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A「調整」款款走來 中國足球迎來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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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4日電】蛇年,中國足球的整體內涵是什麼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調整。

龍年之尾,在邊陲重鎮鵬城召開了中國足球峰會。會議級別不算高,與會最高領導是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李富榮;會議時間也不長,連頭帶尾三天。但它吸引100多位與會代表和全國百多家媒體200餘位記者采訪。對閻世鐸代表中國足協所作的工作報告,反映強烈、褒貶不一。報紙不惜版面,「火爆」的程度是中國足球改革9年、職業化聯賽7年以來之最。

這一切,都昭示著中國足球進入了非常時期。

這一時期在前台扮演主角的是中國足協新「掌門人」閻世鐸。不管是閻世鐸還是「張世鐸」、「李世鐸」,無論是誰扮演這個角色,都會引起反響,甚至爭鳴。這是由這次會議本身性質所決定的。

從1992年的北京紅山口會議到1999年的青島會議,前六次全國足球工作會議都圍繞著一個主旋律:改革。

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我國足球在體制改革、機制轉換、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基本實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如火如荼的職業聯賽,近似火爆的球市,20世紀後葉的中國足球出現了新的亮點。

惟其新,令人歡欣鼓舞。也因為新,孕育著許多不成熟的因素。由於中國足球本身法規體系不健全,足協宏觀調控乏力,在過熱過躁的足球環境、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賽場違紀和鬧事事件不斷發生,不正之風有所蔓延……這些問題已經背離了改革的初衷,阻礙了足球事業進一步發展,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因而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對中國足球從體制、賽制、管理諸方面進行全面的調整,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正如當初的改革要觸犯一些人的利益一樣,這次中國足球戰略性的調整,也必然涉及到有關方面的利益,出現「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狀況。而有可能直接受影響的,是足球俱樂部。

譬如說,從2002年開始不准外籍教練員自帶外籍教練班子,那些與外籍教練班子已簽了兩年合同的俱樂部就為難了。

再譬如,2001年賽季甲級聯賽「只升不降」,就有可能削減競爭的激烈程度,使球市乃至俱樂部的收益受到影響。

還有,俱樂部老總要經過培訓,獲得「上崗証」,也就為難了一些新接手足球的老闆。

……

所以,在深圳會議期間,不少俱樂部老闆「發難」,對閻世鐸的《白皮書》提出種種質疑,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在任何社會形態、在任何社會階層,物質總是第一性的,自身的物質利益決定人們的政治觀念。俱樂部老闆與足協官員所處的物質利益不同,因而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態度。

針對深圳會議上出現的所沒有預見到的分歧,閻世鐸以「理清大思路,明確大方向,採取大行動,促進大發展」作為對工作報告的補充。理清思路是調整的前提,明確方向是調整的內容,採取行動是調整的步驟,促進發展是調整的結果。「中國足協將2001年作為中國足球『調整、建設和管理年』」,調整則是重中之重。

閻世鐸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改革者的一代,建設者的一代,甚至可能是犧牲者的一代,但是我們沒有遺憾。」我理解,這既是對他自己,也是對大家與足球沾邊的人所言。

「從我走馬上任開始,就將這頂『官帽』拿在手裡,我是個『工作狂』,我會給大家有個交待,如果實踐証明我是不稱職的,我會交出頭銜,因為我從上崗第一天起就有了思想准備」,閻世鐸對記者說。

調整,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改革,調整與改革一樣都會有風險,但是為了中國足球舉國體制的完善,為了中國足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了更多的痴情於足球的人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一天,也為了增加全社會的穩定因素,我們只能進行承擔風險的調整,不管這種調整給我們帶來的是歡快還是憂愁。

如果說9年的改革給中國足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嫵媚春光,那麼行將開始的調整,將會迎來中國足球的「第二春」。

冬天已經過去,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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