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2日讯】原载《 黄 花 岗》

　　1929 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8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一时，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波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占。中华民国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下面让我们来看中共的卖国嘴脸：
　　22,1929年7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41号、42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辛先生按（下同）——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经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问题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
　　（四）， “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联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以上事实，不但可以把中共钉死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且，通观中共党史只有两件事：一是祸国殃民，一是给脸上搽粉，这正好可为“辩”文的问题“谁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提供出最标准的答案。
　　一个白色军阀，里通外国，搞武装割椐：一个红色军阀，里通外国，搞武装割椐；二鬼里通外国闹中华，把祖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
　　23,1929年11月26日，李立三代表中央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24,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第60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中共党史说：“中共乃由此在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
　　25,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出了 “中央通告70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26,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
　　27,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中共党史称： “李立三提出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趁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完全胜利，也以一败涂地而告终。随即开始了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28,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当天政府军停止围剿，次日蒋介石离开江西前线，共产党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立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于9月20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战斗”。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29, 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继续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
　　30, 1932年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中共领袖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斗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的政治生活”， “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
　　31,1933年春，正在进行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长城沿线。中共武装叛国又得到一次大发展，地域更加扩大，已经垮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
　　32, 1933年2月7日，据中共党史称：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10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500余里，南北400余里，总面积42000平方公里，人口 500余万的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在1933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30万人，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式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才造成了中共武装叛乱、武装叛国的全盛时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党员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保卫祖国”的口号也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党员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 