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總書記在世界各地“巡演”時，中國大陸以外的人們大都領略了其多才多藝的十八般技藝：合唱指揮、男高音、吉它手、鋼琴師、舞蹈家……總之，手舞足蹈，不一而足。在頻繁的“獻演”中，人們可以發現總書記的藝術傾向還挺“主旋律”的。

曾記否，在奧地利莫扎特故居，總書記“莫門撫琴”，露了一手。只不過，當那雙營養顯然過剩、手指短粗的大胖手落在琴鍵上時，那無論如何不能稱作“彈”。說“砸”，似乎有夸張之嫌；但若說“敲”，又未免太“輕”描淡寫了……當莫扎特生前用過的鋼琴傳出斷斷續續、几乎令人窒息的無節拍音符時，人們才明白總書記在“報幕”時所謂“中國民歌”，是寫實中共某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歌劇《洪湖赤衛隊》中的一段插曲。

那個歌劇中的某個插曲可否稱作“民歌”，自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然而，總書記對這個歌劇情有獨鐘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澳門，總書記邀請“四姨太”（當然是別人的）同台共唱，曲目還是這個革命歌劇中的某個唱段。

看來，總書記記對《洪湖赤衛隊》豈止是耳熟能詳。這也難怪。這個歌劇凝練了中共革命的邏輯，真切地展演了那些中共革命參加者的性格和气質，堪稱中共發家歷程的真實敘事。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部歌劇的精髓，那么，恐怕只有其中的一句歌詞可堪引用，此即：“砍頭只當風吹帽”。

當然，在中共看來，“砍頭只當風吹帽”是革命英雄主義的体現，是大無畏革命精神的表征，是為革命獻身的理想主義的自然流露。但是，今天再看，難道你不覺得這有點玩世不恭？難道你不覺得這有點王朔小說的主人公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誰”似的地痞無賴气質？難道你不覺得毛澤東所謂“中國人連死都不怕……”只是流氓語言的一种文雅表達方式？如果你皆不以為然，那么，你可知道毛澤東告別此世的最后一句話竟是乞問自己還能活多久的一個問句？

其實，“砍頭只當風吹帽”只是中共革命者的某种气質本性而已。這里的關鍵在于，這句歌詞的奧妙也在于，究竟是誰砍誰的頭，中共才如此瀟洒地“只當風吹帽”。你若以為他們真的把別人砍他們自己的頭“只當風吹帽”，那即使不是大錯，也是特錯。退一万步說，即使中共真的把別人砍自己的頭“只當風吹帽”，又憑什么把其治下的民眾想象得都和他們那樣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把他們的人頭當帽子，把砍掉他們的頭“只當風吹帽”呢？其實，中共革命者在戰爭年代大殺大砍，為的就是砍別人的頭，從而不讓別人砍自己的頭。問題更在于，中共在掌握政權以后，沒什么人敢在太歲頭上比划了，更不用說砍頭了，然而，中共卻真的把“砍頭只當風吹帽”落實了。當然，這回是輪到中共來砍別人的頭了。

也許是驗証“中國人連死都不怕……”，毛澤東偕同“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手起刀落，“嚓、嚓、嚓、嚓”，只二十几年時間，几千万顆人頭落了地。這刀有快刀、鈍刀、明刀、暗刀，不論什么刀，砍起頭來真就像是“風吹帽”。但是，世上究竟有什么風，能在二十几年里，把一個國家中几千万人的帽子吹落在地？如是，中共砍別人的頭又何止是“只當風吹帽”呢！

當年，毛澤東宣布大家都已經“站起來了”時，無人异議。毛澤東說“中國人連死都不怕……”時，也無人吭聲。但是，當毛澤東把“死都不怕”与“該死”等同起來的時候，那些想說些什么的嘴巴已經隨著“生于斯、長于斯”的腦袋，像被風吹掉的帽子一樣滿地翻滾了。這個“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他一定是以為，既然中國人站起來与否可以由其來決定，那么，中國生死与否也就應該是可以由其“代理”的了。

砍別人的頭“只當風吹帽”，這是何等洒脫！不僅如此，中共還有更新潮的玩法。在砍頭前，中共當真給那些被砍的頭顱戴上各种各樣的帽子，以追求“風吹帽”的感覺和快感。什么“里通外國”，什么“地、富、反、坏”，什么“三反分子”，什么“反動組織成員”，等等等等，各种花色，各种尺寸，各种款式，應有盡有。似乎只要那個該死的腦袋戴著一頂帽子，中共就能砍而無憾了，就能“只當風吹帽”了。把人頭當帽子，人命又能价值几何？因此，中共所謂与別人不一樣的人權觀，該不是“帽儿權觀”吧。

由此看來，作為中共“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總書記吟唱“砍頭只當風吹帽”，恐怕還不僅僅只是喜歡其曲調和唱詞而已。他現在正按中共“吹帽”的既定程序，忙于給其欲砍之而后快的腦袋戴上各种帽子，只等帽子扣住腦袋之后，總書記就要掄開膀子開練一番了。

作為革命烈士過繼后代的總書記，想以“砍頭只當風吹帽”來爽一下，似無可厚非。只是，當他下手的時候，他就會發現，砍別人的頭遠比擺弄琴鍵唱高調要難得多，其過程甚至要比那听不出曲調的音符還要斷斷續續，不能持久。結果就是，總書記沒有爽成，卻搞得欲罷不能，難受至极。

也許，總書記記有所不知，雖然中共“砍頭只當風吹帽”的邏輯依舊，但世上的風向卻已經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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