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明白，唯一能夠運轉的經濟体系乃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每樣東西都屬于某個人——這意味著每樣東西都有人負責。在這种体系下，完全獨立的和多元化的經濟實体存在于某种法律框架下，而其運作主要地受市場規律之指導。這一唯一合乎自然的經濟，是唯一有意義的經濟，是唯一能通往繁榮的經濟，因為它是唯一一种反映了生活之自然狀態的經濟。

——Vaclav Havel
Summer Meditations

中國的美妙幻想

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純屬一個美妙的幻想。市場及其支撐性制度，尤其是私人財產權制度和法治，不大可能嫁接到社會主義上。市場是建立在自愿交換上，而社會主義則破坏了市場的自發性秩序而用政府控制取代個人負責。市場社會主義，即使是具有“中國特色”，也是違反自然的、人為的制度，必然跟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厂一樣，難逃失敗的命運。

如果沒有普遍的私人財產權，經濟決策——尤其是投資決策——就仍將是政治性決策，必然屈從于腐敗的政府權力的影響。東亞貨幣市場目前的動蕩就証明了“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下由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必然從本質上就是破坏性的。比如，韓國政府經營的銀行的放款行為，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標准(Yoon 1998)。以低于市場利率水平的條件优先向韓國的大財團提供貸款，當然能在商界領袖、銀行家和政治家之間營造一种愜意的關系，然而，這些財團也就必然陷入迅速膨脹然后迅速破滅的商業周期中。在中國也創建這樣的大集團將是代价昂貴的錯誤。讓自然的市場力量逐漸清除效率低下的企業才是正确的步驟。[1]

中國的國有企業(SOEs)和國有銀行所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革，他們需要与國家剝离，而完全服從市場競爭的規則。借助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半心半意的措施，唯一的結果是加大轉型為真正的市場制度的成本，并繼續使經濟生活政治化。中國所需要的是“自由的私人市場”（free private markets），而不是受管制的社會主義市場（regulated socialist markets，Friedman 1990: 5)。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將創造出真正的所有者，他們將為自己的企業的表現承擔責任，也有動力通過雇佣能干的經理和生產消費者需要的產品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國有企業缺乏預算硬約束就意味著，對于30.5万家國有企業來說，根本就不能感受到破產的威脅。而沒有這种威脅，國有企業就很少有動力去改變其低效率的習慣。結果1996年，中國11.8万家國有工業企業中有50%是淨虧損。(World Bank 1997: 28)[2]

雖然中國領導人愿意出售較小的國有企業，不過由于政治理由他們決沒有大規模私有化的想法。賣掉所有國有企業將解決中國頭疼的問題，因為財政要提供大量國家預算用以補貼國有企業，然而出售國有企業也將危害執政党的權力。社會主義是中國處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對培育市場社會主義中的市場部分构成嚴重障礙。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司而國家仍然保留控制權、限制股份的流通性，乍看之下，似乎頗為吸引人，然而仔細地研究就發現這樣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市場。誠如經濟學家G. Warren Nutter (1968: 144)30年前在考察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時就指出的，“缺乏可分割的和可交易的財產權的市場純屬臆想。如果沒有分散的權力和責任，根本就不存在競爭行為，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正是据此，他將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稱之為“純屬幻想”。[3]

為了“救活”國有企業，中國已經開始組建大型的國營的控股公司“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准備用它來替代真正的資本市場 (Walker 1997: 6)。在這些机构中，國家仍占有多數所有權，限制股票的可轉讓性，從而把重組過程限制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因此，是政治而非市場獲胜。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類似前蘇聯的改革：它是假改革，給國有企業穿上市場的外衣，但卻從來不愿真正把企業的所有權結构由國有改為私有。Alexander Tsypko在評論蘇聯拯救國有企業的工作時說，(1991:289)

我們浪費了5年的改革時間才明白，從本質上說，拯救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現代文明与斯大林那樣的社會主義之間不存在第三條道路。市場不可能与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廣泛的私有化，根本就不可能回到市場。

這樣的批評也适用于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的實驗。

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可能被救活，他們已經病入膏肓，將吞噬中國大量資本。1996年國有企業出現了從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整体虧損——“國家從對國有企業的巨額投資中得不到一點回報”(EAAU 1997: 10)。國有企業占用了國家投資資金的50%，雇佣了城鎮66%的勞動力，卻只生產總產出的不足30%。(EAAU 1997: 338)中國領導人應該走出“抓大放小”這樣的政策。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應該納入私有化。[4]通過“股份化”（corporatizing）使大型國有企業成為國家經濟的“棟梁”，政府仍持有全部或絕大多數股份，這是將導致災難的處方。而這正是市場社會主義的結局。[5]

