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11月16日讯】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在8月1日回信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此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下发，造反有理成了无法无天的依据。

8月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对给他戴红卫兵红箍的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这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百多年来最恐怖的时期就到来了。当时把这种恐怖称作红色恐怖，甚至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在众多红卫兵小报中就有一份叫《红色恐怖报》，还是用集成的毛泽东手书做刊头的。

在红色恐怖的高潮中，走在前面的是北京中学红卫兵。他们的标准行头是绿色军装， 军官的宽皮带和左臂上鲜艳的红袖章。 这些红卫兵不但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还热衷于抓坏分子。

大约在8月10日左右，一个中学的红卫兵发明了抄家。结果在一个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这下可惹火了红卫兵小将，他们就拷打这个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热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讯，当场死了。红卫兵小将头一次看见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这事被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知道了，他会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为此特地接见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万人的大会上宣布“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图变天，后果自负，红卫兵小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1965年高中毕业的潘士弘，因海外关系高考落榜，当时在北京海淀区花园村小学当老师。他回忆说，8月15日下午，一贯守时按点上下班的老师都不见了，楼道格外冷清，他觉得有些瘆得慌，决定也回家。“我在西四下了无轨电车，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满载家具和箱子的大卡车往返横冲直撞，路上行人匆匆，一股恐怖的气氛笼罩在大街上。我不明所以，赶快回家。进了家门，我的二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抄家了，红卫兵在抄家。’‘什么？抄谁的家？’我依然不明所以。二姨说：‘谁的家都可能抄，咱们胡同已经抄了两家了。’我又问：‘根据什么抄呢？’二姨说：‘红卫兵一进胡同就问孩子谁家有钱，半大的孩子随手一指，他们就进去了。我也不敢看， 赶紧回来了。’”

当晚，潘士弘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16日，星期二，到了学校，老师各个沉默寡言。大家都在等《人民日报》，希望政府能指示一下。哪想到了下午，报纸来了，头版大标题是“破四旧好得很”，文章虽然没有提及抄家，但是明确肯定红卫兵小将的行动好得很。

潘士弘回家，见到丁字口的红楼电影院门口张贴了一份大字报。他赶过去看。上面说红卫兵抄到一个老太太家，竟然发现这个老太太藏有地契，岂非变天帐。于是采取了革命行动（就是打了她）。老人不经打，当场被打死。公安局到场宣布红卫兵没有责任，企图变天的老太太咎由自取。这个告示叙述经过之后，警告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末日到了。

这一天是潘士弘的生日，他二十岁了，听到的都是抄家，打死人，轰回原籍的消息，非常害怕。他记得他的小表侄王培还刚刚上小学，才七周岁。他并不知道有多恐怖。那天他从外面回来，大声地敲门。在家里的人都面面相对，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潘士弘硬着头皮去开门，一看是他，不由分说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我觉得真要精神崩溃了。周三， 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对门的邻居家。那里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是个驼子，背后人们称他‘小罗锅’。我们虽然不认识，但一直认为他们是比较穷的人家。很快我就听到拷打的声音，那是宽皮带打在后背的闷声。军官的武装带是宽皮子的，还有一个不小的铜扣，劈头盖脸打下来，立刻就是一道血印。我悄悄听着，原来是拷问他们藏了枪，要小罗锅的母亲交出来。大约打了两个小时，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到胡同喊话，说这家的男人是国民党兵痞，逃亡台湾，他的老婆为他藏了枪，现在供出来在通县某地，他们正联系车去挖枪。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我也明白这是打狠了，小罗锅的母亲胡乱招的供。”潘士弘回忆道。

周四，潘士弘的姨到外面买菜回来，吓得脸都白了。她说看见一个卡车沿街收尸，在大院胡同口（郭沫若当时住大院胡同）对面的义达里口扔上来一具女尸，穿着黑丝袜子，腿还在抖动。潘士弘心想，这个女人一定是被红卫兵逼着穿上黑丝袜挨斗，被打晕了，还没有死。这件事虽然不是潘士弘亲眼所见，但他二姨的话和她当时的表情给年轻的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后来一直看不得女人穿黑丝袜子。

潘士弘弟弟上初中时在四中就读，高中时在八中就读。那年他是高二。一天，四中的红卫兵终于来了，质问他们的父母到哪里去了。潘士弘二姨经历过当年日本人抓人的阵势，很从容对红卫兵说：“这是我的家，他们只是借住。”那些红卫兵一时愣住了，竟然也没有深问，走了。潘士弘有一个表姐是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抄家时，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被说成是美蒋特务，有通敌电台，被红卫兵往死里打，他就跑到积水潭医院大门口，以为被打上了至少可以被急救，不至于丧命。哪知医院拒绝他进去，红卫兵追了过来，当场打死。表姐看到他的孩子围坐父亲尸体在哭。

