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杀》提高了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公司的身价，尤其是他在技术人员中的身价，这些人多数都与环球公司有合同，为了日后好找工作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找个能给他们带来些名气的人合作。他们不是不在乎评论家说些什么，而是更在乎是否能被这个孩子好好关照，以便使他们的收入看起来还不错。

《追杀》公演两星期后，这公司从前的导演兼制片人汤姆•劳夫林就与《追杀》的摄影师杰克•马塔签了合同，让他去拍摄使他很成功的系列片《比利•杰克》(Billy Jack)。剪编弗朗克•毛里斯发现，请求让他剪片子的人越来越多。助理导演吉姆•法够被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挑走做了他片子的导演。

诸如此类之事，围绕着斯皮尔伯格在继续发生。当斯皮尔伯格1985年为环球公司拍完电视系列剧后，作曲家比利•戈顿伯格就开始为《惊奇故事》作曲了。许多参加了《恶魔孽种》拍摄工作的人都参加了斯皮尔伯格以后的拍片工作，包括摄影师比尔•巴特勒和卡尔•离特雷伯，还有在这部影片中演小角色的那些来自长滩的朋友，以及后来的和他一道合作编写《大白鲨》的朋友。

环球公司收到了许多来自其他电影厂邀请斯皮尔伯格去拍电影的请求。不幸的是，公司一概拒绝了这些请求。莱文森和林克马上借此机会抓住斯皮尔伯格让他再拍一部试播片。看过《传道》(Mission)之后，观众都希望马丁•兰多和巴巴拉这对夫妇再度于《难以完成的使命》(Mission Impossible)中出演记者保尔•塞威格和他的妻子。无论斯皮尔伯格提过多少要求拍影院影片的抗议，辛伯格仍不改变他的主意。尽管后来是由斯皮尔伯格的老朋友巴瑞•舒力文在这部片子中扮演了敲榨记者赛威格一家的法官，但这次经历并没有让斯皮尔伯格感到光彩。

他瞎位乎了一阵子，把从前的片名《监视塞威格报告的人》做了修改，1971年，它以《塞威格》的片名上演了。评论家对此各执一说。斯皮尔伯格后来说，这是他惟一一次被人强迫去拍的电影，即使如此，这也不足以让斯皮尔伯格违背公众的意愿而按自己的意愿去拍片子。

在给《追杀》又加了9分钟的内容后，环球公司把它拿去参加了5月份的法国嘎纳电影节，去给欧洲电影发行充当一个小小开场白。斯皮尔伯格也去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的旅行。在巴黎的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穿过凯旋门，斯皮尔伯格穿着喇叭型中仔裤、方头皮靴，细横条衬衫，紧身夹克，像个衣着不整的小男孩儿似地跟在他的朋友身后。

斯皮尔伯格崇敬地环顾四周，巴黎!7月，斯皮尔伯格又到了罗马，环球公司住罗马的工作人员安排斯皮尔伯格与弗德里克•弗里尼共进午餐。让斯皮尔伯格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先生带他来的这家美国风味餐馆里的人，对弗里尼和弗里尼的客人们的态度不同，他们不让他坐在他的客人们旁边，只因为他没有系领带。弗里尼怒气冲冲地走出饭店，扭头说道：“好吧，我们现在去意大利餐馆。”

欧洲充斥着浓厚学者气息的氛围并不让人感到惬意。在罗马，左翼评论家逼迫斯皮尔伯格同意他们在文章中对《追杀》所作的比喻：卡车象征着工人阶级，小汽车象征着资产阶级，这是一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当斯皮尔伯格表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时，他们中有4个人吵嚷着离去。

斯皮尔伯格再也不打算卷入这类政治活动了。作为一个大众制片人，他不能接受“电影是政治的化身”的观点。这等于是把电影中的某个人说成是阶级力量。斯皮尔伯格曾在嘎纳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这些相信‘化身’理论的导演们等不到老就会得血栓。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弹奏所有的乐器。”

斯皮尔伯格接受了人们对《追杀》的所有恭维，甚至包括那些听起来有些荒谬的恭维。有人说《追杀》是一份对“机器的起诉书”，这是十分恰如其分的，因为斯皮尔伯格太热衷于用机器操纵人们的视觉，太热衷于操纵电子之类的玩意儿了。

《追杀》于1972年10月在伦敦上演，虽然它只在伦敦西区(富人区)外不远处的一家电影院上演，而且至多只让上演了两星期，然而自从嘎纳节后，它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卫•里恩说：“很显然，这儿来了位出色的新导演。”英国评论家们，尤其是曾在《星期日时报》上把《追杀》描写成“从电影院里众多优秀材料中纺织出来”的影片的评论家迪雷斯•鲍威尔，以极大的热情评价了这部影片，致使环球公司终于把它拿到伦敦西街的影院去放了，并附了一则带有过分赞美言词的广告。

如果说它算不上是伦敦销售季节中最好的片子，它也可以算是一部不错的片子，是欧洲大陆范围内较好的片子。对于弗朗克斯•特拉福特来说，《追杀》具有他和其他新浪潮的导演们一直在追求的优秀影片的所有优秀品质：“优美、淡雅、朴素、考究、富于节奏。”而没有他们所具有的缺点：“浮躁、缺少内在感觉、缺少自然。”

这片子最后获利6万美元。但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它给斯皮尔伯格带来了声誉。特别是伦敦这座城市，尽管斯皮尔伯格不喜欢欧洲，它却逐渐变成了他的第二个电影总部。1984年，斯皮尔伯格告诉鲍威尔《星期日时报》的接班人莱恩•约翰斯通说：“如果不是你杰出的前任，我不会在这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