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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动身去中国之前并没有写书计划。在北京时这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回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想法。所以我把这个谢辞内容划分成三个阶段：去中国前、在中国期间和离开中国后。第一、二个阶段对本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帮忙我。

　　即使回到九十年代初期，外国公司因为中共血洗天安门而裹足不前，中共领导层那时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的圆滑特征。到一九九三年，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凭借密切的经贸关系，来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放松对华的技术转让，即以“贸易手段处理贸易议题”（这个政策后来又用来对付台湾）。替中共游说的美国公关顾问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新政策，在他们的宣传中毫不脸红地把这些目标称之为“中国关于区域安全议题的先进政策”。

人们认为解放军将玩弄核武器、准备打核战视为最起码的恐吓条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的过去。布莱克说，“他们运载导弹的卡车使用低频通讯手段，他们必须假设我们能发现他们。如果他们监视我们的话，他们会知道我们的陆基导弹也会有所行动。但是他们拥有潜基弹道导弹之后情况就变了。这个时候潜基导弹就会出动。”美国的弱点是她过于趋前的地理位置：“你无法使用‘战略防御计划’保护关岛和夏威夷。”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布莱克接着说，“中共对‘战略防御计划（SDI）’不太在意，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要等十年才能进入部署阶段。但是，从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非常愤怒，因为我们可以在十八个月内为台湾建立一个防御中共常规导弹袭击的安全网。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有窃取我们‘战略防御计划’的动作，而他们要做的是使用反卫星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这一系统。反卫星的办法确实存在，他们能够把我们的卫星搞得七零八落。”

　　那架轰炸机朝跑道下滑时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的某一天，地点在北京郊外的一个空军基地。透过灌木丛，看到一架我现在认为是ＦＢＣ－１式的飞机，人们称作“飞豹”，或者说得好听点儿叫做“空中长城”的军用飞机。站在三十米外打量它，我不得不装成好像在抽烟歇息片刻的样子，意识到我可能是第一个近距离看它飞行的美国人。

二○○二年十月下旬，在永久返回美国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四处看看，见见老朋友。我顺道拜访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京办事处的帕特．包尔斯（Pat Powers），他那时是办事处负责人。我们前往外国人聚会的老字号，万龙酒吧（Frank’s Place）。我挺喜欢帕特，他曾多次挺身而出帮忙我，因此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朋友情谊的气氛中，直到我提起互联网的话题。

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着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着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我没有任何商业背景，更没有经商渴望。我怀疑公关公司之所以雇我是因为他们把我对政治的一点儿敏锐度、加上善于交际，以及社交上作风老派，混同于具备为公司赚钱的能力。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公司会把我留下来，因为我严格说起来是个金融领域的废物。

再往下，贝彼得还写到：中国长期以来非常羡慕新加坡的动态市场经济和由民主政治掩盖起来的一党统治模式。当这个模式的缔造者，著名的李光耀总理，最近宣布要进一步民主化并尽快结束人民行动党的独裁统治时，这对仰慕新加坡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领导人中区别好人和坏人呢？我的一位朋友，美国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头脑相当灵活，告诉我这很重要，因为事实上中国暗地里在与美国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民主模式融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最近与夏皮罗在龙安志的红都俱乐部一起吃饭。夏皮罗，一位坚定的毛派分子，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加入了中国籍，他现在是全国政协负责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员。夏皮罗告诉我的朋友，在美国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人们认为这样是民主的；在中国也有各种党派，但它们不能够称之为政党。在这里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夏皮罗能够分辨出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是属于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因此，他们有没有驴子和大象的标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也照样存在竞争。

搬进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露天走廊上聚餐。工业烟雾在白天已从城市的南边散去，北京真实的地理特征开始显露出来：由于缺乏树木和植被，这个沙漠化的城市昼夜温差比较大。当太阳消失在鼓楼后的天际时，中午的炎热已经从屋顶的瓦片散发掉，开始吹来习习的凉风。一只蝙蝠（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物，与“福”字谐音）在走廊上飞来飞去；一群流浪猫受到炉台飘出的菜香和一只发情母猫的吸引，聚集在屋顶上；牛排在烤架上“嘶嘶”作响，妻子摆弄着鸡尾酒搅拌器，四周飘散着高级雪茄的香味，屋里传来阵阵约翰．麦克考马克的爱尔兰思乡民谣。

