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變遷与抗拒，是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百年中國歷史的主題，這已成為目下學術界公認的不爭事實。現代化的發展有其階段性的一般法則，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曾概括為現代性的挑戰、現代化領導的穩固、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和社會整合四個階段。

更概括地說，我們可以將布氏的四個階段分為前后相續的兩大歷史段落，第一，在回應現代化挑戰的基礎上重建政治共同体，第二，實現以經濟起飛為動力的文明結构轉型。近代中國始終處于現代化發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戰出現了，社會內部的現代化因子和集團也在集聚，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于實現從傳統領袖向現代領袖的權力轉移，重新平衡社會資源配置，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高效率的、開放的政治共同体。這樣，政治發展就成為近代中國現代化變遷的核心問題。

一個國家的政治遺產往往決定了其現代化政治變遷的不同道路。亨廷頓認為：有兩种傳統的政治体制，即官僚帝國制与封建等級制：“在一個官僚政体中，權力已經集中，而這一政体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官僚机构來推行現代化的改革。在封建制或其他權力分散的政体中，革新政策的先決條件是必須集權”。如果說西歐、日本屬于封建等級制的話，那么傳統中國就是官僚帝國政体的典型代表。從表面看來，在歷史上繼承下來的一整套科層化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權体系，只要實行功能的轉換，重建現代化取向，似乎就能現成地用來推進現代化改革。然而，歷史并非那么邏輯地演繹。相反，當封建化的日本迅速對西方作出反應，建立以天皇為合法象征的明治維新政府時，中國的官僚帝國上層卻遲遲不愿走出任何推進現代化，的實際步驟。“在中國，儒家的价值觀和態度阻礙了政治精英轉向改革事實，而一旦他們愿意時，權威的集中化又會妨礙和平地同化因現代化而產生的社會集團。”(亨廷頓)

這一事實意味著從傳統官僚帝國制到現代中央集權科層制之間沒有直接轉換的通道，必須經過集權(傳統)——分權——集權(現代)的過程，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個權力与資源分散的小過渡，才能實現現代化的啟動，進而重新整合，建立現代中央政權。事實也确實如此。

從某种意義上說，太平天國革命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創造了權力分散的良好政治前提，它震撼了清王朝一体化的集權体系，松動了僵硬的社會秩序，權力、資源逐漸分散到地方手中，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地方官員支持下，現代化的最初反應——洋務運動得以啟動、文明因子得以在社會發育生長。

當地方現代化推進至一定規模，而外部世界的刺激強度也達到促使王朝決定改弦更張時，便出現了中央向地方和民間收權，資源集中化的趨向，清末的新政改革就蘊含著這一內容。朝野之間、中央与地方之間的衝突的焦點在于現代化發展的不同操作取向：權力与資源由誰掌握？是自上而下，以中央集權的方式實現社會變革，還是自下而上，通過地方和民間的力量推進現代化？由于清廷內部始終產生不出一位從傳統中脫穎而出、果斷有力的現代領袖，同時在新政過程中滿清擴張中央權力的目的更多地是為保住大清江山和既得利益，而不是實行有效的現代變革，最后導制皇朝新政的失敗，地方民間勢力以辛亥革命的形式掌握了現代化的領導權。

這一權力分配和資源配置的斗爭以后在歷史上又重演過多次，而且形成了某种歷史的循環：當地方与民間占有現代化資源，權力分散到相當程度時，作為效應反彈，就會出現一個強勢政府，努力從事權力資源的聚集化。面臨來自外國列強、地方勢力和民間社會三方面的挑戰，中央政府為了加強集權的步伐，又來不及實現制度的創新，只能被迫向傳統官僚帝國制回歸；從而又喪失了其現代化導向，削弱了統治合法性，最后，在新的失控和混亂中，為自下而上起來的革命力量擊敗。清廷新政、袁世凱強人政治和國民党党治都是嘗試現代化權力集中的努力，而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和中共革命又是基于社會底層的對中央權力的抗拒。

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盡管不斷有中央集中化的趨向和努力，但大部分時間權力与資源仍然分散于地方与民間之中。尤其在一九一五——一九三六年當袁世凱強人政府已經失敗，國民政府中央權威尚未最后确立的二十年間，國家的分裂，中央權力的衰敗，地方主義的盛行，民間社會的活躍達到了歷史上的顛峰。這一狀況對現代化發展具有正負雙重效應。一方面，政府的腐敗和無能使政治權力對民間社會几乎無從控制，現代化得以在社會中自發地、自由地生長、發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的資本主義有了可觀的增長，而且主要是私人和民間推動的。在西潮的推波助瀾下，文化的變遷也日新月异。繼五四啟蒙運動之后到三十年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進入學術高峰期。更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崛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大眾傳媒的普及和自由職業的擴大使中產階級与知識分子都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群体出現在公共領域，而且以商、教育會等各种社會團体形式得以組織化，与政治社會形成舉足輕重的抗衡格局。政治多元化格局靜悄悄地形成，雖然并沒有法律与制度的合法性保障。然而另一方面，這一切又是在無序化的狀態下自發而成的，現代文明各因子之間缺乏有組織的相互聯系和呼應，很難產生整体效應。現代變遷在社會各個層面向前推進了，但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政治系統都仍然處于分崩离析的狀態。社會整合与政治整合遲遲不能實現，新的政治共同体也無從建立，這又在更深的層次上阻礙了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