從市場社會主義到市場道家

中國其實并不必害怕照搬西方市場自由主義的傳統而被限制在市場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樊篱中。市場的道路是通用的，誠如Vaclav Havel (1992: 62)在介紹性的文章中用优美的筆触所寫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合乎自然的經濟，是唯一有意義的經濟，是唯一能通往繁榮的經濟，因為它是唯一一种反映了生活之自然狀態的經濟”。1978年以來，市場自由化進程已經充分地提高了無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則顯示，很多中國人相信“私有財產是神圣的”[6]今天，全國私營企業協會共有2200万成員。(Pei1997: 4).

中國進一步推進市場自由化的時机已經成熟了。在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15大上，江澤民主席堅定地支持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支持把國有企業改造成混合股份制（joint-stock）公司。在1998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李鵬委員長也指出，“政府机构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的不相适應，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quoted in Mufson 1998: A1)。中國的新總理、經濟上務實的朱噷基必須認識到，消除這些不适應的唯一辦法是清除社會主義，邁向一個更自由的社會，即有限政府、法治和私人所有權。在全國人大上宣布中國公務員的規模將削減一半，至少撤銷合并11個部，表明中國也許將走上正确的軌道。 (Kynge 1998, Mufson 1998)。但是，只要中國仍然堅持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限制經濟自由，則中國市場經濟的前景就仍將不明朗。

在思考下一步該怎么走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應該回頭看看他們自己古代的文化，重新發現真正的市場制度的核心原則——自發秩序的法則[7]。在《國富論》之前2000多年就成書的《道德經》（即《老子》）中，老子教導圣人（統治者）說無為而治（noninterference）的原則是實現先富起來和繁榮的最佳途徑：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Lao Tzu, 57; Chan 1963: 166-67].

根据公共選擇的觀點，上面所引的這一段的含義就是：國家對日常生活干預得越多，尋租行為和腐敗就將越嚴重。相反，如果讓人們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就能形成一种自發的市場秩序，使人們為自己從而也為國家創造出繁榮。中國領導人也應該像老子那樣認識到，腐敗并非源自自由而是源于自由受到政府的過分限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Gary Becker (1996: 75)曾經指出，“市場能夠自發地發育成長，他們不需要政府來組織，他們自己就能發育。如果賦予個人以自由，他們就能幫助發展出超出任何人事先預料的市場。”

就像自發秩序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一樣，無為（nonaction）原則就是老子思想的根本所在。統治者統治得最少，也就是說當他們采取“不違反自然的行為”時，才是最好的統治[8]。政府受到限制，將有利于創造一种條件，使個人能夠追求幸福和實踐美德。(德). 老子于是寫道“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Lao Tzu, 48; Chan 1963: 162)

就像水一樣，市場是有彈性的，會追求其自然的進程——這個進程是相對平穩的，市場的道路越寬廣，包容它的制度性堤岸（the institutional banks）就越鞏固。中國面臨的挑戰是拓展自由市場的范圍，并提供私人市場發育所必需的制度性基礎結构。解決的方案應該是放棄市場社會主義，轉向“市場道家”，或者如國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最近所說的，重大的挑戰是把國有企業扔到“市場經濟的大海中” (in Chang 1997: 15)。

打破計划精神（Planning Mentality）

蘇聯的崩潰与中央計划体制的失敗已經對計划是否优越于市場作出了最后的結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最近評論說(1997)，“在中國，那些仍然固守著中央計划体制的人都是些頑固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不管是在東方還是西方，計划的精神都是很難打破的。那些“最棒和最聰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人特別容易想象，他們能夠改進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但是自由市場是不能計划出來的，它是隨著消費者的偏好和技術的變化而自發地形成的，它所需要的是明晰的私人財產權和合同自由。

政府的計划体制与市場力量的不相适應，將威脅到中國的前景。市場驅動的活躍的非國有部門目前已經占到工業總產出的70%，將推進中國進入21世紀，但是由國家計划者指導的僵化的國有部門將阻礙發展。蘇聯模式的中央計划時代形成的“重工業導向的發展戰略”在中國的統治精英中仍然根深蒂固(Lin et al. 1996: 218)。如果沒有自由的資本市場和普遍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決策不可避免地就仍然是政治性決策。腐敗和尋租將繼續存在，直到經濟決策由政府驅動轉變為市場驅動。政府把利率人為地控制在低水平，則必然是由政治——而非价格——決定誰能得到稀缺的資本。人們依賴政府而喪失了自己的遠見和自由。而且，一种控制必然要求另一种控制，最后只要政府偏离自由市場原則，就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Hayek 1944; Mises 1980, 1998).