至1936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水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像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无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行笔至此，笔者不禁油然而兴浩叹：时、空、人、事，国民党、军阀、共产党，中国、苏联、日本，几大因素排列组合，特别是其中的活跃元素之间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仅靠辛先生一支笔，就要把史实勾勒得顾此及彼、点面结合、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又要把事理辨析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服天下人；左丘明、司马光在世，能不惺惺相惜乎？特别是，如果你通读《谁是新中国*下卷》，就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大篇《过共论》。其鞭辟入里，气贯长虹，堪与贾谊的《过秦论》遥相呼应，结为姊妹篇。应该说，二者都是大家手笔、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今好文章。当然，如果作类比的话，把《谁是新中国*上卷》，类比《六国论》不也宜乎！
　　辛灏年在与《透视中国》主持人的对话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谁是新中国》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但是要准确的说，它是一本中国现代史辨，“辨析”的“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很多种的《中国现代史》，他们基本上站在一党的立场上，来叙述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而且是一个胜利者用谎言编织了这样无数本的《中国现代史》，所以正是针对这样一个对象，这本书采取“辨析”的办法，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真真实实的一些东西，把它提拎出来，然后进行思想剖析，所以我称它为“辨析”，但说到底，也就是一本《中国现代史》，一本来自于中国大陆民间知识份子们，自己对历史反思的一个成果。
　　在这里，自诩为“历史学家”的辛灏年，用了一个“辨析”，就把所有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把自己，及其巧伪之书——《谁是新中国》，捧到了九天之上。这是何等的学阀作风！但是，辛灏年的这一番自我表白，恰恰暴露了他自绝于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败类面目
　　有“辩”这样的文章现世，还愁无处去找知识份子中的败类吗？辛先生用的是“辨”，是辨析真假、是非、善恶；而你用的是“辩”，是辩护，实际作的是强辩、跪辩，张牙舞爪、无理取闹，特别是你说的话，或引用的话，都是恶犬效主子，大搞语言暴力，而其中许多话，即便在大陆，也都早已是声名狼藉的陈词滥调，而你却还要不厌其烦地说呀说呀，还当成最新谎言来夸夸其谈哩！当然，如属下面情况，自当别论：你是故意那样说，让读者恶心共产党的。
　　现在看来，你所谓的“不入流”，在你这一面是“莫知所宗”；在辛先生那一面是，从写作风格上讲，不陈陈相袭，不随波逐流，赋予独创性。所谓“历史专著”的“着”，贵在独创，该“历史专著”正是独出心裁、不落窠臼、独树一帜、独创一格。它把从老八股到洋八股、从党八股到帮八股，给甩的溜干二净，至于你说的：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翻看一下辛灏年的“成名之作”——《谁是新中国》，就会感到“四人帮”大批判文章那股子打棍子、揪辫子，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恶气，扑面而来。在《谁是新中国》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四人帮”“金棍子”姚文元当年的霸道。可以让读者都来评一评：看看这是谁的活脱脱的自画像？好！就让我当场把你抓住吧！单凭扣帽子一项，你师承“四人帮”就堪称“江青出于蓝蘋而坏于蓝蘋”；你实在是作孽不浅，难道也不怕祸延子孙？——仅在一篇文章中，你就给辛先生扣了近40顶帽子，计有：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辛灏年，满脑子唯心史观的辛灏年，满世界鼓吹“精英”论的辛灏年之流，“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的辛灏年，辛灏年一类骗子，。奴才，汉奸，靠“伤痕文学”起家的浪荡子，叛国精英，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中国知识份子的败类，知识份子中的害群之马，谣言世家子弟，帝国主义反华势力雇佣的文化特务，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反共反人民的老英雄，投机商人，投机的野心家，“卓尔不群”的野心家，赤臂上阵的小丑，骗子，害人虫，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藏在人民革命队伍中的敌对分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复辟分子，极端反动的人，文化掮客，头上戴着一大堆光环的时代宠儿，赤臂上阵的弄潮儿，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的鹰犬，对于我们国家抱有敌对情绪的知识份子，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美国反华势力的走狗，“台独”的同路人，……（遗漏在所难免}另外，对人、对书的辱骂，也是比比皆是。难怪你为读者所不辞，回报你为“夹生坯子下流货！”你的通篇文章，除了部分引语外，充斥着“四人帮”大批判文章那股霸气、恶气、流气、痞气、阴阳怪气；第三代核心的油腔滑调、装腔作势；第二代核心的杀气腾腾；好像还要装出一股你祖师爷的山大王气。
　　让我们再走走”群众路线”，听听读者的呼声；看看“辩”文是怎样明目张胆地与民意为敌的？（以下转载自《黄花岗》总14期）
　　辛先生：您好！
　　无意间在书柜发现几本《黄花岗》，连夜惊读之余，茅塞顿开，大有振聋发聩之效，我似找到了一条该走之路。
　　丢掉幻想，认清本质，先扫垃圾，再建高楼。
　　恨不能很快与您相见，以讨教具体的救国之道。

