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5日讯】中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员,一等秘书,悉尼总领事馆政治事务参赞陈用林,五月底离开领事馆,向澳大利亚政府寻求政治庇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联系到目前躲藏在澳大利亚的陈用林,请他谈一下他叛逃的原因,以及他对中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三角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专访将分成两部分播出,今天播出的第一部分,陈用林将解释他逃离中国领事馆的原因,以及他以往的一些经历
什么样的原因作这样的决定?
记者:我们想首先问一下,陈先生,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陈用林:我在五月二十六号离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是向世人表达我对中共政党的这个强烈的不满。主要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到我的良心一直都在遭受迫害,特别是我父亲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由于我父亲写了一手好字,所以他为当地的村民写了一个大字报,然后当时的当权派就把我父亲绑架,后来活活打死了。
记者: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说您这次的举动,是为了留在澳大利亚,而不想回到中国去,您怎么解释他们的这种指责?
陈用林:我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已经忍受了很多年,我父亲死后,这个阴影笼罩了我很多年,特别是八九年我在NBC实习期间,见证了六四的流血事件,我看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是我父亲死亡的根源。从那时起我一直感到很压抑,同时也很无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专制政府,也没有反对党,如果表现出任何反对中共政权的倾向,都会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我一直是埋藏在心里,到外交部工作,纯粹是为了维持生活。后来被派到斐济,我见证了中共政府不择手段保住和斐济的外交关系,利用中国使用金钱外交等手段。
然后到悉尼,主要是让我监视民运和法轮功人员的活动,向国内汇报,他们好采取措施来对付他们。
对于民运,因为我本身在八九民运期间我就参与和支援了,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都是支援的,我……
记者:等一下陈先生,八九年您还是学生,对吗?
陈用林: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在外交学院念书。
记者:当时您参加过游行还有别的活动吗?
陈用林:当时我快毕业了,是在实习期间,我在NBC实习,在他们的摄制队当翻译和向导。当时用不着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去天安门,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有部分人绝食的时候,我也在场帮过忙。
记者:我想问一下,六月四号凌晨,六月三号晚上,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陈用林:六月三号晚上,因为当时没有工作要我做,我们住的饭店是王府饭店,离天安门很近,所以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的仪式,听了严家其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共实行的就是一个专制制度,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民主的社会。
记者:当晚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
陈用林:当时我一直待到快十一点半的时候,突然从前门地铁站冒出一批解放军士兵,后来我就跟一批人手拉手阻挡解放军向天安门前进。当时我觉得很紧张,也很害怕,我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但还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去阻挡。后来解放军停了下来,大概是在等待行动的命令。当时我很慌乱,就跳过一个栏杆,通过一个小胡同跑回饭店去了。
记者:但您知道,解放军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开枪,有人被打死的时候,您怎么想?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陈用林:当时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时候,远处就已经有枪声在响了。我回到饭店之后,就到楼顶上去看天安门那边。那时已经是半夜了,听到郊区有好多枪声。有其他几个同学也回来了,在解放军行动期间,他们拍了六盘军队血腥镇压的录影带,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的情况。一个同学谈到,他在经过王府井附近一个街道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拉着孩子,刚好要穿过马路,被埋伏在那里的士兵开枪打死了。我当时很震惊,觉得简直是没有人道。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六四那一段时间,您对共产党的认识就基本上定型了。
陈用林:那是百分之一百的定型了。很压抑。当时我就想,我要能够去别的国家,西方民主国家有多好,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钱。我很厌恶,我这个人也不是那种很勇敢的人,能够站出来。我很钦佩那些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方励之那些前辈,但是我没有这种勇气。
工作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澳大利亚的?
陈用林:我是2001年4月份到澳大利亚的。
记者: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为什么要选择到回国前才站出来?
陈用林: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监察民运活动和法轮功活动。特别是我和法轮功接触,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反映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我都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对法轮功进行监视和汇报。后来他们也要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包括向警察投诉,提交涉,想办法限制法轮功的活动。有些作法很不人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不但不能给延期,还要没收护照。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没有人权。人家是你中国的国民,他总该是有一个身份证明,让他可以旅行吧。
我做的工作,就像一个木偶一样,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不做,他们就给我压力,经常在会上点名批评。因为我比较同情法轮功,比如法轮功要在政府和市议会举办的节日游行啊搞些活动,他们让我去向当地政府官员施压,不让法轮功参加。我认为,法轮功在澳洲是合法团体,他们很多活动只是宣传法轮功而已,根本就不涉及……,但是我们的理由就是说,法轮功是中国政府禁止的邪教,就凭这点,就不应该让他们活动。我觉得很无理,但执行这些政策是身不由己。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我出领馆就要上级批准同意,我才能出去,回来以后我必须向他汇报我出去干什么了,就像个监狱一样……
记者: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还是只对您这样?
陈用林:对我是特别防范。因为我是政治领事官员,对外接触的人比较多。我几乎是没有朋友。这次我出来,都说华人社区里有好多人认识我,但我不敢去找他们。因为这些人和领馆交往,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
帮助删除法轮功黑名单
法轮功问题上,我还作了一些事情,包括帮助他们的护照,还有名单问题上。原来法轮功名单有八百多个人,我们叫内控名单,就是黑名单。我把这个名单上的大部分名字都删去了,如果我的继任者来,会发现在执行法轮功政策方面,我有很多问题,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回去的话,继续给这个政府工作,我的良心受不了,第二如果他们发现了我的问题就更糟了。
当时我想,我如果脱离中国政府,有良心的中国人会理解我的。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记者:您说过,澳洲有一千个间谍特务,有人很怀疑这个数位,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陈用林:我了解的特勤人员和线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华人社区里面招募来的。这些人有好多是和国内作生意的,在生意上得到好处,我们总领馆给他们推荐,他们在生意上得到照顾。这些人和总领馆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要打听什么人,几乎马上就可以找到他。
记者:有没有比较专业的间谍,专门监视法轮功或其他异议的团体?
陈用林:专业间谍我们领馆里就有一个。
记者:法轮功说他们被监听,或监视其他行动,会不会有这样的间谍,负责监听的活动?
陈用林:肯定有的。因为每次有重大事件,比如说领导人要来访,就会有国内那边反馈回来到领馆的消息,说据安全部门的情报,民运,法轮功或者其他异议人士,要在领导人来的期间,搞什么什么活动。那个情报连我们都不知道是哪来的,我的印象是,肯定有情报系统在澳洲活动,情况了解得十分详细,包括具体地点,都有什么人参加等等。
记者:除了法轮功以外,您有没有负责其他的异议团体?
陈用林:我主要是负责监视四股力量,包括民运和法轮功,支援台湾独立的人员,支援西藏独立的人员,和支援新疆独立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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