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8日讯】长期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共全面推行权贵私有化以来，一部分人一直全盘否定暴力革命，他们认定以革命结束中共统治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是一种 “不可取”、“不理性”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才是唯一可取的手段。但是，他们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无条件和平“改良中共”，或者干脆跪在地上千万遍的呼唤，期待中共头子良心发现，自我改良，对这一点，山东异议人士鲁西狂徒（鲁扬）在“自由中国”论坛上说得很直白：任何政变、革命都“呵，不是好方法”，“……中国人反正已经等了十八年了，再等个五年十年又何妨？”
无条件“和平改变”中共论，看似和平理性公允，实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大谬论，它起了极大的麻痹人们斗志的作用，它是犬儒的保护色，也是十八年来民运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之一。
什么是“不惜一切代价”，说白了就是：不管死多少人、不管造成多大的破坏；“不惜一切代价要颠覆终结中共统治”就是为了颠覆终结中共的统治死多少人、造成多大的破坏都不在乎，我固然反对这样的道路，因为“不惜一切代价”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路，这是共产党党文化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黑道枭雄价值观的实践。
“不惜一切代价”必然草菅人命，这与共产党拿人命不当回事的价值观有什么区别？“不惜一切代价”同时也指在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和平改变的情况下诉诸武力，滥用暴力，比方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完全是个宪政民主的政府，列宁布尔甚维克在完全可以通过选票合法参政的情况下，却为了获取绝对的权力，发动暴动颠覆合法政府，进而把俄国拖入血腥的大内战…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要争取尽快和平瓦解中共统治，因为这是代价最低的一条道路，但是，我同时要提请人们明白：能否和平演变，并不单单取决于中共的反对派，而是取决于中共的反对派和中共双方：如果中共死不悔改、继续拒绝政治改革、继续镇压自由民主的和平诉求，那么，和平改变中共专制的愿望就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
今天中共胡锦涛中央继续顽固阻断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继续残酷迫害法轮功和独立宗教信仰组织、对民间任何独立组织“露头就打”、严酷封锁钳制信息媒体– “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任何传播渠道”、现在连纯粹经济利益上的维权都要当作敌对行为来打压……在这种和平演变的萌芽都难生长的恶劣现实面前，要瓦解中共的统治，除了促成政变、兵变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中共在历史上尽管罪恶滔天，但如果当年邓小平、江泽民、现在的胡锦涛中央能够主动开启政治民主化变革、实施宪政的的话，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甚至像波兰共产党一样继续执政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中共现在把和平演变的路子都堵死了，现在的中共胡锦涛中央不仅没有丝毫的要进行政治改革的迹象，暴政反倒变本加厉……因此中共只能解散、只能消灭。并不是我们容不得中共这个对立面，而是它自己要螳臂挡车、要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以，为了尽早割除中共这个毒瘤，面对恶劣的现实，只能通过国非和平手段来解决了。以非和平手段尽快地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并不等于“不惜代价”，就我本人而言，我并没有主张不择手段，我提出的方案有破有立，拙作《未来中国最佳政体的再思索》系列文章，就是力求把民主转型减到最低。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什么才是这些人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要颠覆终结中共统治”？从机遇的角度说，如果还有和平演变的可能，就采取大杀戮、大破坏的暴烈手段以图推翻中共政权，这才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颠覆终结中共统治”。
