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易主會給亞太地區的安全帶來怎樣的新變數？小布什是否會改變以往克林頓政府的亞太政策？新政府是否會繼承老政府的以“接触”為中心的中國政策？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僅為中國領導人所擔心，也為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所擔心。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亞太地區安全的一個重要角色，“牽一發動一身”，美國的任何政策調整都會引來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外交政策的變動。再者，自前蘇聯解体冷戰結束以后，中國早已經成為美國亞太政策的重心。中美關系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的亞太政策會是怎樣。中國等國家對美國亞太政策動向的密切關注的根源就在這里。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至少要考量如下四個主要因素，即國際關系的本質，冷戰后美國國際關系大戰略的調整，中美關系在美國全權大戰略棋盤上的位置和美國的亞太盟國在實現美國戰略過程中的作用。
現代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擴張性
首先來看現代國際關系的本質。國際關系的本質是和平的還是戰爭的？國家間的關系是一种雙贏(win-win)游戲還是零和(zero-sum)游戲？對諸如此類屬于規范性的問題，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就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結論。這里不能作哲學上的討論，只是分析現代國際關系的本質為何？一句話，現代國際關系最重要的特征表現為國家間的利益的不可調和性，由不可調和到衝突到戰爭，這是現代國際關系形成以來的規律性現象。
形成現代國家關系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輔助于資本主義的則是現代形式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無論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都起源于西歐，然后再迅速擴展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沒有人會否認，沒有資本主義就不會有現代世界体系。進而，我們也可以認為，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現代世界体系就不會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形成。可以概括地說，基于資本主義經濟体系之上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基于現代民族國家之上的資本主義体系具有無限的擴張力。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是和平的，坏就坏在民族國家的干預。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論假設。資本主義和現代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同一件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早期，當資本主義的擴張遇到障礙時，民族國家就開始發生作用。而對后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家本身就推動本國資本的向外擴張。自二戰以來，不僅資本主義的經濟体系在擴張，而且民族國家本生也在擴張，那就是民主的擴張和輸出。資本主義加上民主大大強化了現代國家的擴張能力。
擴張既造就了全權化，也在制造出國家間的糾紛、衝突，甚至戰爭。這种國際關系的本質從來就沒有變化過，在不遠的將來也不會有什么樣的變化。以此看來，現實地說，和平只是馬基雅維里所說的“運气”，而衝突則是事物的使然。回到美國的例子。自美國進入世界体系以來，他一直是推動這一体系形成的一個主力，具有深刻經驗的美國對這樣一种本質的認識比之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深刻。盡管美國有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但主導其國家安全和外交關系則是現實主義。這种現實主義觀點左右了美國決策者對前蘇聯的看法，也在左右著今天他們對中國的看法。
冷戰后的美國國際戰略調整
第二個因素則是冷戰后美國國際戰略的調整。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了其全球戰略的大調整。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國軍事對抗，以力量平衡力量。美國最后贏了。蘇聯消失了，美國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替代者，即中國。美國和西方世界當時有很多人主張用圍堵蘇聯的辦法來制約中國，乘胜追擊，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克林頓總統最初几年對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种情緒的反映。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中國經歷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其經濟体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其經濟也開始很快地被西方世界体系所整合。較之蘇聯，中美關系無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經過多年的調整，克林頓政府終于确立了對華的“接触”政策，即通過把中國整合進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体系來遏止和消除中國的威脅。這樣，克林頓政府确立了以經濟擴張為中心的全權策略，取代了冷戰時期的軍事擴張。
應當指出的是，這是克林頓政府的美國戰略，是美國戰略選擇之一。克林頓作這樣的選擇和他的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价值觀分不開的。在其白宮生涯的早期，克林頓在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上對華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后來發現這樣行不通，于是采納了由一些自由派如哈佛大學的納伊(Joseph Nye)提出的“接触”戰略。這一戰略并不是說美國可以不關心中國的民主等問題了，而是說通過把中國整合到世界体系里面，更能有效地在中國實現這樣一些西方价值。克林頓的這种自由主義价值導向更表現在其對中國和美國平等地位的承認意向上。在兩次克林頓和江澤民高峰會談后，克林頓承認中國是個戰略伙伴，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
那么，小布什是否會改變克林頓發始的以經濟為先導的國家戰略呢？首先應當認識到的是，不管誰當選，都改變不了我們上面所說的美國資本主義及其國家的擴張性質。所不同的是，以怎樣的方式來擴張。當然，對亞洲國家來說，現在所關注的就是小布什會不會脫离克林頓的方向，而向冷戰時期的軍事和政治遏制的回歸。
新政府對中國角色的認知
這里涉及到几個主要因素，包括中國在美國國際戰略棋盤中的角色，小布什對中國的認知，意識形態的差异，美國內政的性質等等。毫無疑問，中國仍然會扮演過去蘇聯所扮演過的角色，即成為美國的對手。在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力量不可避免地會得到增強。盡管中國在總体上還是貧窮，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但和美國的經濟政治方面的競爭性也在逐漸提高。就是說，在中國還是很貧窮的時候，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著很多可以調和的地方。但當中國富裕了以后，兩國國家利益的不可調和性就會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國實際上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也要把中國塑造成這樣一個對手。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我們需要敵人”，大國尤其如此，一個具有擴張性質的大國更是如此。回想一下，在九十年代初短短几年的時間里中國被塑造成“國際威脅”的情景。中國是否是“敵人”，不僅僅取決于現實，也取決于人們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來的。