　　德成 2004。11。21

　　大陆人辛灏年（从前是小说家，现在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者）写的《谁是新中国》不可不读。导生出中华民国的革命是正统，导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是“反革命复辟”。这是个很有价值的论点。辛灏年刻意不使用中华民国这边公布的史料，刻意只用“人民共和国”那边公布的史料和报纸记录，雄辩如江河，力透纸背。
　　接受新教育吧！活到老，学到老。

　　台湾人

　　黄花岗杂志社：
　　辛灏年的思想应该让大陆中小学的教师知道。
　　看了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知道了许多真相。并且我把这些真相讲给我的学生听，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这与他们在课本里所学的发生了冲突，但学生还是更相信我给他们讲的事实。关键是如何把新灏年观点让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有几个老师可以上网？建议在城市可上网的中小学教师家庭都要想办法看到《谁是新中国》。

　　大陆一位农村高中教师

　　黄花岗总编辑：
　　身为华侨的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有着这么一本继承孙中山大志的出版物。再次送上万分的谢意！三民主义乃中国民主的唯一希望！

　　陈永健 谨启

　　辛先生：
　　黄花岗杂志别树一帜，大作《谁是新中国》立意颇新，于我心有戚戚焉！只是网页更

　　田建模

　　黄花岗杂志社和尊敬的辛灏年先生：
　　我是一名反共爱国人士，曾经抱着纯洁的想法要加入共产党，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从1997 年开始，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从1998年开始，（至今） 我已经进行了快8年的反共宣传；期间，屡屡遇到人民担心“没有了共产党咋办”的疑虑。所以我建议在退党声明的同时再发起一个新的签名运动。那就是“全民公投产生新宪法，全民直选产生新政府，军队国家化，政教分离，党政分离，人民自由结社组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权立国，废除西方的精神垃圾 ‘马列主义’，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重建家园认同。”两个签名同时进行，让人民在离开“共产党反动派”的同时，又能看到国家的光明前景……我碰见许多为“共产党反动派”辩护的人士（“辩”文作者听着：——紫丹注），他们在共产党推动的各种运动和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分到了赃物，就泯灭了良心、失去了正义。现在我正告这些人回头是岸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你们要认识民主和自由的可贵。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只有在一个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度里面，大家才会有做人的尊严。
　　非常希望能借助辛灏年先生的高知名度把我这些想法来传播出去。

