶發現豬圈女部長批示小芸被送醫院
迫于無奈，戴家從1997年10月起把小芸用鐵鏈鎖起來，關在門前原來養豬的平房里，小芸整夜整夜地掙扎与嚎叫，如千百根針扎在家人的心頭，令鄰居心酸落淚。記者采訪時看到，戴小芸住的豬圈已被打爛，前后牆都被拆開了，房頂的瓦也被捅開一片，戴父說這都是小芸這几年弄的，平時送飯給她都不敢靠近。
今年新年前，惠東縣糧食部門領導到困難戶中慰問，發現了被銬在豬圈達4年之久的戴小芸。1月19日，惠州日報社以內參的形式向市縣領導反映，惠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劉耀輝獲悉后批示：“這類弱勢群体應得到社會的關愛，請報社与二醫院聯系，在新年先把病人接到醫院醫治，然后再与設計院的領導商量，如果确實是他們單位的干部，就應該關心一下，并作妥善解決。”市委常委、秘書長劉品謀也當面交代惠東縣領導妥善處理。惠州日報當天即發動員工捐了8000多元，并派人將戴小芸連同已無法打開鎖的鐵鏈一起弄上車送到惠州二醫院治療。几個惠州企業的負責人獲知此事，也當即捐了數千元。
各界捐款10余万元父親愛女老淚縱橫
2月5日，惠東縣委書記陳幼榮指示：“戴小芸遭遇令人同情，建議在机關發起捐助，以表達我們的愛心和聊補醫療經費的不足。”一個大規模的捐善款的行動在惠東各界群眾中自發展開，短短一個星期內，該縣捐款即達10万余元。目前，捐款活動還在繼續。
戴父告訴廣州日報記者，經過10多天的醫治，小芸的病情已有所好轉，新年期間去探望她時，她能認得出妹妹來，還問妹妹：“爸爸來了嗎？”“奶奶還好吧？”听著這個曾經將自己往死里打的女儿親口問“爸爸來了嗎？”，戴父知道女儿有了希望，想到這几年不得不將她鎖在豬圈中，老人不禁老淚縱橫。不過，由于小芸發病至今已近10年，又用鐵鏈鎖了4年，其治療難度不可低估，治好后若不能得到合理安置，她的病恐怕還會反复。這些都不能掉以輕心。
女大學生戴小芸是不幸的：她跨出校門工作不順，精神病复發，落得被鎖在豬圈的凄涼境地。可是戴小芸又是幸運的，她有幸得到了廣大熱心人士的捐助，病情已經得到了控制。這樣的例子不胜枚舉：2月12日本報剛登出了《母親拾荒救絕症幼子》的消息，2月13日編輯部的電話就響個不停，許多人紛紛來電表示愿意慷慨解囊。正因為這些熱心腸，我們的世界才變得更加美好。
可為戴小芸慶幸的同時我們禁不住又想：假如參加工作后單位及時為她安排了工作，假如她的家人在她情緒低落時能及時帶她复診，假如我們的社會對人們的心理健康更加重視，假如每位家長都從小培養孩子的應變能力，假如……也許戴小芸式的悲劇就能少些，再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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