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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默得奖的猜疑

当由外电得知一九八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挪威籍的哈维默（Trygve Haavelmo）教授独得的当时，心中顿觉一片茫然，因为大家所谈论的热门人物都落选了。不过，与一九八八年阿雷（M. Allais）教授得奖时，对之犹如一张白纸不同的是，我们当时已确知哈维默是位经济计量学家，于是理应在有关的经济计量教本中可以容易的发现其贡献，至少也应有伟大的定理之类的非凡成就在。但是，一连翻开数本计量书，却无所获，最后终在一本颇为流行的计量教科书中找到很有限的资料，共有四个地方出现哈维默教授的名字，而被提及的作品却仅有两篇，各为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的著作。如此一来，我们难免狐疑，是否这两篇是划时代之作，或是尚有其他的重要“非英文”作品。由于一九八八年的阿雷教授，在找到有关资料后，才发现他的学术成就不凡，只是以英文写作的著作极少，乃不为人熟知。也许哈维默也有相同情况，为了打破谜底，乃求证于《经济学名人录》和《保罗格瑞夫经济学辞典》。

哈维默教授的生平及学术贡献

奇怪的是，《经济学名人录》中漏掉了哈维默教授，还好，《保罗格瑞夫经济学辞典》里有山德默（A. Sandmo）所作之简介，这篇不到一页的介绍文中，很扼要的将哈维默教授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清楚的呈现给读者，本文谨根据该简介，先作哈维默的生平及学术贡献之摘要，之后再陈述个人对于其得奖之感想。

哈维默教授于一九一一年在挪威的斯克德斯默（Skedsmo）出生，一九三三年由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即加入由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瑞希（R. Frisch）新创的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助理，在一九三九年得到洛克斐勒奖学金赴美深造，于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提出毕业论文，题目是“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方法”，该文修正稿出版于一九四四的《经济计量学期刊》增刊中，成为经济计量学重要文献之一。

毕业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并于二次大战期间曾任在美的挪威政府贸易代表，战后于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待了一年，于一九四七年返回挪威，次年担任奥斯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而在一九七九年退休。

哈维默教授的学术生涯可划分为两个时期，而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也可分两大方面，各在这两个时期分别展现。前个时期是在美国的岁月，专攻经济计量学，这也是他成名和荣获诺贝尔奖的领域。当他回到挪威后，就将主要的兴趣转至经济理论方面，同样也得到很高的成就。哈维默的主要著作并不多，山德默只选出七篇文章，以及两本书，而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也都见于这九种著作中。我们以下即分两方面，简介其学术贡献。

在经济计量学方面，一九四三年在《经济计量学期刊》上的那篇〈联立方程式体系之统计含义〉，是将单向因果关系带向加入“反馈”效果的联立方程式之划时代大作，使原先需将某些重要变数控制住，且将其他关系分离的“不切实际”之单一方程式及复方程式模型，进步为“事事都相互关系”的联立方程式模型，对于往后十年在这方面的发展，作开路先锋式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出现于《经济计量学期刊》增刊中，改写自其博士论文的〈经济计量学中的概率分析法〉大作，将经济计量学奠基于概率理论上。就只这两篇一九四０年代的经济计量学大作，以及一九四七年的两篇应用这些计量方法的有关边际消费倾向和粮食需求的实证研究，就奠定了哈维默在经济计量学上的先驱地位，也使得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主席林贝克赞其为“现代经济计量学之父”。

在经济计量学上大放异采之后，一九四七年哈维默回到挪威，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经济计量学家，不但要精于计量技巧而以实证来检定经济理论，尚需具有扎实的基本经济理论，于是乃潜心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哈维默的此种心路历程见诸于一九五七年那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演说词（一九五八年刊于《经济计量学期刊》上）。

综观哈维默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可归为三项：一为成长理论，二为投资理论，三为平衡预算乘数。第一项贡献表现在一九五四年那本《经济演进的理论研究》巨著中，他将经济学应用于了解经济不平等的分析上，在当时，哈维默已广泛考虑到人口成长、教育、迁徙，以及国际间重分配的努力等等因素，此种开放胸襟、广博的研究法足为后辈之表征，而现今经济成长理论在卢卡斯、贝克、巴罗等人的努力耕耘下正重新显露曙光，但观察这些位大师的作法，却与哈维默的研究方式类似，可见哈维默的确具有先知之地位。第二项贡献可由一九六０年哈维默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投资理论研究》大作中得知，主要在为投资需求的总体经济理论提供一种个体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为了达到该目标，哈维默详细研究资本理论，强烈强调最适资本使用理论本身并未提供一个投资理论，这对当时盛行的新古典资本累积理论作了重要的批判，已对这方面的往后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于第三项贡献，在一九五四年，哈维默于《经济计量学期刊》发表〈平衡预算的乘数效果〉一文，对于凯因斯学派的平衡预算乘数效果，提供了第一篇严谨的理论性分析。

