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道远征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占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尤其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同愤。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

中华民族是个极力崇尚世界和平的民族。自远古开国以至于中华民国，从未对外发动过侵略战争。所以当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武装入侵的时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除在动员全国军民奋起展开卫国战争的同时，仍然不忘向世界人民发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唤，特别是对入侵国的人民的呼唤。

这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当局者。并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定在1938年5月下旬，目标是九州、长崎、福冈等城市。

对于这次行动，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八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洲，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五月八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十四章 泥沼战线•徐焕升驾机袭日）

这次行动的原则是：空袭不投具有杀伤生命的炸弹，只投能激发人心善念的“纸弹”，即散发传单，以仁爱精神唤醒日本国民，共同粉碎军阀黩武迷梦，并告诫日本政府，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袭击日本本土，不是不能，只是不愿伤及无辜平民，昭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要执迷不悟。

1938年3月初，由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拟就《告日本国民书》，文告主要内容为：“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的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同时还编写了《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多种传单，由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传单总印数达二百万份。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空投文告传单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二是显示我全民抗战的决心，并对日本国民昭告中华民国不施杀戮报复的人道国格。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对这次远征日本本土的飞行称为“人道远征”。

起初，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一位外籍驾驶员李尔德上尉担当“人道远征”驾机任务，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要求以10万美金作代价。蒋介石不同意采取这种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志愿远征。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就把这个极机密极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交给了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徐焕升，徐焕升毫不犹豫地说：“任何危险，身为革命军人，义不容辞，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表示愿意担当“人道远征”这个光荣的任务。接着由徐焕升遴选优秀飞行人员，组成新编空军第十四队，又称神鹰部队，由徐焕升、佟彦博担任正、副队长。

当时，能够担当远征日本本土任务的飞机，只有美制的马丁B—10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航速每小时343公里，最远航程为900公里。要想执行这次远航任务，还必须加以改装和训练。为了增大航程，把轰炸机的炸弹仓改装为一个大型的油箱。当时越洋长途飞行，还是中国空军的一个难题，幸好徐焕升留德时受过严格的长途飞行训练，所以长途飞行训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因受领任务的时机非常紧迫，飞行训练的时间极为有限，队员们同心协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徐焕升运用他在德国所掌握的无线电航行经验，设计了一套连锁陆空电台网，他邀集一群电讯伙伴协助，使自制定向陆空电台连锁网取得了成功。

空军第十四队远征日本本土的飞行任务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准备，一切就绪，整装待发。宋美龄亲临武汉南湖机场点名致训，向队员们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徐焕升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各留遗嘱，誓以最大努力完成非常使命。

远征日本，本应选择风小的月夜飞行，可是，5月间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一直不适合越洋航行。5月19日，是执行东征日本的最后期限，尽管天气仍不理想，徐焕升毅然下令出发，亲率两架马丁B—10轰炸机，于下午4时飞离武汉，经前进基地宁波机场加油，在当晚11时48分起飞，东征日本。

两架马丁B—10轰炸机，分别由队长徐焕升上尉驾驶1403号长机，副队长佟彦博上尉驾驶1404号僚机，分队长苏光辉中尉、蒋绍禹中尉，队员刘荣元少尉、吴积冲少尉、雷天春少尉、陈光斗少尉分别担任两机的副驾驶、领航员、无线员。在残云淡月下，两架马丁轰炸机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东海上空海风强烈，加快了飞机航行速度，飞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为表达出征人员必胜的决心，徐焕升向抗日领袖蒋介石拍发致敬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项电文，曾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忠勇。

飞行一刻钟左右，发现中国海岸有日舰5艘，灯光通明，正用探照灯向空中探测，并盲目发射，弹光四曳，大概是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5月20日零时35分，徐焕升给地面人员拍发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飞行”。飞行一个多小时后，两架马丁轰炸机飞入日本近海，徐焕升再次向地面发报：“现在成队飞行，一切平安”。

凌晨2时20分，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日本九洲西部海岸，飞机紧贴海面飞行，直达长崎港。凌晨3时，长崎市还处在无戒备状态，飞机盘旋一周，借助城市灯光，投下第一批传单。一时间传单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散落在长崎市区。飞机按原定计划向北作半圆形航行，飞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整个九洲岛。

自飞机进入福冈以后，日方发现上空有飞机，立即发出防空警报，实行灯光管制，探照灯对空乱照一通。 然而，让日本人惊诧的是，警报响过许久，也不见炸弹落下，反而看到数以百万计的“纸片”从天而降。我机组人员一面投下照明弹，一面投下传单。在照明弹的辉映之下，传单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

由于油料有限，两架马丁轰炸机在日本本土盘旋半个多小时，把带去的200万份传单全部投完后，立即从容返航。5月20日拂晓，两架马丁轰炸机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才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远征勇士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徐焕升清醒地意识到日机一定还在跟踪，有可能去轰炸宁波机场，便临时决定直飞南昌。8时48分，1403、1404号轰炸机分别降落于南昌玉山机场，加油后继续西飞。上午11时30分，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经证实，20日上午，日机果然轰炸了宁波机场，徐焕升料敌如神，智勇兼备，他和东征勇士经过16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人道远征”的历史使命。

