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5日讯】一封“签名信”
各位领导、各位报社朋友：
我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求用这封群体签名信说点良心话。
现在我们在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石三村东升农场（东升农场电话：020-84771635）打工，但是现在的情况万分紧急，随时可能发生不祥的冲突。我们东升农场的老板叫区景泰，很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很多情况他不了解，他也不在这里。这里的小老板是其他的人，他们命令我们必须全部到灵山农场去，因为东升农场要“转移”，很多人猜测是“垮台”。我们认为他们强行命令我们过去，这是不尊重劳动者人身自由的，因此我们坚决维护我们员工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坚决反对那种把我们当成奴隶、强行押送我们的非法行为。
我们唯一的要求仅仅是为了拿到被扣押和拖欠的将近三个月的工资，然后迅速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求一口饭吃。但是现在东升农场的小老板非常可恶，他们说：“你们不去灵山农场的话，你们的工资就一分钱没有！”我们现在大约有500名员工，相当大部分都强烈反对这种恶狠狠的吃人罪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在8月15日之前迅速来农场调查，或者打电话给比较正直的我们的老板区景泰，他的手机号码是：XXXXX（此处隐去——作者注），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主持公道、坚持正义，维护我们这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003年8月7日
东升农场员工签名：
李超平 温绪伦 周祥康 罗太芳 聂永坤 穆荣政 冯文伦 何中才 周希强 程维红 陈大权 袁平 李雅金 陈朝华 陈仔文 代国明 赵帮江 伍伦明 杨世禄 吴承宽 李明龙 曹照荣 舒银珍 代克兴 袁世英 舒选平 高桃花 雷兰花 杨永民 王永勤 张永花
■东升农场
以上这封签名信便是出自本人故意“委婉”的手笔，由李超平、温绪伦等民工秘密召集所得，很不简单；同样，以上这个东升农场，也很不简单。
1996年3月16日～2003年5月26日，我的父母（杨庆华、梁如成）在东升农场打工七年。2002年12月1日～2003年2月27日，我从湖南赶到该农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将其黑暗公之于众，在网路掀起轩然大波，后被《E周刊》报道，并由之前尚未遭受镇压的《21世纪环球报道》计划策划专题报道（之后该报记者告诉我，因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放弃了原策划，中止报道）。3月2日，我写成长达万字的《东升紧急报告》，并附上7张照片递交给了广州市劳动局、广州市总工会以及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此报告因余杰《“耻辱电玩”何以流行》一文的重点提及，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力。
之后的效果不是没有。首先是东升农场退回了所有员工的身份证，然后员工的上班时间开始减少；4月初，员工又领到了先前交的100元非法押金。但是，《东升紧急报告》被政府和厂方压为档案，可能是因为言辞的尖锐和论述非法之处的要点之多，我遭受了不下十次的严厉警告，厂方对我的恐吓在民工中广泛流传，有几次甚至还惊动了当地警方。
对东升农场，我只能一忍再忍。有几次几名民工一见到我，才说没几句话就掉下眼泪—这些民工被迫无奈地扔掉了应得工资的30%～50%，愤然离开了这个农场。为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再次给广州市劳动局施压，要求其命令厂方与民工签订合法合同。4月20日，所谓的“合同”开始签订。在700份合同即将递交广州市劳动局之前（当时东升农场有700名民工），4月22日，温绪伦等三名民工把合同样本交给我，我当即勃然大怒，马上撰写《这样的合同如何公之于众》，递交到若干部门和媒体。就是因为这篇《这样的合同如何公之于众》，我再次遭受阻力，被迫离开原住地。一直到7月12日，我又一次因为阻力离开又一原住地。
东升农场最大的老板是鼎鼎大名的区景泰，此人在广州的名气堪与区卓基、李嘉诚等“广州市荣誉居民”相匹敌，在全国有若干个农场。东升农场仅属其一，另一个特别着名的是灵山农场。灵山农场与东升农场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黑暗制度，拖欠民工工资的时间均达两个月之久。东升农场最大规模时曾达到3000多名民工，如今灵山农场有2000多名民工。7月25日，灵山农场传来民工罢工的消息，灵山农场其他区的民工均得到了5月1日～6月1日的工资，但是第17区的50多名民工却没有得到，这50多个民工迅速由一个任职副总管的云南人领导起来，宣布罢工，罢工不久，这50多名民工在当天下午就得到了工资。这对之后东升农场的民工抗议起到了积极的鼓励作用。
