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苏联政府试图单独行动，在他们的地区建立一个亲共的德国，就将给英美两国占领区制造严重的困难，授予了战败的德国人以在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拍卖抬价的权力。这些都是事实。不论我们从中得到什么结论，这肯定不是我们进行武装斗争所要建立的解放的欧洲，也不是一个具有永久和平必要条件的欧洲。”

“世界和平需要一个新的欧洲联合，没有国家被永久的遗弃在外。从欧洲强原著种族间争执产生世界战争，我们目睹了或以前多次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两次看到美国逆着他们的本愿和传统，克服争论和不可能不被理解的力量，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拉入战争以保证胜利，但却在恐怖的屠杀和蹂躏之后。两次，美国不得不派出数百万年轻人跨过大西洋去找寻战争；但现在战争能找到任何国家，可能就在黄昏和黎明之间到达。我们确实应该以明白的意图为欧洲的大和平，在联合国框架内和依照其宪章去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开因素的非常重要的政策。”

“在横跨欧洲的铁幕前面，还有其他令人焦虑的因素。意大利共产党由于不得不支持共产党训练的铁托元帅对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前意大利领土的要求，受到严重的牵制。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前途未卜。再一点，欧洲的复兴，如无一个强大的法国，这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的全部公职生活中，我总是为使法国强大而工作着。甚至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对它的命运丧失信心。现在也不会丧失信心。不过，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这是任何人在取得胜利后立即都应该记诵的一些黯淡的事实。这一胜利是通过在战斗中以及在自由和民主的事业中结成情谊深厚的战友关系取得的。如果我们不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

“另一方面，我排斥新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但仍然迫切。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命运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有能力拯救未来，我觉得有义务在有机会的时候说出来。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因此，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不能解决问题；袖手旁观，也不解决问题；采取绥靖政策，也无济于事。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脆弱，尤其是军事上的虚弱。由于这个缘故，势力均衡的旧理论不适用了。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们再也经不起在只留有狭小余地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从而提供了进行测试实力的诱惑。假使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严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么，它们推行这些原则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没有人会来冒犯它们。不过，假使它们四分五裂，在自己执行职责时手软，假使让这紧要关头的几年白白混过去，那么，我们大家确实都要在浩劫中被毁灭了。”

“上一次，我曾目睹大战来临，对自己本国同胞和全世界大声疾呼，但是人们都听不进。直到1933年，甚至1935年，或许还能把德国从后来落到它头上的可怕命运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大家都免遭希特勒强加于人类的苦难。在全部历史中，没有一次战争比前不久使地球上这么多广大地区沦为废墟的这次大战，更容易同及时的行动加以制止。它本来可以不发一枪就被制止住，而德国本来可以至今是一个强大、繁荣、受尊敬的国家。但是，谁也听不进。于是所有我们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都被卷入可怕的漩涡中了。

我们肯定的必须不让那种事重演。这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在现时，即一九四六年，在联合国普遍权威之下，就所有问题同俄国达成良好的谅解；并且通过这个世界性组织，在讲英语的世界及其一切联系地区的全力支援下，使上述良好的谅解在许多和平的年份中维持下去。这就是我在这次演讲中敬上的解决方案，我给的题目‘和平的砥柱’。”

“请不要把大英帝国和联邦的坚持的能力加以低估。因为你看到我们岛上4600万为食品供应而烦恼，我们只收获半成，甚至是战时的半成，或是因为我们在六年激烈战争后难以从新开展我们的工业和出口贸易。不要认为我们不能走出这穷困的暗淡年份，因为我们走过了剧痛的光荣岁月。或者今后的半个世纪，你没看到7000或8000万英国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联合保卫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和我们共同接受的世界的事业。如果在英语联邦的人口，再加上美国的人口，和这种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在空中、海上、科学和工业各方面的合作，那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力量均衡，致使野心家和冒险家情不自禁。相反，这将是压倒性的优势安全保证。

如果我们坚守联合国宪章，镇静认真的强化不寻求别人的土地和财富，不寻求任意控制人们的思想；倘若英国所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的联合在一起，那么，就将不仅为我们、为我们的时代，而且也将为所有的人，为未来的世纪，带来一个广阔的前程，这是明确无疑的。”

其实，早在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就已经敏锐的注意到苏联的威胁，并与杜鲁门的通信中，他就使用了“铁幕”一词，他说：“在苏联的前线拉下了铁幕。”

他的这一演讲和所公开使用的“铁幕”一词，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苏联方面反应强烈，史达林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美国朝野也受到强烈震撼，杜鲁门非常赞同丘吉尔的论断，但在美国国会中出现了若干激烈的敌对言论，认为丘吉尔是想把美国引向“最恐怖的战争”，让英国火中取栗。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界一位最有身份的人对苏联进行的最公开、最大胆的指责。这也是后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冷战”所发出的最初信号。有不少专家认为，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长达40多年冷战的序幕。

“铁幕”一词尽管不是丘吉尔的首创，但经他这么一用，从此便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有关东西方对抗的专有名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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