尤其是不同地域的軍事勢力長期處于殘酷的內戰狀態，社會政治黑暗腐敗，使現代化的擁護者們產生了迅速改變權力分散、政治無序的現狀，建立統一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強烈愿望，他們不再寄希望于民間社會的分層改良，而希望從改造政治入手，找到根本解決的激進方案，以高度集權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全能主義政治就應運而生了。正如鄒讜所指出的：“中國的社會革命与全能主義政治的共同淵源是二十世紀初期面臨的全面危机。社會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一种對策，并且從事社會革命就必須用全能主義政治為手段，……只有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級、每一個領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會國家和各個領域的組織与制度，才能解決問題，克服全面危机”。針對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失序，國民党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党革命的成功經驗，以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符號為號召，在蘇聯顧問和共產党的有效協助下，通過革命党這一嚴密、高效的組織系統滲透到社會基層，將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城鄉平民都動員起來，參与一場社會大革命——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既是全能主義革命的產物，又是全能主義政治的開端。國民党通過高度動員的政治体系進行社會整合，建立以党治為核心的政治霸權秩序，不僅是社會的中心部分，而且其邊緣地帶也被調動起來，企圖以此克服民國初年以來一直存在的權威危机和權力危机。應該說，三十年代國民政府在這一目標上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克服權威危机方面，國民党以三民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統攝符號，強化政權的道統資源，同時沿承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說，在訓政期間由國民党代替國民治理國家，將軍事合法性与現代合法性結合起來，實現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沒有完成的權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轉移。國民政府在城市擴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資源，一批技術專家与知識分子被吸收進各級科層組織。在克服權力危机方面，國民政府通過軍事和政治的兩手將權力与資源逐漸從地方收歸到中央，加強中央集權的凝聚力，尤其是蔣介石作為國民党領袖的權力中樞地位。另一方面在清党分共之后，國民党割斷了自己与社會革命的聯系，政治權力自上而下滲透、擴張到民間社會的各個層面，一度相當活躍的中產階級和知識群体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商會、工會等中間組織名義上還具有法人地位，但在國民党与政府間接或直接的控制干預下，已失卻了對公共決策的影響力和支配權。

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化政治發展的早期水平上，當權力的分散實現了摧毀傳統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必須不失時机地使權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現代導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從這個意義而言，全能主義政治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出現不無其歷史的合理性。然而權力的集中并非政治發展的終极目標，亨廷頓指出：“由于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會和經濟變化，將導致新集團要求進入政治体系并要求擴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階段，即現代化后期，体系的擴大將可能促成体系中權力的重新分散。”這就是說，全能主義政治只是政治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隨著社會革命的成功和社會經濟結构的變遷，它必須逐步退出社會領域，縮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圍，同時擴大政治參与，將被社會發展動員起來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納進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內。這也是孫中山從訓政過渡到憲政的基本政治理想。

然而，國民党的全能主義政治卻在權力的凝聚与分散兩個層面同時犯了錯誤。首先，在國民政府統治大陸的二十二年中，其行政權力的集中化、分層化、制度化始終沒有徹底實現。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權威長期面臨著嚴峻挑戰，起先是國民党內部的地方軍事割据勢力，隨之是來自日本的大規模的入侵，最后是中共的武裝革命運動。許多歷史學家共同認為，國民政府的真正版圖，不出長江下游一帶，其它各省只是“奉國民党正朔”而已。由于國民政府更偏重于從地方收繳權力，而不注意決策的分層化，因而在中央能夠控制的權力网絡中，大小決策過于集中于行政中樞，尤其是蔣介石個人手中，造成底下各層權力普遍性的效率匱乏。同時，盡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訂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規范，形成了一整套書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國權力運作實際過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二千年遺傳下來的、帶有濃郁宗法血緣關系的“習慣法”，這种因人而异的，隨意性极強的人治傳統极大地阻礙了現代行政机构中形成理性原則的确立，使國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狀態。而身負執政使命的國民党既不能實現向現代法理型政党的結构轉變，又喪失了“革命党”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在意識形態內聚功能減弱、組織結构渙散和政治權力既無內部制衡又無社會監督的情形下，逐漸趨向腐敗低能，喪失了領導現代化的政治功能，最后到四十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体制內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戰，權力系統處于半癱瘓局面。

當國民政府在本應集權的行政層面無力支配權力時，卻在本應分權的社會層面強化了政治對社會的控制，這使得民間社會嚴重萎縮，政治系統過于膨脹，現代化的資源配置出現大幅度的失衡，被剝奪殆盡的民間社會失去了推進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而控制了主要資源的政治權力又忙于應付合法性危机，無暇承擔現代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被民族主義和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而動員起來的新老社會利益集團，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缺乏表達自身利益要求的合法性渠道，也難以找到可靠固定的集團代言人，于是，就發生了間歇性的“參与爆炸”。清末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一九一五年底的護法戰爭是一次，而到四十年代下半葉則是一次更大規模的“參与爆炸”。對國民党全能主義政治怀有不滿的各种利益集團，以种种溫和的或暴力的方式強行參与國家的公共決策，形成了一次新的社會革命。

當全能主義政治走向衰敗，社會多方面功能失調，任何改良都無濟于事，而一切危机似乎又集中于政治層面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改朝換代革命，出現“根本解決”的社會期望，希冀以全能主義的革命推翻全能主義的暴政。從國民大革命到解放戰爭，中國的政治變遷走了一個大圓圈。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變遷中權力聚散歷史循環的一次終結。 　

(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景躍進、張淨譯，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2.45元；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一九九○年八月版，7.50元；鄒讜：《中國二十世紀政治与西方政治學》，載《思想家‧跨世紀的探險》，華東化工學院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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