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住到帕西以后，由于他的名气和事业，几乎被信件和来访者压得透不过气来。任何人只要想起关于美洲的话题，或多少知道一些情况的，都给富兰克林写信；商人们则没完没了地申请到美洲去经商；最多的要求来自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他们想被推荐到美国军队中去。一般来说他一律拒绝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拉法耶特和斯图本。
年轻的拉法耶特急于要为战死于和英军打仗的父亲报仇，同时也为了支持美国人民的事业。尽管在拉法耶特赴美前，富兰克林从来没见过他，他还是给华盛顿写了信推荐他，并请华盛顿给他以关照，以免他“极度慷慨的性格”被他人利用。他告诉华盛顿说，拉法耶特有一些朋友，能帮助他准备军事装备。拉法耶特到美洲后受到华盛顿的重用，成为美军中一名英勇的军官。
另一个例外是德‧斯图本伯爵。斯图本曾供职于普鲁士统帅部，任普鲁士王弗雷德里克的副官，因而具有当时堪称一流的军官素质。1777年，斯图本穷困潦倒，到巴黎来谋职。他到帕西看望富兰克林，陈明自己想到美国军队中服务的心迹。富兰克林从他自述的经历中看出他在缺乏训练，战斗素质差的美军中必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材。
于是，他和迪安商量了一番，决定大力保举他赴美参军。他9月4日给华盛顿的信中这样介绍斯图本，“这位先生将有幸携带此信谒见你，他是德‧斯图本男爵，前不久是普鲁士国王麾下的随侍武官，身任经理署署长，参加了他的所有战斗”。
富兰克林的信的确不是事实，但就是这些不实之辞给了大陆会议以异常深刻的印象，将他派到华盛顿在福吉谷的司令部任职。斯图本上尉倒也真是一员将才，不出几个星期，就把军队训练得幡然一新。自那以后，这支军队在军纪军风上足以与英军媲美。在他的训练场上，美国的民兵出落成了战士。斯图本为美国的独立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这些日常的外事活动相比，美国使团来法外交使命的中心部分——在和法、英、西等国的周旋中争取法国、西班牙作盟友——却进展甚微。
以英国政府国务次长威廉‧艾登为首脑的谍报机构在富兰克林等美国使节身边布下了罗网。富兰克林在伦敦时的朋友，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成为该机构设在富兰克林身边的密探。班克罗夫特的顶头上司是英国负责巴黎间谍工作的保罗‧文特沃思。
班克罗夫特利用和富兰克林是故交的关系和富兰克林对他的信任，设法于1776年夏季成为迪安的助手，处理和布马奇之间的联系及法国、西班牙援美事宜，整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都从美国使团领取薪酬。他同时又从文特沃思那里得到更多的报酬。从1776年12月起，他又被美国使团雇为间谍，其后，便以秘书的身份参加使团1月9日和弗尔仁尼的会谈，然后向文特沃思报告一切。
他住在富兰克林的住所里将近一年，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引起富兰克林的怀疑。他定期地向文特沃思报告美国和法国、西班牙的谈判，取得贷款的途径，使团和大陆会议的通信联系等等。他把使团雇用的船的船名、船长姓名、起航的详细情况、私掠船及战利品的消息提供给英国驻法大使斯多蒙特。阿瑟‧李怀疑过他。在觉察到这一点后，班克罗夫特便不时地去英国一趟，将一些无关宏旨的机密情报带给富兰克林，有一次他还因被指控为“盲流”而被捕过。企图以此打消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
由于班克罗夫特钻进了美国使团的内部，斯多蒙特才有可能准确地向法国提出抗议，指责法国违反了中立国的原则，也才使英国的巡洋舰对于驶往美国的货船和邮船的行踪了如指掌，美国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时，美国使团内部有了人事变动。阿瑟‧李疑心迪安在和布马奇联系援美物资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他还怀疑富兰克林在其中也曾染指，因为富兰克林答应迪安全权处理其事。因此，阿瑟‧李便写信向大陆会议的成员塞缪尔‧亚当斯和自己的兄弟谈了自己的疑窦。实际上，阿瑟‧李之所以如此这般，还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在使团中的地位。
