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63周年，但是每當触及到這個歷史的傷口，就會心潮起伏怒火難忍，直至產生爭論、訴諸國際司法。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基于各种現實利益和政治環境的原因，人們對南京大屠殺似乎是采取回避態度的，但是從目前的發展勢頭來看，要想回避、抹煞這段歷史已經越來越做不到了。

盡管有人否定有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存在，在今年南京大屠殺的前夕，由9名主審法官組成的“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在東京進行了持續5天的“模擬審判”，最后宣布：“在充分的事實面前，所有法官一致認定，裕仁天皇犯有反人類罪行”。雖然日本社會的少數右翼勢力依然沉浸在昔日軍國主義的夢幻中無法自拔，但卻無法阻擋正義的歷史車輪，近年來不斷有當年歷史真相的資料被專家學者挖掘出來，國際社會也正對回避這段歷史的各种政治力量逐漸形成了新的壓力。

世人常把日本侵華戰爭的暴行与納粹進行比較，并對國際社會忽略前者而重視后者，不能理解，甚至感到不平。其實，納粹暴行之被世界輿論關注，有兩個因素是并行不悖的，一個是被害者堅持不懈的追求歷史公道，一個是德國上下對這段歷史刻骨銘心的忏悔。對照一下，發生在東方63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在這兩方面似乎都無法比擬：日本當局与德國領導人對戰爭罪責的表現有天壤職別，而中國人民在追求歷史公道的時候，一直受到了自己政府的阻撓刁難甚至鎮壓，象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也是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直到最近兩年才建立起來的，民間的對日索賠活動迄今為止還是在政府的嚴密監控和打壓之下，日前南京發生的移碑事件，進一步暴露了中共當局的曖昧態度，難怪義憤填膺的南京大學生要上街游行。

要還南京大屠殺的本來面目，伸張正義，討回公道，關鍵可能還要看作為這一事件的兩個當事者的民族，所具備的反省能力到達了一种什么境界。侵略者、儈子手的忏悔固然是不能少的，從日本戰后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以及在保存和傳播中國歷史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來看，我相信其認罪忏悔只是時間問題；眼下倒是更需要受害者的覺悟和行動。而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扮演了一個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机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北京當權者竟然以眼前的政治利益替代正義公道，從濫用權力、犧牲受害者的基本權益－－沒有法律根据的放棄戰爭賠款，到以“穩定壓倒一切”禁止民間的對日索賠活動，儼然就象昔日追隨“皇軍”前后的走卒，說它是南京大屠殺的“幫凶”并不為過。

只要你看一看，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權罔顧國際社會的人權批評，持續不斷地踐踏人權，喪心病狂地鎮壓法輪功，就不難發現，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共維持一党專制的常態，整個中共政權就是建筑在剝奪人民基本權力的基礎之上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6000多万，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遠非南京大屠殺的人數所能比擬；就在江澤民任內“歌舞升平”的環境中，据報道已經有一百多位法輪功的學員被迫害之死，成千上万的學員被投進監獄、勞改場所和精神病院。所以，在沒有人性違反人道殘害人民這一點上，中共和當年南京大屠殺的施暴者是一脈相承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時空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許多當事人已走進了歷史，中日兩國的關系也今非昔比，但是只要中國還是由一個踐踏人權、迫害法輪功的政權統治，中國人就沒有人權和自尊，就不可能真正為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討回公道。相反我們要警惕，中共在具体的政治利益驅使下，用煽動仇日的手段轉移自身的政治危机；當然，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對于同胞們以紀念南京大屠殺和對日索賠切入現實政治的良苦用心，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但是如果我們一面要求日本對南京大屠殺忏悔道歉，一面卻容忍中共殘暴鎮壓法輪功、肆意踐踏人權，那就是我們自身還缺少真正的反省。与其如此，中國人民的當務之急是躬身自省“清理門戶”，切實推動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新中國。

東京模擬法庭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示范：海內外所有致力于中國政治轉型的力量，可以聯合起來辦一個類似的模擬法庭，清算一下中共殘害人權的劣跡，過去李鵬訪問聯合國的時候，海外民運人士曾經有過這樣的嘗試，但比較這次東京模擬法庭的活動，可以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同樣的，法輪功為何不也試一試呢。我堅信，當中國人民擁有充分自尊、各項人權得到基本保障的時候，也就是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受害者伸張正義和討回公道之日。

－－原載《星島日報/星島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