零敲碎打的改革導致了某种緊張：舊的僵化的計划体制与靈活的市場相衝突。在中國，舊制度正在給新制度讓路，但是速度尚沒有快到消除“制度性不适應”（institutional incompatibility）。Lin et al. (1996: 226)指出，

中國漸進型轉型路徑的總体表現确乎引人注目，但是中國也付出了代价。因為宏觀政策環境、尤其是利率政策的改革，滯后于微觀管理制度和資源配置机制的改革，經濟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已經出現了內在的不協調。這种制度不适應的結果就是尋租、投資衝動和通貨膨脹已經內化于轉型過程中了。為緩解這些問題，政府經常訴諸于傳統的行政手段，從而使經濟的動態增長出現中斷，延遲了制度發育。[9]

如果中國希望在下個世紀繼續其快速的經濟增長并結束腐敗，她就必須努力創造合乎自由市場原則和法治的制度。正是据此，Lin et al. (1996: 226)指出，“對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來說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建立一套保護財產權的透明的司法体系以鼓勵創新、技術進步和國內外投資。”

蘇聯制度的失敗是因為它無視現實——就是說，市場道路而不是計划道路才是最合乎人性、因而也合乎個人之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這一現實的。蘇聯模式的計划体制摧毀了鞏固自由私人市場的財產權和合同制度，創造了一种最終自我毀滅的僵化的經濟制度。蘇聯公民在改革和公開性時期所看到的“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有机复活，而是被強加的經濟和政治結构之萎縮。”(Tsypko 1991: 290)今天中國也面臨著國家控制的經濟的“萎縮”（withering away），而其政治結构卻仍然有待于根本性改革。從終极意義上說，經濟和政治改革是不可分割的，要使經濟生活非政治化（depoliticize），中國就需要憲政改革与新思維，中國學者Jixuan Hu (1991: 44)寫道：“通過建立約束最小的集團，讓人們自由地創造性工作，我們就能創造一個不用詳細進行設計的更美好的社會。這并不是一种新觀念，這就是法的觀念，就是憲法的觀念。”然而要接受這些觀念，就意味著理解和接受自發秩序的觀念和無為的原則，以之作為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

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可以把老子的著作作為指導。根据中國著名哲學家Wing-Tsit Chan的研究(1963: 137)，《老子》

強烈反對壓迫性的政府。《老子》的哲學并不是講給隱士的，而是講給圣人-統治者的，他們沒有放棄這個世界而是用無為的方法進行統治。因此，道家并不是退隱的哲學。順其自然的人并沒有消失，相反這恰是他的完滿狀態。

對此，老子寫道：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Lao Tzu, 58; Chan 1963: 167].

中國邁向自由、繁榮國家的指路明燈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老子思想”。鄧小平(1987:
189)曾含蓄地承認老子的思想方法，他說，

我們的最大成功是大量鄉鎮企業的涌現——而對此，我們并沒什么怎么管。看樣子他們是一种自發形成的新生力量……如果說中央對此有什么貢獻的話，那也只是制定了刺激國內經濟的正确的政策。這种政策有很好的結果，這表明我們作出了正确的決策。但是這种結果卻是我或者別的同志所根本沒有預料到的，它是自己涌現出來的（came out of the blue）[10]

中國可以通過信奉和拓展老子的思想而回到本國的自由傳統，不過通過深入理解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研究自由市場制度和公共選擇而對其予以完善。因此，中國在打碎計划經濟精神時，可以同時從自己的傳統和西方中獲得教益。

亞當斯密之道

1776年，亞當斯密指出，“如果所有照顧和約束的制度”被 “完全消除”，那么，就會有某种“簡單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將安自己的邏輯演進出來，那時，每個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勤奮和資本跟任何其他人或集團展開競爭”，只要“他不違反正義之法律”。(Smith [1776] 1937: 651).