那时候打死人是天天发生的事， 多是中学红卫兵干的， 其中包括很多才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女。至于被批斗的人，女人被剃阴阳头的就更是见怪不怪了。潘士弘回忆：“连续几天，我在兵马司胡同看到一个女人， 被剃成秃头，脸有些浮肿， 一条绳套在她的脖子上， 任由骑着自行车的红卫兵如遛狗一样牵着跑。有时她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双破鞋。一直到现在，每当我走近兵马司胡同，眼前就浮现出她的样子。”

小学生年纪小，当不成红卫兵怎么办？他们就当红小兵。红卫兵造反，红小兵也造反，不仅在社会上造反，在学校里也造反。潘士弘说，“我们小学老师必须每日到校，学毛主席著作，写大字报，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流毒。而小学生也给老师贴大字报，揭发老师课堂上说了什么反动的言论。这些揭发虽然幼稚可笑，却也使所有的老师心惊肉跳。我们要认真抄下来，准备辩解或检讨。”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潘士弘去上厕所，路过四年级二班的教室，看到一个叫王得庆的五年级农村大龄学生，正带领一帮红小兵在审问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瘦小，可能不到十岁，跪在教室中间，低着头。那帮红小兵问一句抽一皮带。这个大龄学生抬头看见潘士弘说：“我们在审小偷。”因为是黑五类出身，潘士弘不敢置一词，但他看这样打下去，那个孩子会被打死，于心不忍，就回办公室告诉了体育老师许嘉华，他是工人出身。许嘉华拿着语录就去了，对学生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打人。”学生当然不听。也许他依仗是红五类出身，竟然和红小兵吵了起来。潘士弘没敢过来，躲在楼道悄悄看着。只见王得庆一挥手，几个红小兵一下就把许嘉华抱住了，许嘉华毕竟不敢还手，于是就被学生摔在地上。这时王得庆凶性大发，抄起一个椅子就砍了过去，狠狠砸在许嘉华腰上。接着王得庆又抡起武装带朝许嘉华头打来。潘士弘看许的性命难保，起端又是自己叫的他，也就忘乎所以，冲了进去，一把拉住王得庆的手说：“请不要打了”，一面示意许嘉华快逃。王得庆一面打潘士弘拉住他的那支胳膊，一面对他大呼：“你放开手！你放开手！”可潘士弘就是不撒手。直到许嘉华爬起来逃出了教室，他才松开手。

潘士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王得庆就把武装带向我抡了过来。我边用左臂挡着，边向教室外退。就这样我一路对抗着解放军武装带的攻击，退到我的教研室。王得庆也追进了办公室，大多数老师全吓跑了，剩下音乐王老师和美术杜老师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我的办公桌靠墙，我被挤在墙脚，退无可退。幸亏办公桌很大，暂时挡开了王得庆。已经疯狂了的王得庆于是抄起一个个办公椅向我投掷过来，我挥动手臂拨开这些有四条铁腿的椅子。我才知道扔椅子并不那么危险，因为投过来的椅子速度慢，只是看起来可怕，却不会重伤我。在这个关头，六年级的几个红小兵来了，大概我和学生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们把王得庆劝走了。音乐王老师对我说：‘快跑啊，快跑回家吧。’她是工人出身，当年也是20岁，吓得直喘，一边说，一边把两个手在空中抓着。我愣了一下，总算明白过来了，窜了出去，离开了学校。我一路上惊魂未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此事。王得庆家属于玉渊潭公社，贫下中农出身。是我教的学生，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两三岁，脾气暴躁，对同学经常拳打脚踢，用今天的说法是有暴力倾向。但他一向听我的话，因为我和他年龄只差三四岁，从来没有对他拿出老师的架子来。我讲〈自然〉课，经常叫他解释农作物，令他有面子，又有自信，所以即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还是称呼我为“潘老师”。由于他的出身，本来连入队戴红领巾的资格全没有的学生，一下成了学校红小兵的头头。那天他真是打红眼了。到了家，我腿全软了，几乎瘫在床上。突然我惊坐了起来：‘学生要追到家里可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一个人挨打了，家会被抄，这是肯定的，因为王得庆前天还告诉我他参加了抄梅兰芳家，‘可不得了了’。 老人会被拷打，而且王得庆一动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我别无选择，马上起身，立即回学校去，即使我还可能被打。”

也就是在那几天，潘士弘失去了对文革的盲目敬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责任编辑：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