　　林越 2005。6

　　黄花岗杂志暨辛灏年主编：
　　您好！我是生活在大陆的一名自由作者，笔名王律文。我曾经长期工作于新闻文化界，于2002 年辞职从事写作。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种种危机，而“民主”和“统一”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黄花岗杂志以宣扬中华民国的历史与理念、追求重建民主中国为主旨，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华民国”正是两大问题的一个交集，一个新的“大中华民国”，能够同时解决中国的“民主”与“统一”问题。贵刊直面当今中国问题之核心，在种种争论报刊中独树一帜，为推动中国的民主统一进步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谨此向贵刊暨辛灏奶奶先生表示敬意……！

　　王律文 2005。7

　　九九归一，现在回归到“辩”文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否定的话语。不过，读者需要给它来个否定之否定，即在“并非。”句前再加个“并非”，让它正负对消后等于O，即不读括号里的句子：《谁是新中国》（并非像炮制者和鼓吹者炒作的那样，）是一本“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并且“已经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的“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第二，关于辛灏年，其人入流不入流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这个生于新中国，长于新中国，承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厚恩，头上戴着“作家”、“青联委员”、“精英”等等一大堆光环的“时代宠儿”，为什么要跑到美国，跪拜在帝国主义的脚下，甘心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对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狂吠呢？答案很简单，正是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和平演变”的结果。
　　人们不禁要问：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是偌大的新中国，有着博大胸怀，兼容并蓄的中国人民，容不下他辛灏年一支笔呢，还是辛灏年别有用心？
　　辛先生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他是出于这样一个无奈的简单而又纯洁的目的。问题在于，“辩”文为什么要。明知故问呢？是不是要让国人怀念王炳章、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吴弘达、魏京生、王丹……何清涟、袁红冰、焦国标、陈用林等一大串名字呢？高行健得诺奖时，朱镕基说：“可惜他不是中国人！”一位女评论家为文反驳说：“幸亏他不是中国人。”可谓意味深长。又，是不是还想要勾起人们挂念在国内的湖南三壮实士、重建中国国民党的17壮士、丁子霖代表的天安门母亲、蒋颜永、刘晓波、杜导正、刘狄、卢雪松等等的处境呢？
　　更，是不是要人们拿无比优越的人民民主与构成世界灾难的美国民主作对比呢？
　　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于1945年7月在延安，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那正是一次关于人民民主的谈话。
　　黄炎培说：我生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54年9月15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新阶段》社论。为了说明新中国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我们不妨将这篇社论全文录下：（从略！——紫丹）
　　我为什么要“从略”？因为，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作的制定宪法的报告，我是在收音机前收听过直播的。至今51年过去，其中那些曾使我欢欣鼓舞过的句子，我记忆犹新，如：“在我们国家机关内，压制批评是犯法的行为！”紧接着收音机里就爆发出哗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委员长已经成了国家元首，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当毛泽东的红卫兵用语录打头、用耳光打脸、连打带踢，打得他遍体鳞伤的时候，他说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没有撤消……他作为公民，他的权利如何如何……，可怜刘主席还想用宪法来当护身符。当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直到毛泽东残害他致死时，白发二尺长！难道宪法还会保护普通的老百姓吗？如果说，刘少奇诉诸宪法的话是废话，那就证实了宪法是废纸。废纸就废纸吧，就像人大代表是花瓶一样，大家装模作样，心照不宣就算了。可毛泽东偏偏不认这壶酒钱，硬是要把他的新的接班人明文写在宪法上。按走过场说，下届您老人家能否当选国家领导人也还是个未知数，怎么能把接班人就预先定在宪法上呢？老人家也太奚落宪法、人大代表这些玩艺儿了，连他们脸上糊的那张薄纸也要给撕破。
　　我刚才把《社论》全文从略，却留下毛与黄关于民主的美谈。就是叫你对照一下嘴脸。现在继续对照：翻手为云，毛的淫威不可侵犯，说把接班人定在根本大法就定在根本大法上；他是多么倚重宪法！又是多么椅重接班人！覆手为雨，一反脸就宣布废止接班人，说废止就废止，定在宪法上有屁用！宪法呀宪法，可怜的宪法在诉苦：“我要不被写成宪法，白纸无黑字，尚可当手纸。呜呼！而况宪法而不如手纸乎！”
　　“算了算了！毛泽东时代作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邓小平号召我们向前看！”就是这个邓小平让机关枪射着开花子弹，履带卷着血肉之躯，血洗天安门的。可他也是把宪法、人大当作废物的呀！相反，当秋后算账的时候，哪位人大委员曾提议过召开人大会议解决问题的，都不轻饶。
　　面对着天安门白发老母的控诉，“辩” 文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高谈阔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无比优越性；血口喷人、肆意诋毁“美国式民主”，说它倒是人民的灾难。可是别忘了，连这个邓小平都说过：“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接着还拉出毛泽东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选二卷，293页）真来咄咄怪事！怎么这个田雨竟胡充八当得比他的主子毛泽东、邓小平还要左三分呢！见怪不怪，这也可作二解：一，反话正说就是：“这是黄嘴角子弱智儿，才会有的初生小兽之蛮勇！”二，实话实说就是——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章上）读者如想要领会贯通孟子话的精神实质，只需要有足够的耐性，坚持品读下面的宏论就行了。
　　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不懈地争取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当家作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所以，人民要的是人民民主，而不是辛灏年鼓吹的美国式“民主”。美国式的“民主”，就是战争，就是侵略，就是殖民掠夺
　　美国式“民主”就是世界人民的灾难
　　叛逃到美国，吃着美国人残羹剩饭，给美帝国主义当着“乏走狗”的辛灏年，最为推崇的就是所谓的美国式“民主”，他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式“民主”摇旗呐喊，企图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他还纠集一干子醉心美国式“民主”的所谓“精英”，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为美国式“民主”摇唇鼓舌。
　　那么，所谓的“美国式民主”，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在这里，我们不必举证更多的例证，看一看正在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侵略军的“虐俘”丑闻，也就十分地明白了所谓“美国式民主”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自从美英联军“虐俘”丑闻被媒体揭露之后，有关美英联军“虐俘”丑闻的报导纷至沓来：

