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4年11月16日訊】1966年7月4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最早的紅衛兵組織）的大字報，引用了毛澤東於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毛澤東在8月1日回信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此回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下發，造反有理成了無法無天的依據。

8月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北京市大中學校學生，對給他戴紅衛兵紅箍的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說「要武嘛」。這之後不到一個星期，北京百多年來最恐怖的時期就到來了。當時把這種恐怖稱作紅色恐怖，甚至喊出了「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在眾多紅衛兵小報中就有一份叫《紅色恐怖報》，還是用集成的毛澤東手書做刊頭的。

在紅色恐怖的高潮中，走在前面的是北京中學紅衛兵。他們的標準行頭是綠色軍裝， 軍官的寬皮帶和左臂上鮮豔的紅袖章。 這些紅衛兵不但抓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反革命，還熱衷於抓壞分子。

大約在8月10日左右，一個中學的紅衛兵發明了抄家。結果在一個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這下可惹火了紅衛兵小將，他們就拷打這個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熱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訊，當場死了。紅衛兵小將頭一次看見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這事被當時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知道了，他會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為此特地接見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萬人的大會上宣布「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圖變天，後果自負，紅衛兵小將不承擔任何責任。」

1965年高中畢業的潘士弘，因海外關係高考落榜，當時在北京海淀區花園村小學當老師。他回憶說，8月15日下午，一貫守時按點上下班的老師都不見了，樓道格外冷清，他覺得有些瘮得慌，決定也回家。「我在西四下了無軌電車，發現大街上到處都是滿載家具和箱子的大卡車往返橫衝直撞，路上行人匆匆，一股恐怖的氣氛籠罩在大街上。我不明所以，趕快回家。進了家門，我的二姨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抄家了，紅衛兵在抄家。』『什麼？抄誰的家？』我依然不明所以。二姨說：『誰的家都可能抄，咱們胡同已經抄了兩家了。』我又問：『根據什麼抄呢？』二姨說：『紅衛兵一進胡同就問孩子誰家有錢，半大的孩子隨手一指，他們就進去了。我也不敢看， 趕緊回來了。』」

當晚，潘士弘一夜沒有睡好。 第二天16日，星期二，到了學校，老師各個沉默寡言。大家都在等《人民日報》，希望政府能指示一下。哪想到了下午，報紙來了，頭版大標題是「破四舊好得很」，文章雖然沒有提及抄家，但是明確肯定紅衛兵小將的行動好得很。

潘士弘回家，見到丁字口的紅樓電影院門口張貼了一份大字報。他趕過去看。上面說紅衛兵抄到一個老太太家，竟然發現這個老太太藏有地契，豈非變天帳。於是採取了革命行動（就是打了她）。老人不經打，當場被打死。公安局到場宣布紅衛兵沒有責任，企圖變天的老太太咎由自取。這個告示敘述經過之後，警告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的末日到了。

這一天是潘士弘的生日，他二十歲了，聽到的都是抄家，打死人，轟回原籍的消息，非常害怕。他記得他的小表侄王培還剛剛上小學，才七週歲。他並不知道有多恐怖。那天他從外面回來，大聲地敲門。在家裡的人都面面相對，以為是紅衛兵來抄家了。潘士弘硬著頭皮去開門，一看是他，不由分說就給了他一個嘴巴子。「我覺得真要精神崩潰了。週三， 紅衛兵衝進了我們對門的鄰居家。那裡有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是個駝子，背後人們稱他『小羅鍋』。我們雖然不認識，但一直認為他們是比較窮的人家。很快我就聽到拷打的聲音，那是寬皮帶打在後背的悶聲。軍官的武裝帶是寬皮子的，還有一個不小的銅扣，劈頭蓋臉打下來，立刻就是一道血印。我悄悄聽著，原來是拷問他們藏了槍，要小羅鍋的母親交出來。大約打了兩個小時，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紅衛兵到胡同喊話，說這家的男人是國民黨兵痞，逃亡台灣，他的老婆為他藏了槍，現在供出來在通縣某地，他們正聯繫車去挖槍。我至今清楚記得，那時已經下午五點多了。我也明白這是打狠了，小羅鍋的母親胡亂招的供。」潘士弘回憶道。

週四，潘士弘的姨到外面買菜回來，嚇得臉都白了。她說看見一個卡車沿街收屍，在大院胡同口（郭沫若當時住大院胡同）對面的義達裡口扔上來一具女屍，穿著黑絲襪子，腿還在抖動。潘士弘心想，這個女人一定是被紅衛兵逼著穿上黑絲襪挨鬥，被打暈了，還沒有死。這件事雖然不是潘士弘親眼所見，但他二姨的話和她當時的表情給年輕的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心理陰影，以至於他後來一直看不得女人穿黑絲襪子。

潘士弘弟弟上初中時在四中就讀，高中時在八中就讀。那年他是高二。一天，四中的紅衛兵終於來了，質問他們的父母到哪裡去了。潘士弘二姨經歷過當年日本人抓人的陣勢，很從容對紅衛兵說：「這是我的家，他們只是借住。」那些紅衛兵一時愣住了，竟然也沒有深問，走了。潘士弘有一個表姐是積水潭醫院的大夫。抄家時，一個無線電愛好者被說成是美蔣特務，有通敵電台，被紅衛兵往死裡打，他就跑到積水潭醫院大門口，以為被打上了至少可以被急救，不至於喪命。哪知醫院拒絕他進去，紅衛兵追了過來，當場打死。表姐看到他的孩子圍坐父親屍體在哭。