■民工抗议
8月1日，当时我在广东东莞，我的几个民工朋友在闲聊之中谈起东升农场宣布“转移”，转移到区景泰的其他农场。我一下子警觉到：“转移”是不是意味着东升农场“垮台”了？“转移”的时候，500名民工是不是可以自由离开这个农场，到别的地方去自由选择工作？如果500名民工要离开，那么是不是可以全部得到6月1日～离开之日的应得工资？于是我马上从东莞坐车到相隔甚远的东升农场，不见区景泰身影，只见吴绍??、吴绍青、吴锦彪等小老板和夏总宽、张孟德等出田总管。在这几天里面，我与民工孙仕富进行了大量的交谈，了解到了更多的实情。
8月3日～8月6日，吴绍??暂时离开了东升农场。大部分民工希望迅速退出农场，不愿意“转移”到灵山农场、韶关农场（区景泰另一农场）去，并且要求厂方迅速把6月1日～8月1日的拖欠工资发给民工。但是这一要求招到厂方激烈反对，厂方宣布：“你们不去灵山农场的话，你们的工资就一分钱没有！”
8月7日，我迅速写好签名信，给出12个地址、邮编、电话，交由李超平、温绪伦等民工。随后，我坐车到灵山农场去调查。以我对东升农场的了解，我发觉这个灵山农场比东升农场的黑暗有过之而无不及：劳动报酬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劳动安全问题、保险问题、克扣工资和拖欠工资问题，以及农场管理问题、监督问题等等，都与东升农场有着惊人的相似。民工关于灵山农场小老板和出田总管的各种经济问题的说法也与东升农场颇为相似。
8月9日晚上，我再坐车来到东升农场，找到李超平，问：“为什么只有31个人签名？”他说：“这个不能让上头的人看到，一看到我们就完了。我就拿给了平时一些比较谈得来的人签名，还跟他们说暂时保密。如果可以公开签名的话，起码99%的人都要签，500个人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封签名信于8月9日晚在石壁村邮政局寄往广东省劳动厅行政复议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及市长张广宁，广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市劳动局信访部、行政复议办公室、劳动监察处，广州市总工会信访部，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番禺区劳动局劳动监察科，番禺区总工会信访部，《南方周末》杂志社，《南风窗》杂志社。
8月10日～8月18日是漫长的等待，也是抗议的高潮。抗议类型大约分为四派：第一派为罢工，有很大一部分民工不去农场干工，干脆就三五成群地到河边、酒馆、租屋等地喝酒、聊天，不聚集成群体性的直面罢工，而进行“不合作”的间接对抗；第二派为游行示威和搞武力对抗，起先有大约十人提议，并准备打通当地警方的管道，准备从东升农场一直游行到钟村镇政府，在途中另设闲散人群（包括流氓痞子），一旦出现镇压，就强加对抗，但这一派终因实力悬殊和响应者太少，而未成气候；第三派为围攻农场办公室，对办公室的吴绍青、吴锦彪等小老板集体性地大吵大闹，这一派几乎天天都有多人参与；第四派为温和、渐进、坚韧地请示政府和报社，在这几天里面，我于今年2月发送给他们的印有“劳动纠纷类型”和“各级劳动部门电话”的100张名片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我统计，有大约300名民工都打了电话，李超平和温绪伦还连续打了三十多次，也有部分民工给他们极少碰面的大老板区景泰打电话。
8月18日晚，受温绪伦邀请，我参加了12名民工的会议。民工的状况如下——
1、迫于“上面”的压力，形势有所好转，与之前厂方拒不结账的态度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厂方说：一、6月1日～7月1日的工资一律结100%。二、已经在农场干满一年，并已于7月18日之前登记准备离开的民工，结7月1日～离开之日工资的100%走人；已经在农场干满一年，并已于7月18日之后登记准备离开的民工，结7月1日～离开之日工资的70%走人；已经在农场干满半年，并已于7月18日之前登记准备离开的民工，结7月1日～离开之日工资的70%走人；还没有在在农场干满半年，并已于7月18日之后登记准备离开的民工，结7月1日～离开之日工资的50%走人。
2、在这种形势之下，8月10日～8月18日，有将近300名民工离开了农场，有相当大一部分民工非常痛心地结得6月1日～离开之日工资的50%或70%。其中在8月18日这一天有80多名民工结账，但办公室的人却把识别民工身份的“工牌”甩在了办公室门前，让民工自己去找，厂方的这种态度对民工来讲是极大的侮辱。
3、孙仕富、温绪伦、李超平以及他们三人的妻子，这6个人结账结得比较好。孙仕富夫妇结得6月1日～8月18日工资的100%；温绪伦夫妇结得6月1日～8月18日工资的95%；李超平夫妇结得6月1日～7月1日工资的100%，结得7月1日～8月18日工资的50%。
