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4日電】蛇年，中國足球的整體內涵是什麼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調整。

龍年之尾，在邊陲重鎮鵬城召開了中國足球峰會。會議級別不算高，與會最高領導是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李富榮；會議時間也不長，連頭帶尾三天。但它吸引100多位與會代表和全國百多家媒體200餘位記者采訪。對閻世鐸代表中國足協所作的工作報告，反映強烈、褒貶不一。報紙不惜版面，「火爆」的程度是中國足球改革9年、職業化聯賽7年以來之最。

這一切，都昭示著中國足球進入了非常時期。

這一時期在前台扮演主角的是中國足協新「掌門人」閻世鐸。不管是閻世鐸還是「張世鐸」、「李世鐸」，無論是誰扮演這個角色，都會引起反響，甚至爭鳴。這是由這次會議本身性質所決定的。

從1992年的北京紅山口會議到1999年的青島會議，前六次全國足球工作會議都圍繞著一個主旋律：改革。

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我國足球在體制改革、機制轉換、制度創新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基本實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如火如荼的職業聯賽，近似火爆的球市，20世紀後葉的中國足球出現了新的亮點。

惟其新，令人歡欣鼓舞。也因為新，孕育著許多不成熟的因素。由於中國足球本身法規體系不健全，足協宏觀調控乏力，在過熱過躁的足球環境、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賽場違紀和鬧事事件不斷發生，不正之風有所蔓延……這些問題已經背離了改革的初衷，阻礙了足球事業進一步發展，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因而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對中國足球從體制、賽制、管理諸方面進行全面的調整，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正如當初的改革要觸犯一些人的利益一樣，這次中國足球戰略性的調整，也必然涉及到有關方面的利益，出現「幾家歡樂幾家愁」的狀況。而有可能直接受影響的，是足球俱樂部。

譬如說，從2002年開始不准外籍教練員自帶外籍教練班子，那些與外籍教練班子已簽了兩年合同的俱樂部就為難了。

再譬如，2001年賽季甲級聯賽「只升不降」，就有可能削減競爭的激烈程度，使球市乃至俱樂部的收益受到影響。

還有，俱樂部老總要經過培訓，獲得「上崗証」，也就為難了一些新接手足球的老闆。

……

所以，在深圳會議期間，不少俱樂部老闆「發難」，對閻世鐸的《白皮書》提出種種質疑，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在任何社會形態、在任何社會階層，物質總是第一性的，自身的物質利益決定人們的政治觀念。俱樂部老闆與足協官員所處的物質利益不同，因而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看法、態度。

針對深圳會議上出現的所沒有預見到的分歧，閻世鐸以「理清大思路，明確大方向，採取大行動，促進大發展」作為對工作報告的補充。理清思路是調整的前提，明確方向是調整的內容，採取行動是調整的步驟，促進發展是調整的結果。「中國足協將2001年作為中國足球『調整、建設和管理年』」，調整則是重中之重。

閻世鐸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改革者的一代，建設者的一代，甚至可能是犧牲者的一代，但是我們沒有遺憾。」我理解，這既是對他自己，也是對大家與足球沾邊的人所言。

「從我走馬上任開始，就將這頂『官帽』拿在手裡，我是個『工作狂』，我會給大家有個交待，如果實踐証明我是不稱職的，我會交出頭銜，因為我從上崗第一天起就有了思想准備」，閻世鐸對記者說。

調整，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改革，調整與改革一樣都會有風險，但是為了中國足球舉國體制的完善，為了中國足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了更多的痴情於足球的人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一天，也為了增加全社會的穩定因素，我們只能進行承擔風險的調整，不管這種調整給我們帶來的是歡快還是憂愁。

如果說9年的改革給中國足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嫵媚春光，那麼行將開始的調整，將會迎來中國足球的「第二春」。

冬天已經過去，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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