没有去做的个人原因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但还是可以做出下列归纳。在中国做新闻报导也许没有像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那样困难，但是CNN的报导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发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比如，白克尔和林和立同为中国方面的专栏作家，但当《南华早报》决定开创中国市场后，他们都被解聘了）。因此，新闻机构在北京不得不规范他们记者的“操行”。他们用正面消息（《纽约时报》对中国首次地方选美大赛的报导）来冲淡负面新闻（《纽约时报》揭露爱滋病在中国一个内陆省份蔓延的情况）。他们把那些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西方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灌输给中国的语句删掉（这些语句不“客观”）。

外国侨民住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从北京东北面的首都机场开始，一直到五环路外，当你仔细观察，在高速公路的两旁你能看到一派乡村的景色：被树林分割开的田野，贫穷的农村和少得可怜的耕地，破旧的厂房，然后你的视线被高墙隔断，里面是不断在增加的大量外国侨民的住宅。美国的商务代表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利用美国企业的基础来发展个人事业，虽然他们被视为外国侨民中的佼佼者，但许多人还是选择住在这种便于搭机旅行的房子。这些房子集中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两旁的空地上，远离喧嚣的北京市中心，龙苑别墅便是其一：

《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以中国的权力中心命名，听起来分外庄严，但部分章节使其看起来在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党内斗争，顾不了广泛利用外国人为中共利益服务的这一策略，直到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将夏皮罗等人从“国际友人”贬为“极左人士”（指没有紧密跟随党的新路线的人）。现在，中国之友的定义取决于能否带来金钱（或者至少能否带来技术、政治上的信誉）；因此，能够得到回报的标准从以前的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共的忠诚，转变为能否积极拉拢到具有商业、政府或军队背景的外国人。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对外国人旅行诸多限制的取消，大批的美国人开始涌入中国，去重新探索这个古老的国度。

在中国很容易结交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在北京城的西北部遇见了艾德。

首先是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个没有法制、腐败猖獗的社会中，尤其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美国商界绝不会忽略中国政府部门。事实上，要想在中国获得营业执照－－即加入游戏，不仅仅需要与上面人士拉关系，还需要与几个下面的人士同时打通关系，通常包括一些地方官员。一个公关公司如能吸引具庞大人脉且有相当级别的前政府官员加入（用我们的行话），就能为公司加分。一些像摩托罗拉、斯科和柯达等大公司都有专门的强大的工作部门负责与中国内部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公司需要透过我们去与中国官僚队伍建立关系和依赖我们的策略分析。很公平地，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中国政府将这种花言巧语当作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见到，比如，《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打出“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人们加强对中国的理解”的标题，下面附上国会议员西蒙"G奥维兹（Simon Orvitz）的厥词：“中国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与中国相比。”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代表来中国访问时（无论以何种标准，这里连人类都不适合居住，更甭提动物了），北京政府办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基金会的代表们坐在一个支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标语横幅前，拥抱着吉祥动物熊猫。

国会代表团的成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四下张望，好像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总之，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下一个活动上去了，在行程安排中可能还包括观看中国小学生关于爱护环境的歌唱表演。

早餐在继续。我们也会就他们早先会晤几位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况表示某种试探，目的是借机显示我们对中国政要颇为了解。我们透露些少量与中国某些官员相关的小道消息，就像中餐馆提供的小菜。不需要特别强调，点到为止就可以，我们知道各自的地盘，他们心里也明白，于是提问开始了。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仍未能跳出“七大必问题目”的范围。事实上，他们的提问不外乎“寻求保证”的模式：“你如何能保证西藏的状况（或者是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或者是人权状况等）在得到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后将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