在中共江泽民中央发起镇压法轮功之前，中国的共产政权仍然有着很好的和平演变的条件，特别是1997年邓小平死后到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前的两年，那时身负六四血债的中共政治老强人已经死光，“六四”凶犯李鹏也没有实力与江泽民抗衡，但是江泽民不仅死不悔改，还发起对法轮功的镇压，愚蠢地背上历史包袱，主动和杀人犯李鹏绑在一起。
胡锦涛上台以后，不仅继续镇压法轮功，而且倒行逆施比江泽民更加疯狂、倒车开得更远，中共胡锦涛中央现在已经基本堵死了和平改变的所有空隙，因此，随着十七大以后胡锦涛的进一步坐稳，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在胡锦涛上台之前一直全身心地倡导非暴力变革（虽然没有排除革命手段），甚至在2005年胡锦涛凶相显露之前，都在诚心倾力地呼吁胡锦涛像个尔巴乔夫学习，直到胡锦涛“恋斯崇毛”学朝鲜嘴脸完完全全地显现，在中共和平改变已经基本不可能的情况下才主张采取革命这一推翻中共的手段，而且，即便支持暴力革命，我也主张把牺牲和破坏减至最小，试问某些人士，我这怎么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颠覆终结中共统治”呢？
当今，一些民运、异议人士对于“颠覆终结中共统治”代价的大小，有着很深的误解。他们对暴力革命有着太多的负面理解，进而认为支持暴力革命的人对谁谁有着“刻骨仇恨”，这是不准确的。
其实，暴力革命的代价不一定比和平演变大，只有在完全能够以和平手段达成变革的目的时，丢弃和平手段而采用暴力手段，代价才会更大。
中国八九民运期间，中共的改革派势力和民众都坚持和平抗争，结果遭到极为惨酷的大屠杀，中国在“六四”事件中付出的代价，实际上超过了前东欧共产国家剧变的总和，坚持和平抗争的中国付出了这样惨重的人命牺牲，却连最低的改良成果都挣不到，这能说明非暴力手段的代价低吗？
在前东欧各国的剧变中，罗马尼亚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暴力革命的道路，面对奇奥赛斯库等罗共顽固派的丧尽天良，前罗马尼亚政权内的良知者和民众都以暴力奋起反抗：倒戈的国防军把枪支弹药分发给抗争的民众、民众则拿起枪杆，痛击前来屠杀的前罗共内卫部队和警察……罗马尼亚是东欧前共产国家唯一在剧变发生大规模杀戮的国家，罗马尼亚剧变死了四五千人，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剧变初期和平游行示威时的遇难者，他们遭到忠于奇奥赛斯库部队和警察开枪屠杀而身亡，进入全民起义阶段伤亡的人数反倒较小。这个事实，对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排斥暴力革命、一味认定非暴力抗争代价小的人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罗马尼亚剧变和中国“六四”的例子足以证伪那种认为暴力革命的代价就一定比和平改变的代价大的观点。
另外还应该看到：一般来说暴力革命的过程很短，而和平改变由于进程缓慢而过程漫长；在暴力革命中民众短时期内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不义的统治者则往往遭到清算，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在和平改变中，代价全得由民众（弱势群体）付出，由于暴政的改变缓慢，所以民众的苦难更长久、甚至要等几辈子的时间，而邪恶的统治者继续犯罪却望望能够逃脱惩罚……因此，和平改变由于进程缓慢而累及起来的代价，不见得比暴力革命的代价小，而且，比起革命，这种要弱势群体长期地、单方面地付出代价得改变方式包含着巨大的不公正，很容易危及整个社会道德。
罗马尼亚暴力剧变虽然死了几千人，但是一举彻底割除了共产毒瘤，建立了宪政民主政权，之后，熬过了几年的经济困难和新政权的适应稳定期（手术后伤口愈合的阵痛），如今的罗马尼亚已经走上了正途，比起中国，现在的罗马尼亚没有专制暴政、没有严重的制度性贪污腐败、没有日益悬殊的空前贫富悬殊、没有一个越来越贫困的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日益崩解败坏的社会道德、没有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罗马尼亚在度过阵痛期后，经济快速而健康的发展，现在人均收入重又大幅超越中国。罗马尼亚现在在东欧国家中，尚且属于发展较后进的国家，中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差距可想而知。
八九民运遭血腥镇压以来，中国没有再发生任何的政治“动乱”，十八年来的改变都是和平进行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专制暴政变本加厉：继“六四”大屠杀之后，中中共又发起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八年来杀死整死法轮功信徒两千人以上、1999年以来，中共严禁十四种气功和信仰团体，对民运、异议和独立宗教信仰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酷、现在，中共更是连纯粹经济利益上的维权也一起打压……十八年来，随着中共权贵私有化掠夺运动的加速进行，强迫拆迁、强迫征地等制度化暴行在全国肆虐，老百姓不仅毫无政治自由，连安身立命的基本财产也横遭侵犯和剥夺……