　　 　　摘取上面几篇报导，意在说明，辛灏年之流竭力鼓吹的美国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所谓的美国式“民主”，就是残酷压迫全世界人民的专制制度；所谓的美国式“自由”，就是野蛮剥夺全世界人民自由的殖民主义压迫；所谓的美国式“人权”，就是使全世界人民丧失基本生存权的独裁统治。
　　这里，我来做几点“点破”：
　　1,这是黑暗面，是罪恶，是必须揭发和加以惩处的。这些，美国都做到了。如果不尽人意，谁也无权禁止再揭发、再处理。民主制度绝对不能保证没有黑暗面，只能保证公民向黑暗斗争有合法权利。毛泽东说得对，“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辩” 文把德先生和赛先生相提并论。我们说，就像最科学的原理也不能保证其中不含有部分错误，相反，倒可以绝对地保证，其中一定包含有部分错误，让一代代人在 “推翻”中进行补充、完善那样，民主的制度也绝对不可能把坏处驱除净尽。民主制度的好是相对共产极权制度的坏而言的。就以被闹得喧天似的“虐俘”问题来说，前苏联有没有？中共有没有？不但有，而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未曾引起轩然大波呢？徐平华先生划成右派的罪状之一就是在大鸣大放时他提了一条 “志愿军枪杀战俘”的意见：
　　我原为解放军19 兵团63军文化教员，兰州战役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奉命入朝作战，我被调至兵团政治部敌工部战俘管训团，做押俘英语译员。五次战役期间，我们在中线接收战俘，其中以英国、土尔其战俘最多，当时，我军对敌宣传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传虽然不错，但战斗打响后大都不执行，其惨状难以目睹。押俘多在夜间进行，要立时转移后方，有时在敌机照明弹下，战俘们受惊狂奔，战士都开枪射杀，尤其是伤残战俘跟不上大队的就地处置。处置的枪声，使前方押运的战俘都回头观看，还以为伏兵交火。我对此违反优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问过连指导员，他说：“打老美和打老蒋不一样，这是上级指示。”既然不一样为什么要宣传“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呢？（《世界周报》10。29。1995）
　　徐先生由部队调干进入人民大学学习，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给划了右派，随即进入了难以想像的悲惨世界。这篇回忆录的题目是：《九死一生20年——我的劳改岁月》（谨献给那些在中共极权下活着的与死去的冤假错案亡魂，及他们的后代子孙。）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只要是民主制度坏的地方，极权制度就往往更坏，恰如“虐待俘虏”与“枪杀俘虏”之对比；此其一。其二，前者保护揭露人。后者严加遮盖，而且把“优俘”宣传得天花乱坠。又严禁揭露，谁胆敢揭露，定予严惩不贷！试想，。假如《纽约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刀锋报》、《华盛顿邮报》等，及报导的撰稿人，都在“人民民主”的中国，他们的命运该当如何？报刊被查禁是无疑的，人员呢？以往的做法是，各得其所（劳教所）、各归其队（劳改队）、各就其位（一字排开……）。这些严峻的事实，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辩”文前面的提问：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是偌大的新中国，有着博大胸怀，兼容并蓄的中国人民，容不下他辛灏年一支笔呢，还是辛灏年别有用心？你就少说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正在受难。以后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自然是，谁也不会再自我流放了。现在不流放行吗？这篇“辩”文要对《谁是新中国》及其作者任意辱骂、口诛笔伐、穷追猛打，置之死地，就是回答了辛灏年在中国会怎么样。现在你们蛇蝎般的毒狠只能化作恐吓和辱骂，而这也只能事与愿违，让侏儒向巨人喷出的臭唾沫如数回落到自己的嘴脸上，同时又把自己的主子也正好置之于被告席上。其三，民主制度的透明性，容易形成对罪恶、黑暗东西的人人皆知、人人喊打！达到“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即如种族歧视，过去曾严重存在，现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对此是深恶痛绝、除恶务尽，毫不讳疾忌医，不像极权社会总是捂盖子，如萨斯，纸包不住火了才被迫承认。难能可贵的是包括政府高官如国务卿鲍威尔，也对种族歧视加以揭露、加以挞伐，以促进社会进步。不期“辩”文将这种改进社会的努力，加以歪曲，当成摸黑民主制度的卑鄙手段。且看：
　　对于托克维尔吹捧的所谓美国式“民主”，美国人未必认账。现任美国小布什政府国务卿的鲍威尔，曾经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名曰《我的美国之路》，据说“在全世界引起很大轰动，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鲍威尔在《致中国读者》中说：“这本自传描写的是一个出身贫贱、由于个人的努力和种种机遇而上升到美国责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岗位上的一个人的生平。我深信，通过艰苦奋斗和刚毅不拔的决心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同样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故事，谨愿它对加强中美两国关系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是，就是这个时下在美国政坛走红的鲍威尔，也无法在自己的自传中掩饰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中文翻译者在《译者的话》中指出的那样：
　　鲍威尔在书中对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戎马生涯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通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使读者了解到他艰苦奋斗之不易，同时也了解到美国领导集团内尔虞我诈和美军内部的种种问题。读者可以从书中活生生地看到鲍威尔本人、他的家庭和广大美国黑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他是一名美国军官，但不能与白人在同一饭店吃饭，不能用同一厕所，甚至走在大街上连看一眼白人妇女也犯法。他结婚时不能住一间像样的旅馆，只能把市郊简陋的汽车旅馆作洞房。自传充满了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愤怒控诉。鲍威尔呐喊说：“多少年多少代，我们为这个国家而战，早在17世纪，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应征当民兵。美国革命时期曾有数千名黑人在华盛顿麾下为这个国家争取独立而战，可是胜利后他们自己却未享受到独立。内战时间，有几十万黑人在联邦军中英勇战斗，近 4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黑人曾帮助白人获得土地并保卫土地，但他们自己却无立锥之地。这个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基本权利，还怎能叫我们为它服务呢？我们又干吗为它而战？……”我们从书中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人权和机会均等的虚伪性的挞伐。