4、8月18日，于8月15日被强行转移到灵山农场的十多名民工哭着回到了东升农场。他们之前去灵山农场的时候，厂方要求他们自己开自己的车费，结了6月1日～7月1日他们在东升农场工资的100%，但7月1日～8月15日的工资只能“将来”在灵山农场结账。民工到达灵山农场之后，因为那?堨姜u太多，东升农场去的人根本没被放在眼里，也不允许“强占灵山的地盘，占灵山的光”，这十多名民工晚上没有地方睡，睡铺已经被占满，只好睡专门用来冻菜的冻库。他们不堪忍受，回来找东升农场厂方算账。
5、在场的12名民工对现任出田总管的夏总宽和小老板吴绍青评价极差，此二人为求既得利益，威胁员工，态度蛮横；而另一出田总管张孟德和主管经济的小老板吴锦彪却得到了民工的赞赏，称之为“张孟德敢说真话，敢透风”、“吴锦彪还有点儿人性”。但另一小老板吴绍??回来之后，对吴锦彪及其他人破口大骂：“你把人都放走了，灵山农场和韶关农场还要不要人啦？”同时，厂方宣布：“如果谁再罢工，就扣他一天的旷工，旷一天，就扣一天！”比如已经干了75天，但只要有一天罢工，就算成是74天的“工作记录”，等于扣除前一天的工资。
6、12名民工中的4名民工从出田总管张孟德等处了解到，原来东升农场大老板区景泰早就于8月1日之前决定：要离开东升农场的民工，必须100%地结账给他们；要留下的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到灵山农场、韶关农场等处干工。并且更令人震惊的是，原来区景泰以往每个月的民工工资都“全部”并且“按时”地送到了东升农场办公室，并严厉要求农场办公室不得拖欠民工工资，但办公室的某些人做了一些令人愤慨的动作，还在这几天宣布：“所有民工要到9月底才能结账，因为东升农场要把田里面的玉米在那个时候收回来。”借口可谓无奇不有。这些消息激起在场所有民工的强烈愤怒。
基于此，我建议：“在场的12名民工，我们必须为尚在农场的200多名民工继续努力，为他们争取应得工资，并且要让他们全部100%结账。”当晚，我把广州各级政府和法院的地址、邮编、电话告诉了这12名民工，并表示：“先打电话。再把8月7日那封签名信的复印件在民工中广泛流传，具体组织工作由在场女工进行，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签名。8月21日再由我直接将签名信寄往政府、法院。”
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8·18会议”，迅速在200多名民工当中引起共鸣。这个消息不但传到了政府和法院，也自然传到了东升农场办公室。我担心参加那此次会议的民工的人身安全，因此把重庆市公安局、贵州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湖南省公安厅、江西省公安厅的地址、邮编、电话告诉他们（东升农场民工多为重庆人、贵州人、四川人、湖南人、江西人），告之：“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找你们家乡的公安机关。”
8月22日，传来捷报。迫于区景泰和其他机关、部门的压力（其实他们也面临民工强大的压力），厂方宣布：不论在东升农场干了多长时间，只要已经在7月25日之前登记的民工，8月25日都结6月1日～8月25日应得工资的100%；在7月25日之后登记的民工，只要登记时间已满一个月，都结所有应得工资的100%。我担心厂方的说法不值得信任，便一直把事情进展关注到8月25日。果然，8月25日，几乎所有民工都结账出来了。8月25日下午，我到石壁村农贸市场去查看，一大群东升农场的民工出来买酒买菜庆祝这一胜利。8月25日夜，30多名民工到我暂租的房屋来表示感谢。至此，东升农场民工抗议才告一段落。我也放心地回到了广东东莞。
■呼吁
在此文最后，我谨作出如下三点呼吁：
1、作为经营农场多年的区景泰，我希望你能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力查东升农场1992年～2003年的所有历史黑幕，吸取教训。并以此教训，完整地调查你现存的其他所有农场，在所有农场建立工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各个农场的公告栏上贴出《劳动法》和《劳动管理条例》，让民工知道在《劳动法》、《劳动管理条例》上已有的权益，并通过工会了解真实的民工资讯，防止你的“中层干将”们的暗箱操作。另外，请立即排减农场里面过分的武力设置（包括过多的门卫，比如灵山农场竟有30个门卫）。
2、实践证明，中国的民工走温和、渐进、坚韧的维权之路，是行之有效的。信访部、仲裁委员会和工会仅仅是法院、检查院、政府之外缓解公民压力的官方附庸组织，因此，民工不仅要以大量的书信、电话、上访等途径来与信访部、仲裁委员会和工会打交道，还应与政府、司法部门和各大媒体取得积极的联系，并与比较负责任的企业法人进行配合。
3、呼吁中国的记者、作家、社会活动者能广泛地参与到弱势群体的维权队伍中来。
【作者简介：杨银波，社会活动者，原籍重庆。自2000年起行走中国，调查、采访、记录、拍摄、写作、上书。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原载《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