大陆会议派富兰克林、西勒斯‧迪安和阿瑟‧李作为赴法使团，在使团中，三人的地位是同等的。但是，由于富兰克林的名望，在实际外交事务中，使得富兰克林享有一种远远高于迪安和李的实际地位。迪安对此毫不介意，而且将自己能被看作是富兰克林的朋友和同胞引以为自豪。而阿瑟‧李就不一样了。尽管他从内心深处是敬仰富兰克林的，但如同当年在伦敦时写信告诉波士顿人富兰克林亲英一样，他不甘置身于富兰克林身后的阴影中。特别是富兰克林和迪安之间的相互信任令他感到孤立，感到被冷落。
塞缪尔‧亚当斯和阿瑟‧李的兄弟理查德‧亨利‧李读了阿瑟‧李的信后，将疑云带到了大陆会议，得到大陆会议的支持。1777年5月，理查德‧亨利‧李被派出使西班牙，阿瑟‧李的另一个兄弟威廉‧李奉命出使柏林和维也纳，拉尔夫‧伊扎德出使托斯卡纳①。12月，大陆会议命令迪安回国报告“欧洲事务状况”。而富兰克林去了维也纳。这样，在巴黎的外交事务就由阿瑟‧李一人独揽了。但他还不肯到此止步，一直到1778年9月12日，他还认定富兰克林“与这些抢劫有关，到时候我们将收集证据”。
尽管有英国派来的内奸、内部的分歧，美国赴法使团最为关注的还是法国政府的立场。
1777年7月，弗尔仁尼告诉法王，秘密援助已不足以使美国独立战争维持下去，当前亟需作出决断：要么完全改变支持美方的立场，要么就是比目前走得更远——向英国宣战，也就是缔结法、美、西攻守同盟，三方若未得其他两方同意，不得单独媾和。法王听了，告诉弗尔仁尼说，只要西班牙愿意同时行动，他同意和美国结盟。
然而就在这时，西班牙退缩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达成停战协定，西班牙又一直反对任何一国的美洲殖民地独立，因此不打算增强对美援助。
同时，美洲传来的美军战况也不容乐观：柏高英于7月未经力战就轻取提坎德罗加，豪准备夺占费城。弗尔仁尼心中暗自衡量，如果费城和纽约陷入英军掌握之中，新英格兰又被柏高英隔绝孤立，那么美国的叛乱必败无疑。法国在此时只能观望。
在法国人面前，富兰克林镇定自若，谈笑如常，保持了他一贯的风度，实际却忧心如焚。一向认为外交必须以自强为唯一基础的富兰克林已看出，美国的独立事业正经历着它的最低点。即使身在海外，也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英国战舰几乎已切断了美国与外界的通信联系，但极少几封来自大陆会议的信中都说，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他们已不知道该如何将战争继续下去了。
9月的晚些时候，使团向弗尔仁尼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法国政府承认他们国家的独立，并提供1400万法郎的贷款，那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将是雪中送炭。但备忘录的内容即刻就被狡诈的内奸班克罗夫特泄露出去了。在备忘录送到弗尔仁尼手中之前，斯多蒙特就知道了这事，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弗尔仁尼提请使团注意保密。
但除了阿瑟‧李以外，富兰克林和迪安仍没有意识到内奸就近在身边。富兰克林还认为弗尔仁尼这样说是当作不肯承认美国独立和发放贷款的借口。诚实而光明磊落的学者兼科学家做了外交官，万万想不到问题出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朋友身上。他只是从美国战局之不利对法国当局的影响来看问题，而就这一点而言，富兰克林无疑是对的。整个9月过去了，他们从法国政府得到的，只是沉默。
而美国的战况还在继续恶化。11月，从英国传来消息说，费城被豪将军攻陷了。但是在美国的二名使者中，全部财产和女儿、外孙都在费城的富兰克林却表现得最为坚定。有27日使团碰头起草了给大陆会议的急件公文后，阿瑟‧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毫不含糊地认为，没有欧洲国家的援助，我们也能把这场抗争坚持下去，直到成功。他感到满意的是，正如他以前说过的，对欧洲的商业和依赖越少越好，因为没有和它的联系，我们将做得更好。”富兰克林也不同意去警告法国内阁说，如果没有法国盟友，使节们必将和英国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对他们宣布，其结果是不能肯定的；它可能被视作一种威胁，这会使他们由于绝望或愤怒而抛弃我们。”最好是等待，等待战局的好转，他们对我们的立场也才会更有利。
富兰克林是有远见的，当时他们只能等待，满怀胜利信心地等待。当朋友忧心忡忡地通知他费城失陷的消息，说：“豪将军攻占了费城”，他却接口答道，“不对，是费城俘获了豪将军”。果然，他们等待的时日并不长久。12月4日，就有喜讯从波士顿传来：柏高英在萨拉托加全军投降，美军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