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8日我们第一个女孩子在广州诞生了，因为上海已不安定，外子把我送到广州待产，同年5月底我再回上海整理简单行李。民航公司开始撤离上海总部了。
　　
不久国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都已定义，只剩下我们独家民航公司替国民党服务，忙着空运官员到台湾。
　　
此外我们还免费空运了不少文化人和教士离开大陆。
　　
初生的婴儿还不足一个月，我又跟着外子到处救灾救难，把女儿交托那时尚未结婚的大姐和三妹替我照顾。我们两人虽然工作辛劳，但有了爱，似乎可以征服一切困难。在他教导下，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伕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像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