在斯密的合乎自然的自由制度中，政府不再負有使命監督“個人的勞作，指導他們的職業使他們最适合于社會之利益，”這樣一种使命是任何人的智慧和知識都不足以擔負得起的。(Smith 1937: 651)

在亞當斯密的市場自由主義政權制度中，政府并沒有消失，但它被嚴格地限定在三個功能上：（1）“保護社會免遭其它獨立的社會之暴力和入侵的職能”； (2)“盡可能地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和壓迫的職能”；(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職能”(Smith 1937: 651)。

在亞當斯密所鼓吹的私人自由市場制度中，人們通過服務于他人及尊重他們的財產權而致富。因而合乎自然的自由制度既是道德的基礎也是一种實踐的產物。私人財產權和自由市場使人們負起責任、作出回應（responsive）。經濟自由主義賦予個人發現自己的相對优勢并進行交易的自由，從而在所有奉行這种方略的地方都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香港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

香港經濟奇跡背后的主要設計師是John Cowperthwaite，一位崇尚亞當斯密等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蘇格蘭人，從1961年到1971年間出掌香港財政司（financial secretary），堅定地抵制了一切在香港增加政府權力和職能范圍的誘惑。跟斯密一樣，他相信自由的市場通過懲罰在使用社會的稀缺資源過程中的失誤、獎賞其成功，將促使人們始終對新机遇保持警覺。John Cowperthwaite明白，沒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但是在所有已知的經濟制度中，市場价格体系及其自動反饋机制是表現得最出色的：

從長期來看，個体的商人在一個自由的經濟体中運用個人的判斷作出的即使常常是錯誤的決策，總起來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也比政府的集中決策造成的危害更小，而且那种錯誤是可以較快得到矯正的。[quoted in Nancy DeWolf Smith 1997: A14].

如果允許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人們將自然地傾向于改善自己的境況的理念，及如果保障個人及其財產，自由放任的制度就能實現和諧的觀念，是西方所理解的市場自由主義秩序的基礎，而這這种秩序也包含在中國古代道家的自我調節秩序（self-regulating order）中，這种秩序，我們可以稱之為“市場道家”（market Taoism，Dorn 1997)。

道家的自然的自由制度，跟亞當斯密的一樣，既是道德的，也是實用的：說它是道德的，是因為它建立在美德基礎上，說它是實用的，因為它能導向繁榮。中國的難題就是放棄市場社會主義，通過縮小國家的規模、擴展市場的規模而創立“市場道家”，而在這個過程中，將能复興中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市場道家与中國的市民社會

中國始于1978年的從中央計划体制向市場取向制度的轉型之路是崎嶇不平的，但是中國勇往直前。市場自由化使中國實現了對外開放，增加了非國家部門的机會，產生了新的觀念，激活了市民社會。中國市民社會得益于公社的終結、鄉鎮企業的興起、對外貿易的擴展，而來自非國有部門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就并不奇怪。經濟活動越是更多地發生在國家部門之外，則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對于經濟自由的需求不可能長期地与對于其它自由的需求相分离。

市場及其支持性制度遵循著正規的和非正規的規則。然而，作為自由市場之基礎的非正規的行為規則是全然不同于中央計划体制下服從型的行為規則的。中國一家私立思想庫——北京天則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張曙光(1996: 5)寫道：

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屬于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不同的倫理學……計划經濟是建立在某些理想社會和美好想象的基礎上的，而實現它的唯一辦法是強制執行。在這樣的制度下，個人只是國家這架机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喪失了所有的創見和創造性。這樣的制度所需要的倫理是服從。在作為平等交換和勞動分工持續發展結果的市場制度下，基本的邏輯是自由選擇和個人地位平等。与市場經濟相應的倫理是互相尊重、互惠、互信。

理解這些不同是中國邁向“市場道家”長征的第一步。

雖然中國還不承認法治，但已經形成了一個司法体系，財產權也開始受到尊重。人們開始采用非正規的商業倫理以更好地服務消費者，并提高交易的效率。司法体系的開放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為從“依法治國”轉軌到“法治”開辟了道路。《華爾街日報》記者Marcus Brauchli寫道(1995: A1)，

國家對司法過程的的嚴密控制，使得法庭完全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其權威受到損害。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已經要求同時進行司法改革，要求真正尊重法治，而不僅僅是以法而治。

Princeton大學教授Minxin Pei(1994, 1995)指出，中國司法体系逐漸地趨向于為個人和財產提供更多的保障、全國人大越來越獨立及其組成人員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最近農村進行的自治試驗，都有助于中國變成越來越開放与民主的社會。他也指出了市場改革使普通人水平提升及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對政治規范的積极影響。在他看來，公眾輿論和法治等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知識“已經對國家運用權力設置了一些限制”。(Pei 1994: 12).