除了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外，哈维默也是位活跃的老师，他的经济理论讲义，对于以后数代的挪威经济学家影响极大。

哈维默得奖的感想

由于哈维默是位经济计量学家，诺贝尔奖颁给他，除了表彰其人对经济计量学的贡献外，也当然肯定经济计量学的重要性。我们也知道，经济计量学的功能在于利用资料，以模型来检定经济理论，亦即，是作“实证”工作之用，为的是将理论与现实世界相结合。也就因为经济学得以作实证，乃有使用科学方法的说法，但也因为经济学走入“验证”之路，有些经济学大师又担心经济学将脱离“将人当人看待”的层次，最后终会将人“物化”。有名的海耶克教授就是典型的

代表，他曾反对诺贝尔奖颁给经济学家，因其担心此种“科学万能主义”的时髦学风会被助长。还好的是，不久之后，诺贝尔奖也颁给他这个不合时潮的经济学者，而减低了他的忧虑。

尽管有不少经济大师不赞同走向实证研究之路，但是，考诸现实，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戴上社会科学的“后冠”，之所以受到诺贝尔颁奖委员会的青睐，之所以会有不断的改进，主因还是在于它成为一门实证科学。这个特点的重要性被弗利曼强调成芝加哥学派的第一种特色（参见本书第一章），而该特色在现今也成为其他学派所认同、而成为一般经济学的特点。关于实证经济学的重要，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宣扬最力，他在一九六四年的七十七届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会长演说词，对这一点极力的鼓吹，说词中，对于当时的经济学家未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作有用的实证研究，深表不满和不解。（此亦见本书第一章）

史蒂格勒之所以特别重视政府的公共政策，乃有感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层面既深且广，而要政府能够制定对全民有利的完善公共政策，唯有以“证据”来显示政策效果，而在“拿出证据”之后，才能大声说话，也才得以免除受到特权、利益团体的左右。因此，实证研究显得特别重要，而在当时，许多数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经出现了，史蒂格勒甚至将“数量化”革命的力量，看做比李嘉图、杰逢斯或凯因斯革命还强大，他更兴奋的说：“经济学终于要踏进它黄金时代的门槛，不！我们已经一脚踏进门内了。”

这篇重要的讲词发表之后，经济实证研究也大量出现，而事隔五年后的一九六九年，诺贝尔奖首次颁给经济学家，而得奖者就是两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弗瑞希和丁伯根。由此一事实也可印证经济学是何等被看重了。晚近以来，年轻一代的芝加哥学派健将黑克曼更坚信“将经济学置于可供实证的基础上……如此一来，经济学就可能会有所进展，而不会像目前一样，由于缺少实证，而且又不注意去推展而广受怀疑。”

一九八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颁给“经济计量学家”，固然无疑是再肯定实证经济学的重要，但是否会将经济学的方向导至如海耶克在上文所担心的“科学万能主义之路”，或像布坎南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大都没有焦点、目标。”意即，没有表现出一点“意识形态”上会令人兴奋的精神，而只在“技术”层面下功夫。

我们检视迄一九八九年获颁诺贝尔奖的二十七位经济学家中，只有海耶克是属于纯种的“思想家”，固然是因为伟大的思想是属于“亘古弥新的”知识，早被古典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剩下来的只有“工具”和“技术”层面这些“可变的”知识得以日新月异。也就因为实证经济学有这种特色，才能在社会学中脱颖而出获颁诺贝尔奖。不过，也因为该种奖项的颁与，难免鼓励此种特色的扩展，对于“人”而言，是祸、是福颇值得大家静心深思。

由当时媒体报导也似可推知，哈维默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持负面的看法，似较海耶克有过之，此由他平素对该奖项以“并无多大意义”的批评，以及得知获奖后立即离家外出拒绝受访可以窥知。那么，这位深具经济理论素养的经济计量学家，是否亦体会到海耶克的那种忧心呢？这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由哈维默的学术历程观之，他早就由经济计量的领域里跳脱出来，回到更基本的经济理论之钻研，如此，他也许也有海耶克那样的领悟呢！

注：本文由原载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卓越杂志》的同名文章修改而成。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