十多年来，中共国的经济虽然因为国内廉价劳力和西方资本的输血而高速增长，但是因为体制的专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几乎完全被一小撮中共特权寡头官僚集团攫取和享用，1992年以来尤其如此，十多年来造就了一个超贪婪、超流氓、超无耻、超残暴的中共特权寡头新集团，这一小撮分子凭借老百姓血泪汗铸成的金山银海，提前把自己和家族送进共产天堂，过起了“按需分配”的生活；另一方面，有造成了一个数量越来越庞大、相对越来越贫困的弱势群体，这就导致社会仇恨和潜藏的社会危机非常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较快，但是因为专制体制缺乏修错能力、再加上中共中央存有卖国求荣、卖国换“稳定”的心机，因此经济不可避免畸形片面发展：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中共不惜廉价出卖国家资源、为外国高污染项目进入大开绿灯……十八年来，这种畸形片面发展已经导致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全面恶化。总之，二十多年的“和平改变”，中国人付出了比许多国家暴力革命代价更大的代价，结果基本上没有促成任何的政治进步，反而造成今天这样一个仇恨巨大、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
两相比较，仁人志士们不妨自己看看：究竟是罗马尼亚人采用暴力果断割除共产毒瘤的代价更大，还是中国人坚持和平改变、不敢对毒瘤动刀、容留共产毒瘤在民族肌体内继续生长的代价更大！？
现在的中国，像1989年那样的民主化的环境和机遇已经不可能再有了，而且胡锦涛正在开足马力地封堵一切“和平演变”缝隙，中国要想实现宪政民主转型，已经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手段。中国人必须设法尽快瓦解中国的共产政权，否则照这样“和平改变”下去，迎来的将会是总崩溃–中国将陷入国家解体、民族消亡的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王力雄笔下的“黄祸”，就真会成为恐怖的现实！
有人以辛亥革命的后果来论证以革命终结中共统治不可取，这种论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满清政权与中共政权的性质并不相同，因此不能进行类比论证。满清政权在其初期是一个外族征服政权，但在其末期已经基本汉化，变为一个中国本土的君主专制政权；而中共政权则是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全世界的历史经验证明：君主专制政权能够在保留君主政体的情况下以立宪方式转变为宪政民主政权，英国、日本、泰国、荷兰及北欧国家就是例子；而共产专制政权则无法通过改良转变为宪政民主政权，前东欧、前苏联共产政权的瓦解无一不经过各种颜色的革命和政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由此知：虽然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使中国失去了君主立宪的机会，但决不能据此断定以革命推翻中共就会使中国丧失和平转型的机会。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政权很难改良，现在的中共政权更不可能自我改良，只能革除。
综上所述，因为暴力革命的代价并不一定比和平改变的代价大，因此支持暴力革命，并不等于为达目的不惜代价。
当前中国毫无和平改变条件的恶劣的现实来说，那种主张无条件“和平改变”的观点，实际上要比主张暴力革命以求尽快推翻中共的观点更加“不惜代价”！
前苏联、东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去除共产专制而不经受任何痛苦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古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共统治后，中国人肯定会经受几年的痛楚，甚至经受“休克疗法”，但这比起继续容留中共这个毒瘤祸国殃民，以致最后亡国灭族，这个代价还是微小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我要奉劝有关心中国转型的人士：现阶段还一味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完全排斥暴力革命是有害无益的。@
成稿于2007十月十二日下午，第一次修改，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修改
──原载《自由圣火》(//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