人民已經開始運用法院系統來抗衡政府干涉自己剛剛贏得的經濟自由之行為。Pei (1994: 12)指出，“公民起訴政府机构和官員侵犯自己公民權利和財產權的訴訟案件的數量大幅度上升，官方數字顯示，公民在其中20%的訴訟中獲胜。”不管是誰，只要走訪過急速發展的沿海地區或是福建石獅這樣的新興城市，都能親眼看到中國的經濟生活中每天都在發生變化，看到市民社會正在形成。[11]在評論中國的文化變化時，Jianying Zha (1995: 202)寫道，

經濟改革已經創造了新的机遇、新的夢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創造了新的气氛和精神境界。很多領域中的舊的控制体系已經削弱，尤其是在經濟和生活方式領域。在越來越多的個人生活領域中人們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自由。

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美國國會中一些人為了推進中國的人權而否決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或進行制裁，將是代价高昂的錯誤。它將孤立中國，卻正中批評市場自由化的那些頑固派的下怀，從而損害未來改革的前景。提升中國人權的最好的途徑不是把中國拒之于貿易的文明影響之門外，而是繼續使中國對世界開放。(Dorn 1996)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1978年以來所取得的進步也不容低估。比如在沿海的溫州，已經涌現出了超過1万名私人企業家，那里的人們的生活遠遠不同于自由化之前，比那時更自由了。Ma Lei (1998: 6)說：

私人部門的發展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溫州人對世界的看法。傳統上，中國農民的生活就是“臉朝黃土背靠天”，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生在那里，絕大部分人也工作在那里、老死在那里。他們的選擇极其有限。相比之下，現在出生在溫州的孩子則有無數的選擇，他可以選擇務農，也可以選擇務工，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生意。市場力量拓寬了溫州人的視野，培養了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已經知道了，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經常會失敗，但是他們也學到了，冒險，加上遠見和努力，也能帶來大回報，很多溫州生意人都很欣賞這一點。

最重要的是，溫州已經認識到，在市場上，所有人都可以和諧相處——一個人掙錢并不需要通過強制或殘忍的手段，而是服務他人。這种認識已經創造了一种气氛，私人企業和私人組織——包括私立學校——都得以興旺發達。

中國通往未來之路

從長遠來看，市場社會主義跟中央計划經濟一樣注定了要失敗，因為它不符合人性。70多年中蘇聯嘗試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形式，結果沒有一個成功，憑什么“市場社會主義”在中國就能成功？給社會主義前面加個定語——即使是“市場”——并不能醫治中國制度性矛盾。蘇聯持不同政見者Vladimir Bukovsky (1987: 127)在《選擇自由》（To Choose Freedom）中寫道，

我們這些曾經在社會主義下生活過的人看起來有點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也許西方的社會主義确實跟我們的不同，能產生不同的結果……然而，事實卻是，在西方專家看來似乎是新穎的、有創意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理念，都已經在蘇聯試驗過了。如果說這些試驗最終受到了批判，那并不是因為社會主義不适合蘇聯，而是因為這些創新已經被証明完全就不适應真實的生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殘酷的實驗并沒有能改變人性。

蘇聯模式中內在固有的“致命的自負”是認為，政府計划人員可以像開机器那樣駕馭經濟，并取得長期繁榮(Hayek 1988)。盡管中國已經認識到中央計划的失誤并已引入了市場制度，但這种市場制度是半截子（half-baked），問題是：中國將全心全意邁向市場自由化還是停留在市場社會主義的泥潭中？中國是要躍入私人企業的大海中還是繼續停留在迷蒙狀態下，仍然幻想市場社會主義可以解決一切難題？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中國領導人似乎應該好好傾听一下Nien Cheng的建言，他跟很多中國人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她寫道(1990: 334)，

中國必須在社會主義和市場制度之間作出選擇，混合性制度注定了是要失敗的。只有當中國全力邁向私人市場制度，及用憲政來保障經濟和公民權利，中國發展的障礙才能被清除。中國的危机是信心危机，人們的心智處于半清醒狀態。舊的制度已經失去了其合法性，而新的制度卻未能形成以填補這种真空，對市場和選擇自由之路還沒有作出明确的承諾。

要恢复自覺意識使中國從目前糾纏著它的半夢半醒狀態中蘇醒過來，需待以時日。但是現實要求中國認識到目前的体制已經失敗，現實也要求中國進行徹底的改革，否則它就將被目前席卷全球的自由主義革命的浪潮遠遠甩到后面。