　　那么，鲍威尔自己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的呢？那就是对内搞种族歧视、隔离和侮辱，对外搞殖民掠夺和战争侵略，血腥屠杀他国人民。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感兴趣的是有色金属，而不是有色人种。也正如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中国的老百姓读了这段文字，是否会认为美国当官的肯说实话，不像中国当官的，从毛泽东到基层，给老百姓没有一句实话？中国的干部们会不会认为，我们要也这样揭露真相，即便是为了克服弊端，恐怕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甚至于影响到帽下的头能否长牢？尤其是，会不会更启发读者更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呢？至于随便一个中国人，他想都不敢想既能揭国家的疮疤，又能国务卿照当不误；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便宜宗儿呢？彭德怀很有分寸地说了几句实话，死得是何其悲惨啊！辛灏年在中国如果能写事实真相而不遭牢狱之灾，他也就不用自我流放了。就说笔者写这篇读后感吧，能在中国写吗？即便当做反面教材，可以任人口诛笔伐为前提，能在中国发表吗？过去的沉痛教训是，不止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是作者遇见公安局，叫你领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我想起两个作者的简短对话： “解除顾虑，写吧！准许犯错误，也准许改正错误。”“改？恐怕是劳改。”
　　大量的文化人流亡海外，其理由不是明显地摆在那里吗？使“辩”文作者大惑不解的是，在新中国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为什么“求证”一个与新中国密切相关的命题——谁是新中国？不在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研究，非要背井离乡，跑到与这个命题毫不相干的美国去“求证”？这是因为：第一，在大陆，每件事情都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旧中国。旧中国之旧就是专制复辟，而旧中国是绝对不允许人们求证谁是新中国的。更不允许辛先生到德国和俄国去刨“新中国的祖坟”。第二，在大陆有着系列化耀眼头衔的“精英”辛灏年，如果是见利忘义，领导人曾经向他许愿：“写出被提倡的作品，就给你发奖。”还有人说，对于畅销作家的书稿，印刷机一打开，就等于是在印钞票。凡此种种，对于待价而沽的人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呀！怎奈辛先生视名利如粪土。而“辩”文作者竟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地把美元与辛先生捆绑在一起，这只能表明他是以小之心，度君子之腹。“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安贫乐道，耿介拔俗，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雅癖，辛先生也然。民运创始人王炳章说他是“苦行僧”；也有人奚落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认为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质本洁来还洁去。”到现在为止，他所有的演讲，一律是拒收报酬的；而且明言，拒收任何政治团体的捐款；办《黄花岗》杂志，用的是爱国华侨周祥老先生捐出的终身积蓄，50万美元。靠着他自己、李刚、孙云等一班义工，说是“勒紧腰带，还能维持3年。”《黄花岗》的账目定时公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由于得道多助，当许多人表示愿意资助他们的时候，辛先生未雨绸缪，向工作人员提醒：“钱少办事有困难，钱多花不对，也能毁了事业。”像辛先生这样廉洁自持的人，恐怕也是人如其书，是“不入流”的吧！
　　《黄花岗》人士以重建新中国为目标，以不辞劳苦为精神，以清正廉洁为风气，凝聚为一个无形的群体；这个群体又有一个无形的淘汰机制，即目标、精神、风气。那些利禄之徒，看到无名可追、无利可逐，远远地便望而却步；如果一旦误入“歧途”，一经发现便会激流勇退，。这样一来，便保证了本人和群体双方都不变色。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团体忽兴忽衰之际，《黄花岗》却能保持稳步地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原因。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凡是靠拢《黄花岗》的，都不是由于谁的招兵买马，全是由于受到黄花岗精神的感召。凡我后生晚辈，（缅怀先烈国而忘家，生而忘死，杀身成共和之仁，舍生取三民主义，）而志在以黄花岗72烈士之精神重建大中华民国者，岂能念兹在兹几个香钱（不说臭钱，如同不说酸葡萄）乎？谓予不信，自我作例：
　　老朽只是家人供碗饭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身上不名分文。有一次，随身带有$11,要买一本书，可书上标价是$16,我硬是眼巴巴买不成。后来我在散步的小径上拾到$5,才算凑够$16。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在《黄花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都不忍心领取他们的稿费，对寄款都是如数退回，最近一次是$300。别人都作义工，我实在自愧老而无能。连比别人差劲的我都是这样，你们还敢血口喷任劳任怨、如牛负重而又守身如玉的辛灏年先生是乞求美元吗？
　　有人说，辛灏年是四面楚歌，有人更说成是八面楚歌。当然，12分高兴也并不比10分高兴多2分；8面楚歌也不比4面楚歌多4面，只是言其处境极其艰难险阻而已。让我们来一窥究竟：
　　我在《弄清事实 再讲战斗》一文中说：辛灏年先生是当代知识份子追求真理的榜样。他竭尽心力写出一部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冲破中共的谎言大坝；他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是认真还原了中共历史真相，彻底否定了”党的光辉”胡扯。
