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大陸工業化,由於完全与市場化脫節,沒有利益激勵机制和競爭机制,國企職工享受著鐵飯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導致的效率低下不會影響他們的利益,也就不會對他們构成就業壓力。他們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現在努力工作上，而是表現為隱蔽的怠工、偷懶、損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損失則將轉嫁給整個社會,特別是轉嫁給農民。

在這种分配格局之下，相對於農民和知識界而言,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收入，城鎮職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階層。經濟上的平均主義使他們沒有受損害的不公平感，社會地位上的領導階級使他們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殘酷的政治身份歧視也基本不會波及他們。所以，在大規模的國企改革沒有進行之前,他們的實際利益就受不到真正損失,而且獎金還比以前多了些。對於改革的好處,他們既沒有曾經作為「臭老九」的知識界的解放感,也沒有私營業主先富起來的滿足感,更沒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覺,這就導致了他們在改革之初的曖昧態度。

●抗議活動愈來愈大

隨著改革的推進,先是工人階級的至高無上的「主人」地位被經濟大潮所動搖乃至淹沒,他們感到了在社會尊嚴感和榮譽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傷害;繼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國企的大面積虧損使中共政權不堪重負，只能用甩包袱的辦法讓大量國企關、停、并、轉；致使大批職工失業。失去飯碗直接關系到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顯然比名義上主人翁地位的損失更具毀滅性。同時，舊体制下由國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漸廢除，而新的适應於市場經濟的社會保障体系又沒有同步建立,更令他們的處境雪上加霜。研究就業和社會保証的經濟學家馮蘭瑞提供了一組數字:「九五」期間城鎮新增長的勞動力五千四百万人，同期僅能安排三千八百万人就業,尚有一千六百万人失業。國有企業再產生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的失業大軍，共計就有一二千多万人失去工作崗位。在失業補償嚴重不足和社會保障极不完善的現存体制中，城市失業者是國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同時，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一邊是主人翁地位的喪失和生活水平的相對大幅度下降的失業大軍,一邊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敗,破產、負債的企業的法人們卻一個個腦滿腸肥，「窮廟富方丈」的現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認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党和國家的人,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捧著鐵飯碗,卻被党和國家一下子拋入沒人管的近於絕望的境地,使他們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發出對現行秩序的強烈不滿。於是上訪、請愿、游行等抗議活動在全國的城市中愈演愈烈，僅二OOO年十月下旬以來至十一月中旬大陸一百五十五個地區廿發生了八千一百五十多宗游行、示威、請愿事件。其中各級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簡,使這种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工人和農民的階層擴大到被精簡下來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在被迫下崗或失業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第一次被此之間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覺。据報道有二十一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党政机關部門，發生了五百一二十多宗集体罷工、請愿、赴京上訪事件，這是文革結束後首次有眾多党政机關干部走上街頭。

但是由於中共不允許任何獨立的民間工會組織的存在,他們的權益沒有組織化和合法化的訴求渠道,只能在忍無可忍之時冒著巨大的人身風險,進行自發的分散的請愿和抗議。而政府在應對這類以群体反抗為手段的利益訴求時,除了財政安撫和強制鎮壓之外，再沒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權對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議事件的處理，皆為暫時的權宜之計。

●可能成民主阻力

据中南社會調查所對市民的入戶問卷調查四十項熱點中，民眾最關心的第一熱門話題是如何懲治腐敗,關注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點四,而對排在第二位的發展經濟的關注度僅為百分之五十六點七,兩者差距近三十個百分點。這种對反腐敗的高度關注說明了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和對現存秩序強烈不滿.在此意義上，城市的失業群体作為改革成本的僅次於農民的承受者,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動力,但是并不能說明他們所要求的社會公正和政治改革,就是建立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從這個龐大群体的以往經驗、利益訴求和改革理念上看，他們可能是大陸走向自由濟和憲政民主的強大阻力。

●私有化下占有財富

一方面,他們几乎沒有受到過西方式的以應得權利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公正的恩惠,沒有依靠私有制來保障個人財產的經驗,沒有嘗到過利用市場競爭來積累個人財富的甜頭，更沒有用憲政民主來達成個人自由的体驗。

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前,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勢。在目前的卑賤境遇中,他們自然會与昔日的處境進行對比,因此更怀念經濟上吃大鍋飯、生活上有免費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譽主人翁的毛澤東時代。

而且中國傳統的「劫富濟貧」式的農民起義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都是他們耳熟能詳的歷史;依靠國家政權進行強制性的土地改革和國有化的絕對平均王義，离他們并不遙遠。而現在的改革對他們來說只意味著讓那些僅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先富起來的權貴階層和私營業主們，在私有化的旗幟下名正言順地合法占有全社會百分之八十的財富，而他們自己則是鐵飯碗、福利保障和社會政治地位的全部喪失。

所以,他們宁愿為了得到強權恩賜的絕對均分的一小份面包而出讓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不愿意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權利而暫時損失一片面包。他們宁可通過再一次「劫富濟貧」的經濟文革來重新均分社會財富，也不愿意繼續推進這种剝奪了他們曾經享有過的一切的改革。

原載2月3日香港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