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商在华成功的“葵花宝典”
作者以此情节作为开篇第一章并非无因，因为一个政府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控制人的思想情绪与行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之严密可想而知，而一个外国商人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做生意发财，“想不与政府官员做交易，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性”。
接下来，作者写出了外商们为练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笈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众。
六、外国人被改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
中国被渲染成梦幻式的东方黄金梦，这个寻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中国一些冬烘学者至今还在那里津津乐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能够成功克制人的贪欲，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到哪怕三分成色。但可惜的是，中国人哪怕负笈西洋，也并未能将马克斯‧韦伯津津乐道的西方精神学到，倒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不少染上了“中国特色”（这是本人亲自观察这个群体得出的结论，连他们自己也多少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充满了对权力的膜拜与歌颂，这种膜拜经常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如果外国人投身中国并生活于其中，这些人在本国耳濡目染几十年之教养，最后都不得不服膺于中国文明。
作者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中国的成功故事，这位叫做龙安志的商人想尽办法在中国阿谀奉承，以便捞取好处。这位商人九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曾运用他的学识帮助许多军工企业在香港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妻子是中国军队的高干女儿，除了长袖善舞，在中国赚了不少钱之外，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一位写了二十本书的多才多艺的作家，比如《中国第一》，还有歌颂香港巨富李嘉诚的《红都》，这些书热情歌颂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回归。而《龙安志的中南海》一书则刻意吹捧中国领导人。最让中国政府满意的是龙安志经常为英文报刊撰写与《人民日报》论调类似的文章，作者总结说，龙安志“用尽三个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的朋友”。
龙安志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让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他又怎能不倍加热爱呢？尽管这个国家充满了种种不公平与不人道的事情，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为那微薄的工资（每小时二十五美分至三十五美分）而辛苦劳作，但龙安志的笔下，中国仍旧是一颗熠熠生辉、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星，那里的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尤其是中国政府对龙安志的满意，那真是许多外商梦寐以求的恩遇。
在本国能够以“扒粪者”自居且自傲的无冕之王们，到了北京“也不得不像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导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导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
这个由自由人变为半臣民的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有过程度不同的挣扎，诸多外国人都被“弄得疲惫不堪，道德继续沦丧。作为各人而言，我们的防波堤差别很大。一些人紧紧地抱住了中国政府这块礁石，其他的一些人则与海岸保持一种不切实际的距离；一些人在市场里恐吓孩子，其他的一些人却收养他们，但压力仍旧存在。”
一向被骂为没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看了这一段以后，或许会获得心理平衡？甚至还可以为中国人有面对中国冷酷现实而保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灵而感到自豪？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办公楼走廊里悬挂的一幅字：“东方无穷”──真正是神秘莫测，度人无数的“东方无穷”呀。
与上个世纪的冒险家乐园相比，中国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世界发生的变化比中国更大，不过中国媒体更乐于谈中国的变化）：矗立于各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追比美国欧洲的物质生活，最主要的成就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还有世界上最先进无与伦比的网路监控技术，挟巨资出国定居的中国精英（他们远比当年国民党败逃时仓皇出逃的上层精英气定神闲）……
但中国也还有不变的东西：官僚们贪污腐败横行，国民依旧是臣民而非公民，工人（包括农民工）仍然在血汗工厂里打工，新闻自由依旧渺然难追，“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的情况遍及中国，穷人的孩子依旧无法读书，女子迫于贫穷而为人妾侍（现在叫做二奶或小蜜），老百姓见了官依然矮三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号称已经学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民主，至今连民主的第一要义程序正义还没学会遵守，……
让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也站起来了，官员们成了“能够造就国王”的人，外国商人到了中国，也得依靠官员们的恩赐才能发财，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变化？
还是借那首传唱了二十来年的“新编社会主义好”做为本文结尾：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或说是翘着尾巴）回来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性高潮。
这样一个中国，我，还有我的那些良知尚存的同胞们能发自内心地拥抱它吗？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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