那時候打死人是天天發生的事， 多是中學紅衛兵幹的， 其中包括很多才十五六歲的花季少女。至於被批鬥的人，女人被剃陰陽頭的就更是見怪不怪了。潘士弘回憶：「連續幾天，我在兵馬司胡同看到一個女人， 被剃成禿頭，臉有些浮腫， 一條繩套在她的脖子上， 任由騎著自行車的紅衛兵如遛狗一樣牽著跑。有時她的脖子上還掛了一雙破鞋。一直到現在，每當我走近兵馬司胡同，眼前就浮現出她的樣子。」

小學生年紀小，當不成紅衛兵怎麼辦？他們就當紅小兵。紅衛兵造反，紅小兵也造反，不僅在社會上造反，在學校裡也造反。潘士弘說，「我們小學老師必須每日到校，學毛主席著作，寫大字報，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流毒。而小學生也給老師貼大字報，揭發老師課堂上說了什麼反動的言論。這些揭發雖然幼稚可笑，卻也使所有的老師心驚肉跳。我們要認真抄下來，準備辯解或檢討。」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潘士弘去上廁所，路過四年級二班的教室，看到一個叫王得慶的五年級農村大齡學生，正帶領一幫紅小兵在審問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很瘦小，可能不到十歲，跪在教室中間，低著頭。那幫紅小兵問一句抽一皮帶。這個大齡學生抬頭看見潘士弘說：「我們在審小偷。」因為是黑五類出身，潘士弘不敢置一詞，但他看這樣打下去，那個孩子會被打死，於心不忍，就回辦公室告訴了體育老師許嘉華，他是工人出身。許嘉華拿著語錄就去了，對學生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要打人。」學生當然不聽。也許他依仗是紅五類出身，竟然和紅小兵吵了起來。潘士弘沒敢過來，躲在樓道悄悄看著。只見王得慶一揮手，幾個紅小兵一下就把許嘉華抱住了，許嘉華畢竟不敢還手，於是就被學生摔在地上。這時王得慶凶性大發，抄起一個椅子就砍了過去，狠狠砸在許嘉華腰上。接著王得慶又掄起武裝帶朝許嘉華頭打來。潘士弘看許的性命難保，起端又是自己叫的他，也就忘乎所以，沖了進去，一把拉住王得慶的手說：「請不要打了」，一面示意許嘉華快逃。王得慶一面打潘士弘拉住他的那支胳膊，一面對他大呼：「你放開手！你放開手！」可潘士弘就是不撒手。直到許嘉華爬起來逃出了教室，他才鬆開手。

潘士弘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這時王得慶就把武裝帶向我掄了過來。我邊用左臂擋著，邊向教室外退。就這樣我一路對抗著解放軍武裝帶的攻擊，退到我的教研室。王得慶也追進了辦公室，大多數老師全嚇跑了，剩下音樂王老師和美術杜老師呆在那裡不知所措。我的辦公桌靠牆，我被擠在牆腳，退無可退。幸虧辦公桌很大，暫時擋開了王得慶。已經瘋狂了的王得慶於是抄起一個個辦公椅向我投擲過來，我揮動手臂撥開這些有四條鐵腿的椅子。我才知道扔椅子並不那麼危險，因為投過來的椅子速度慢，只是看起來可怕，卻不會重傷我。在這個關頭，六年級的幾個紅小兵來了，大概我和學生的關係一直較好，他們把王得慶勸走了。音樂王老師對我說：『快跑啊，快跑回家吧。』她是工人出身，當年也是20歲，嚇得直喘，一邊說，一邊把兩個手在空中抓著。我愣了一下，總算明白過來了，竄了出去，離開了學校。我一路上驚魂未定，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發生此事。王得慶家屬於玉淵潭公社，貧下中農出身。是我教的學生，年齡比同班同學大兩三歲，脾氣暴躁，對同學經常拳打腳踢，用今天的說法是有暴力傾向。但他一向聽我的話，因為我和他年齡只差三四歲，從來沒有對他拿出老師的架子來。我講〈自然〉課，經常叫他解釋農作物，令他有面子，又有自信，所以即便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還是稱呼我為「潘老師」。由於他的出身，本來連入隊戴紅領巾的資格全沒有的學生，一下成了學校紅小兵的頭頭。那天他真是打紅眼了。到了家，我腿全軟了，幾乎癱在床上。突然我驚坐了起來：『學生要追到家裡可怎麼辦？』那就不是我一個人挨打了，家會被抄，這是肯定的，因為王得慶前天還告訴我他參加了抄梅蘭芳家，『可不得了了』。 老人會被拷打，而且王得慶一動手打人就失去了控制。我別無選擇，馬上起身，立即回學校去，即使我還可能被打。」

也就是在那幾天，潘士弘失去了對文革的盲目敬仰，開始了自己的獨立思考。

責任編輯：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