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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8日訊】魯迅先生把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時代，即：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在每一個朝代的末期，都會有一個短暫的不愿做奴隸的時代。近代，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國人又進入不愿做奴隸的時代。但是，有兩种力量一直在干擾中國人不愿做奴隸的抗爭。一种是奴隸的主人，他們用謊言和暴力這兩手來欺騙和鎮壓奴隸，力圖把奴隸們穩在“作穩了奴隸的時代”或者“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种是受到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毒害很深的奴隸。在平時，他們忍受壓迫和污辱的奴性和麻木性舉世無雙，連打開囚牢的窗子都不敢干，更不用說去搗毀一座座囚牢，以至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奴隸中的流氓和帶有流氓習气的工農和知識分子又會進行喪失理性的暴烈反抗，打倒一切，破坏一切，造反稱王，造反做官，使自己上升到奴隸主的地位；那些忠厚老實沒有上升到奴隸主地位的舊奴隸和由奴隸主下降的新奴隸，再去做新奴隸主的奴隸。正像當代一位詩人江嬰詠嘆的：“成則為王敗則誅，秦皇漢武到國初。天翻地覆狂歡后，總把新奴歸舊奴。”一部中國政治史一直陷入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相互易位的惡性循環之中。魯迅所以不提不愿做奴隸的時代，大約因為這個時代總是短暫的，終究是要回到“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去的。

這种惡性循環的歷史早就該打破了、改寫了。我們是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但卻反對朱元璋、洪秀全式的流氓造反派，也反對那些打著人權、民主旗號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爭權奪利和制造明星效應的新造反派。我們要以平常心、辦平常事、做平常人。要堅持理性、非暴力、負責任的精神，運用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去爭取個人的和大家的公民權利，同時履行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們要創造一個老的奴隸主不再存在、新的奴隸主也不再產生的大家都不做奴隸的第四個時代。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追求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永遠消滅了人對人的奴役的自由、民主、富裕、文明的時代。

《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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