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下午一点,那天风不是很大,晴空万里,我人在圣母峰南峰约海拔八千七百公尺处,只剩下一百公尺不到就可以登顶,雪巴人却向我提出撤退的建议,让我当场呆住!
原因之一是雪巴人丹增的氧气面罩出了问题,不得不下到第四营去,让深信藏传佛教的他们心底萌起不祥之感。但因为同时正有三十多人向着顶峰挺进,丝毫没有撤退的迹象;再加上我背负着许多责任与国人的期许,在停留观察约半小时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登顶,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快上快下。
三点十五分,历史的一刻,我终于站上世界的顶峰。仓促地拍下留念的照片之后,便赶紧下山。谁知天气变化得很快,拍下登顶照片时天空还是一片蔚蓝,等我下到八千六百公尺时却已风雪交加,连站都站不稳,面罩与防风镜不断地起雾、结冰,让我的行动受到许多限制。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与雪巴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最后,剩我一人独自留在漆黑的雪地里……
原本我以为雪巴人先去找路,会再回头找我,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我放弃了那样的念头,心底感到慌乱与害怕,但脑筋却是异常清醒理智,不停地想着如何渡过这个难关的方法。
这时,留在原地是最好的方式,免得因为走错方向或滑落冰坡而一命呜呼;我想挖个雪坑躲进去,但冰斧一碰到冰面就反弹,只好作罢。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极为凶险,因为,要在狂风暴雪的八千四百公尺处度过长夜,谈何容易!
由于意识到情况不太乐观,我开始想立遗嘱告诉我的家人、朋友及赞助厂商,明白交代“我被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下不去?”也想到了《中国百岳》无法完成的遗憾。
原本我打算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圣母峰南侧进行拍摄,因为要拍摄《中国百岳》的山峰,最好能完整呈现山的东西南北侧。所以我攀登圣母峰的原因之一,就是想捕捉它南侧的面貌,下山之后再接续到西藏,行程早已安排好了。
没想到,我却卡在圣母峰顶,下不下得去都还是未知数,何况是《中国百岳》的拍摄。一想到自己没办法完成计划,莫名的幻觉突然都出现了。我隐约看见锦绣的老板对我说“你这个疯子!”影像就好像早期收讯不良的电视机般,一下彩色、一下黑白,跳动模糊不定。
我也感觉到一张张黑白的脸孔在对我说话,虽然无法辨识出是谁,但感觉得出来是熟悉的人。之后,影像慢慢清楚,彩色的画面中出现了等在基地营的队友,其中的林道明还笑着对我说:“队长,还不赶快下来,我们要庆功了。”最后甚至连家里的小孩也出现了。
我听不清楚孩子的声音,看到的是他面向窗台的黑白画面,眼神望向远方,好像在说:“爸爸去爬山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一幕让我打从心底一酸,想到如果自己真的无法回去,那我的家人怎么办?
刹那间,我的心忍不住悸动起来,于是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回去。
我分析出会让自己陷入死亡的几个原因:不是温度太低,就是空气稀薄、脑部缺氧而死。这时我想起尼泊尔第一位登顶圣母峰十次的安力达雪巴曾告诉过我,有一次他被困在圣母峰上,为了保持清醒和体温,只好整晚不停地拍打全身,于是我就开始不断地拍打身体,两只脚上下摆动,身体像汽油桶般滚过来滚过去,甚至大声嘶吼、叫自己的名字以保持头脑清醒。
而为了克服高山上稀薄的空气,我也尽量让暴风雪不要包住我的口鼻,一侧过脸就用力吸气。这是个相当累人的动作,做没几次就累得想趴下了,但我警觉性高,马上又起身继续地做……就这样,一直撑到天空透出微弱的红色亮光,太阳就快出来了!直到我听见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才终于获救。
这一场圣母峰有史以来最大的山难,一共有八人丧生,我是唯一受困在八千四百公尺还能获救生还的人,但我的十根手指、脚趾都已坏死,必须全部切除;而焦黑的鼻子也必须挖掉,不过并不影响呼吸功能。原本我以为只要切一切、缝一缝就好,没想到竟是一连串“剖骨挖肉”治疗的开始;一年内,我总共动了十五次刀,东挖西补,全身上下体无完肤。之后面对的还有长期抗战的复健工作,但我都坚忍以对,因为毕竟我活下来了!
我从来没有过“征服”一座山的想法,排除万难登顶,是为了要征服自己的懦弱与狭隘,现在矗立我眼前的人生大山已经够险、够艰难,足够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挑战。@
--节录自“宝瓶文化”《一座山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