小布什對中國的認知顯然和克林頓的不同。在競選過程中，小布什多次強調，中國不是克林頓所說的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而是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當時人們認為，小布什這樣聲稱是為了競選。但是最近新任國務卿鮑威爾有再次強調這一點。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戰略競爭的概念是未來布什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理論起點。
意識形態的差异和兩党政治
意識形態的差异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會更強化上述概念的現實性。中國現在成了世界共產主義的“老大”，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或者說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是這樣。自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多次民意調查中，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認為，中國正在變成美國的主要對手或者敵人。敵視中國的人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沒有可能性會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同情中國的人則相信，中國總會有一天會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國家。冷戰結束后，美國人急著要宣布意識形態終結的時代，就是說民主自由是人來歷史上最后的政治形態了。但顯然，中國已經成為了阻止意識形態終結的主要力量。只要中國的共產主義存在一天，美國人就不會停止認為中國是其敵人。應當指出的是，在意識形態層面，很多美國人恐懼的不是中國這個國家，而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
這樣的民意進而為美國政治提供了資源。在兩党政治中，在議會政治中，中國已經也必然繼續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這种情況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但在小布什政府之下，爭論的焦點會有所變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美國政治話語中政治和經濟的分离。經濟問題沒有新的內容好談了，美國人的經濟杠杆的分量少了好些。但這并不是說，中美兩國的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相反，經濟問題剛剛開始。美國拉中國加入世貿，中國努力加入，在這個過程中，兩國領導人強調的是積极的利益方面，但一旦中國加入世貿，潛在的經濟衝突無疑會浮上台面。一旦衝突成為現實，也就為美國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國是“敵人”的資源。當經濟杠杆不夠有分量的時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成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權必然再次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
美國要經濟政治雙贏
所以，小布什政府對華政策的目標有三：繼續獲取經濟利益，擴張西方政治价值和圍堵中國對美國的可能的威脅。
首先，美國是不會放棄在華經濟利益的。可以相信，中國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會是東亞經濟增長的中心。高經濟增長，眾多的人口，新生富裕階層，這些都使得中國成為任何一位資產者向往的市場。作為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必然在資產者爭搶中國市場中扮演頭號先鋒的角色。小布什盡管反對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但并不反對競爭中國的經濟利益。相反，作為商業階級的代表的共和党，在這方面會比克林頓政府更加努力。很多人相信，小布什政府的這种經濟考量會軟化其對華政策，就是說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會制約美國政府在和中國的關系上對軍事政治方法的訴求。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能強調過分。因為實際上，中國本身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的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于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在美國對中國采取非經濟手段時，中國領導人很難象從前那樣不顧經濟利益來反擊美國。經濟上的高度依賴性對中國本身也是一种很大的制約。
同樣，美國人也不會放棄在中國擴張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觀及其制度表現形式。上面強調過，民主的國家形式使得國家本身具有了很大的擴張性質。按照克林頓政府的理想計划，通過把中國整合進世界經濟体系的方式，美國可以更加有效地把民主等价值傳播到中國。對這一點，包括克林頓在內的所有對中國抱有良好愿望的美國政治家從來就沒有隱瞞過。實際上，這正是克林頓政府論証其對華經濟戰略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最有效的話語。小布什無疑在這方面會更進一步。美國人希望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整合來帶動民主化，但顯然是過于理想主義的。中國不會按照美國人的意圖而進行政治民主化。如果是這樣，美國人對中國政治的情感方面就會突顯出來。最近圍繞著《天安門密件》所展開的一系列事情是這种情感的一种反射。反應在議會政治上，無論是民主党還是共和党都會把重點轉向人權民主等政治問題。就連經濟上的問題如貿易逆差等問題也會和政治問題挂起鉤來。
在圍堵中國崛起的威脅方面，新政府一方面會繼續進行諸如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等項目，但也會化很大的精力在聯合亞洲其他國家來制衡中國。在冷戰結束后，美國已經确定了影響亞太地區安全的四個几個主要熱點，即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南中國海和南亞。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是直接的中國問題，而其他兩個熱點也直接和中國有關。也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保証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就要解決中國問題，這是美國各方面的共識。
那么，如何解決中國問題呢？或者說如聯合亞洲其他國家來圍堵中國的崛起呢？這里有几層意思。首先當然是和美國傳統的亞洲盟國，主要是日本和南韓。小布什已經表示要重新評估和日本的關系，強化和日本的關系。第二層是美國和台灣的關系。鑒于中國的重要性，美國不會一邊倒向台灣，就是說不會為了台灣而犧牲和中國的利益。但同樣，美國也不會對中國同情多少。美國的最好政策是保持台灣海峽的現狀。只要台灣保持現在這樣的事實上的獨立，美國就達到了制衡中的目標。所以，國務卿鮑威爾就說，美國不想看到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的單獨的“挑舋”行為。第三層就是聯合中國周邊其他國家，如外蒙古和印度等來制約中國。實際上，對這兩個國家的關系，美國在近年來已經花費了不少的精力。在小布什時代，美國會加強這方面的努力。
白宮易主對現存中美關系的挑戰不是潛在的，而是現實。中國當然希望小布什政府能夠繼續克林頓時代的勢頭，增進兩國關系。但是國際關系局勢的變化經常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如何回應這些新的挑戰對中國來說是個及其重要的課題。
–原載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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