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愿意進行制度變革的試驗了，并在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偉大的進展。但是未來的繁榮取決于中國放棄人為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路線，而走上合乎自然的市場自由主義道路。市場自由主義的觀念對与中國來說并非新奇之物，它是老子及其門徒所發展的老家無為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領導人所需要做的只是讓中國人民回歸自己的傳統，去重新發現那种大智慧：讓自發的市場過程來組織經濟生活，把政府的權力限制于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在這方面，香港可以通過把亞當斯密和Sir John Cowperthwaite之“道”傳播到整個中國，而發揮重要的作用，從而使西方和東方融會貫通為“市場道家”精神。

注釋：

[1]誠如Nicholas Lardy所指出的，中國“應該依靠更具競爭力的市場來淘汰效率低下的企業，并允許企業自愿地聯合。”(轉引自Restall 1997: A22).

[2]國有企業的真實狀態可能更糟糕。Hugo Restall(1997: A22)在《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國有企業病入膏肓：70%都在賠錢。”

[3]將近60年前，F. A. Hayek ([1940] 1948: 203)就評論說，“以為毋須那些負責決策的人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价就能夠創造出完全競爭的環境，純屬幻想。”

[4]樊綱(1997: 7)指出，中國“自下而上”改革小企業的思路也可以适用于大中型國有企業，但可能費時較長。這种路徑允許市場力量進行自發的自由化，一旦被証明成功，就在較高層面上予以合法化。樊指出，小型國有企業的自由化在政府正式批准前三年就已經偷頭展開了。“自下而上”的路徑在政治上是有吸引力的，因為政治家都不敢出面贊成所有權改革，那樣做使他們可以不冒失敗的風險卻克享受成功的聲譽。

[5]Hugo Restall (1997: A22)寫道，“根据1993年的《公司法》而股份化的絕大多數國有企業仍然是用國家銀行的錢，而企業卻是管理者自己的私人領地，只要國家仍然保持控制，看來就不可能与對這些企業給予補貼和及輕易獲得貸款的作法徹底決裂……國家遲早要面臨必須放棄所有權和控制的時候。”

[6]Minxin Pei (1998:76)報道說，“1993年在對六個省5455人的調查中，78%的人贊成下面的說法：‘私人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7]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ames M. Buchanan (1979: 81-82)將“自發秩序的原則”稱之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則”。 這种觀念認為，個人在私人所有權和自由市場体系中追求自身受益，將導致互惠的交換，可以毋須中央計划而由競爭決定的价格協調經濟決策。實際上，中央計划不可能導向市場決定的后果，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掌握足夠的信息以至于事先就知道結果的(參見Hayek 1945, Lavoie 1990)。

[8]Wing-Tsit Chan (1963: 136)注意到說，無為的原則并不意味著“不作為”而是“不采取違反自然的行動”，從本質上說，“無為……是柔順、簡朴、自由的具体表現。”(Smith 1991: 208).

[9]1984年，中國下放信貸權，允許中央銀行的個地方机构可以直接向國有企業增加貸款。然而由于利率被認為控制在低水平，銀行只是簡單地擴張新信貸，結果導致了貨幣急速增長和通貨膨脹。面對這一點，政府不是解除利率管制，而是恢复中央對信貸的配給，直接控制投資項目，于是“計划制度”又回來了。中國的“繁榮-破滅循環”是沒有全力邁向市場經濟、沒有使銀行体系免受政治操縱的結果。因為利率被控制在低于市場利率的水平，中國信貸分配中存在著嚴重的尋租現象，對此問題的探討，參見Lin et al. (1996: 219-20).

[10]Kate Xiao Zhou (1996: 4)把中國集体農庄的瓦解与包產到戶及鄉鎮企業的涌現，形容為“自發的、無組織、沒有領導、非意識形態性的政治運動。”

[11]對中國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的討論，參看Pei (1997)。Kathy Chen (1996)把石獅等中國新興的城市的發展模式稱之為“小政府、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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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UTURE: MARKET SOCIALISM OR MARKET TAOISM?秋風2001，1，10-11譯自Cato Journal, Vol. 18, No. 1 (Spring/Summer 1998). Copyright (c) Cato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owson University.

*作者鄧正萊（James A. Dorn） is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t the Cato Institute and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owson University。秋風2000年末獲作者授權譯自Cato Journal, Vol. 18, No. 1 (Spring/Summer 1998)，原載思想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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