　　一方面，辛先生反对共产专制独裁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毁弃中华民国，分裂国家民族的图谋。他以一介书生匹夫之身孤军作战，两面御敌。你可以赞成或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你不得不崇敬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独立人格。我们探讨问题的时候，要学他独立撑持、坚挺不拔的精神：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先重是非，次讲利害。
　　他对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请看《谁是新中国》的“作者声明”：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虽然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但仍然要郑重声明的是：作者在本书上卷所为之辨析和辩护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只能是那个曾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艰难推进了民主建国历程的中华民国，和那个曾创造了、并曾艰辛捍卫过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即由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及其真正的继承者们所开创、所捍卫、所建设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而不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统；承继了中华民国国统，却又要背离整个中国；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要菲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诋毁中国国民党的基本民主性质、歪曲中华民国民主建国的艰辛历程、否定曾在艰难时代为台湾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历史基础的蒋介石先生——即一方面企图将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传承予以腰斩，一方面则企图诱导整个台湾走上分裂祖国和割断历史之路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样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已在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话。
　　“辩”文就此说道：那么，这个“丧家的”、“反动派的乏走狗”的“郑重声明”，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想告诉人们：反中国，反中国人民，反中国共产党，我辛灏年与中国一切反动派是一路货色，不论是“丧家的”也好，“乏走狗”也好，总之我辛灏年与反动派“并无二致”。我辛灏年甚至也不讳言：我，就是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派的孝子贤孙！但是，我辛灏年又要“和而不同”，与今天的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派，与蒋介石反动派的追随者，不是同路人。
　　“辩”文作者的嘴，就像兔唇跑风那样，逢说东，又说西：上段的结语是不是同路人；请看下面的结语，又变成了就是“台独”的同路人。
　　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华势力，当然也包括辛灏年之流，是不愿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正在以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解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因此，辛灏年在他的《谁是新中国》的“总结”中，就说：“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而且叫嚣什么“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从辛灏年的梦呓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跑到美国，为美国反华势力充当文化特务的“乏走狗”，企图用所谓“追求民主统一”、“避免专制一统”的话语，使两岸关系继续处于“长期对抗”状态，以此达到他们阻挠中国统一的罪恶目的。由此观之，辛灏年就是美国反华势力的走狗，就是“台独”的同路人！
　　你们共产党的第一代，不是说过先民主、后统一吗？难道你们今天非僵持专制一统不行吗？
　　你们不是说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心愿吗？你们不动武，难道台湾会动武吗？本来按历史的使命感，中国国民党有义务光复中华民国。但事实上，他们已是孙先生、蒋先生的不肖之徒，乐不思蜀，忘记了什么是“我党所宗”。中国人民只有寄希望于“重建中国国民党”了。
　　你们不是说两岸对等谈判吗？如果说只要台湾独立，大陆就有权动武的话，那么，对等的命题该是什么呢？是否应该是：只要大陆坚持极权专政，台湾就有权动武；否则不成不平等条约了吗？总之，你有条件动武，也要给人家一个动武的条件，否则，还对什么等？
　　你们一点也不含糊，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辛灏年是一反共独、二反台独的，你们为什么又说他就是“台独”的同路人？李登辉如不说辛灏年是共匪间谍，而说就是共党同路人，不就相映成趣了吗？当官方宣布停止神化毛泽东的时候，你们兴犹酣，继续实行两个凡是、三个忠于、四个无限，但你们就是对他的一句话：“不许放屁！”偏偏要对着干。
　　是该作结的时候了！
　　新中国之新，新在国魂；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国魂。
　　辛先生之行，主义是从，一往无前，宛如农民耩麦子，不听蝼蛄叫，宁信沉住气不少打粮食
　　辛先生之书，义正词严，经纬交织，泾渭分明，亲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日月当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让我以蒙古人的谚语作结：“骆驮在前进，狗在叫。”

　　初稿脱稿于10月1日23时20分。2005年，日内瓦。◇(//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