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内攘外

通盘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月，蒋介石第一次离职后访问日本，二十三日他在东京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他说：“明达如贵国朝野人士，对于东亚百年之大计，其必有远大之怀抱，而于排除我中国国民革命之障碍，亦必与吾人具有同情，而不加以阻止乎？“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

十一月五日，蒋介石会见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三条忠告：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勿干涉北伐；放弃武力对华政策。但田中态度冷淡。会后蒋介石对身边人说：“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五日于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谈话》，《蒋介石文集》）

时隔半年，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率军第二次北伐途经济南时，日本果然制造了血腥的“济南五三惨案”，虐杀我外交官蔡公时及平民近四千人，欲阻挡北伐。蒋公洞穿日寇心机，考虑中日军事实力、国家战乱、经济布局、百废待兴之实际情况，开战时机远未成熟，遂严令部队避免冲突，绕道继续北伐。他在当天日记中写：“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五月十日，蒋公在日记之首写下“雪耻”二字。从此蒋公每天的日记开篇都要写“雪耻”二字。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最后一篇日记，四十四年如一日。避免过早与日军开战，使中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十年”，得以让经济复苏，军政日昇，为今后浴血奋战、最终战胜日本打下了绝佳基础。

此时中国内乱加剧，中原大战刚结束，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只有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几个省，中央军也只有六十万人。中西部、西北、华北和东北各省均有军阀控制，不理会中央的命令。蒋介石于此果断提出“安内攘外”的国策，“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

中华民国外交官蒋廷黻于一九三三年《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文中支持安内攘外政策：“明朝夏允彝：‘我之兵力每以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二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现在的局势与明末何等相像！现在共产党势力蔓延之广几等于明末的流寇，而有组织，有计划，有主义则过之。”“现在的日本用不着说，论基本势力之雄厚，野心之大，军器之精，都远过于三百年前的满清。”“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在上海起事，海军陆战队入侵闸北。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以平民之身，通电全国拥护抗日：“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辞职短短一个月，林森、孙科主持的国府方寸大乱、陷入危机。无奈何，孙科、汪精卫恳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政。蒋介石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扶植建立傀儡“满洲国”，鲸吞中国百分之十三国土，将东四省变为殖民地。

三月八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领导民族救亡大业。此时距蒋介石第二次离职不足三个月。为防止苏联承认满州国，蒋公决议于十二月恢复已中断五年的中苏邦交。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利用日本和中华民国短暂的和平间隙，进行了安内，即围剿中共和收编地方军阀。

忍辱负重

蒋公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在日本全面进军前尽力的平定内乱，争取时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这是一丝一毫不可移易的。至于达成此目的之一切政略和战略，则贵能因应时势，只要能够有效的达到目的，当然可进可退，能屈能伸，有刚有柔，然后可以临机应变，因应咸宜。国家的事情，关系非常重大，牵涉的方面非常复杂，决不是逞意气走直线所能成功。一定要善用我们的理智，发挥我们的毅力，走很多曲线经过很多困难才能成功。天下事物，必须善退然后能进，知屈然后能伸，能柔然后可以克刚。举个最粗浅的例来说：譬如我们要挥拳打人，一定先要将手收回，再握紧拳头伸出，然后有势有力，可以打击敌人，个人自卫的动作如此，一个国家政策与战略的运用也是如此。在某种场合，虽然表面上是退，而实际上则以退为进；表面上是屈，而实际上则为先屈后伸；表面上是柔，而实际上则是以柔克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看见政府向敌人表示退让与忍辱或是态度和柔一些，就以为是失败；也不可看见人家向我们进逼伸展我们就怕他。就去年华北撤兵这件事情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端，导致日军公开入侵东三省，张学良违抗中央命令不战而退。

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蒋总统秘录》，第八章“全国统一”）

九月二十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此时中国如对日宣战，逞匹夫之勇，将导致亡国。国府决定忍辱图存，同时加强与俄、美、英、德等大国的外交，制约日本。

国难之时，中共挑动学潮，逼迫政府与日本宣战。九月二十八日，请愿大学生打伤外长王正廷。蒋公在日记中云：“今日中央大学之生攻击外交部，打破其头部；上海学生来请愿者陆续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坠好乱国亡无日矣。孔明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于今兹，维此而已。终不愧为我父母之子，总理之徒而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以为遗嘱。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前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蒋中正遗嘱。”（《蒋介石遗嘱知多少》，陈红民，二零一零）这份遗嘱蒋公从未示人，夹在日记本中，是后人在整理蒋公日记时发现的。

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接见学生代表时的讲话来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十二月，平津两地学生，组“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赴南京，打伤民国元老蔡元培等。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接见学生请愿团，在寒风中与请愿学生立谈两小时。当天日记称：“几受侮辱”。十四日又云：“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详尽。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数，而少数败类，横行无忌，罔知礼义，殊为国家悲痛也。”（袁定华，《抗日领袖蒋介石》）为保全国家长治久安，蒋公忍受内羞外辱，甚至立下遗嘱，可见当时情形之艰难，他内心之煎熬。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汪精卫等人压力下，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此为蒋公第二次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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