东征勇士胜利归来的喜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汉口市民夹道欢迎凯旋归来的空军勇士。

像这样地对日本本土不流一滴血的“纸弹轰炸”，后来被世人称为“人道飞行”。由此可见中华民族酷爱和平的民族特质与善良本性。

中国空军的这次人道远征，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香港报纸评论：“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中，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第四节 泥沼战线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满怀报一箭之仇的日军部队进据徐州，当他们发现徐州竟然已是人去城空的时候，一肚子的怒气是难以想像的。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不仅企图歼灭我军主力的算盘落了空，连如何向大本营交差也成了十分尴尬的问题。寺内和□俊六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追”！

我集结于徐州战场的60余万抗战部队，在取得台儿庄大捷后，遵照蒋介石委员长的部署，按照计划路线迅速向指定方向撤退，于五月下旬顺利完成了离心撤退计划，连负责掩护的68军刘汝明部，也巧妙的闪过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

徐州大突围的成功，说明了我国幅员辽阔的妙用，更说明任你日军有多少重兵也无法控制整个战场的现实。由于我方能充分掌握并运用空间的优势，并以此换取时间，进而积累成最后的决胜筹码。

日本东京统帅部，面对无法实现“三月之内征服支那”的战况现实，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在中国战场上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为了消弥这种无法预估的战略错误，日军大本营随即调整战略部署，决定向中南地区迅速推进，首先占领华中，继而向中南地区的其他省份推进。于是作出如下三项决定：

一、围攻徐州的部队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打。
二、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
三、华北方面军，南陷郑州，走平汉路南下。
日寇的这一战略部署，很明显下一个进攻目标指向武汉。

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而当时我国抗日的最高统帅部则在武汉。日本当局想要彻底击败中国，武汉便自然成为他们下一个攻略的目标。

在中国这方面，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西迁途中许多重要战略物资的转运点。一旦武汉失守，这些物资还来不及消化内运的话，那么当初来自长城、淞沪、台儿庄的浴血拼杀，都将付诸汪洋，为国捐躯将士们的热血，都将是白洒疆场，白白地流淌了！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之交，日寇华北派遣军的土肥原14师团原本是要驰援徐州的，当他得知徐州已是空城时，于是便调转过头来朝西，逼近了陇海路上的兰封县（今称兰考）。5月底，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兵分两路，沿长江进袭安庆。6月6日日军破兰封，下开封，开始向郑州挺进。一旦郑州失守，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在平坦的原野上顺着平汉路南下，多则10天，少则一个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北大门信阳了。很显然，摆在国军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千方百计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的南下。在武装部队无力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彻底破坏交通设施便成了唯一的方法。就这样，我军于5月下旬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大桥。

郑州黄河大桥，修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今天在老桥的西边，虽然已另建新桥，但在原址还保留了一段桥身以纪念昔日为国捐躯的壮烈。在枯水季节，那残缺的桥墩仍会浮出水面，在晨曦或晚霞里向后人诉说当年被炸时所面临亡国灭种的千钧一发与万般无奈。
为了更有效地阻挡日寇铁蹄快速南下，当时国民政府另一个痛苦的抉择就是，掘开黄河的堤防，以天然资源，利用“水淹七军”的方法，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为转运战略物资和人员疏散来争取尽可能长一点的时间。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花园口事件”。

时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晏勋甫先生，一九四九年在其自述文章中曾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使河水改道，将敌隔阻于豫东，藉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这是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还有陈果夫、冯玉祥、白崇禧等不少将领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

花园口决堤的任务由守卫黄河的国军商震的部队执行，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沙颍河、涡河河道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等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遂成为中日双方沿着黄氾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不得不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杞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这便为武汉保卫战争取了数月的宝贵时间。

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历时9年之久，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汪洋史称“黄氾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同胞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承受了国难与灾难的双重痛苦，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让后人对他们的遭遇不得不油然而生出极大的同情与无限崇高的敬仰！

决堤执行之前，国民政府已先通知决堤地区民众撤离并发放安置金，而当地郑州专员也催促民众撤离。另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报导，国府于刚刚决堤的时候就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且一周以后，国民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氾区持续性赈灾。

国民政府中央救济委员会第七救济区（开封郑州之间）救济黄灾第一队向灾民发放救济款决堤后，由于形成黄氾区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军于平汉路以东停止前进，从而消除了唐河、白河流域及汉水中游面临的威胁。并守住了军事重地郑州达六年之久。

黄河从花园口扒口处南流后，从郑州东面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东面被日军占领，西面为国军控制，国军在西堤险要处构筑军事防御工事，力图“以黄制敌”。

这样一来，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两国交战，既打军事仗，同时还得打政治宣传仗。

花园口事件损失惨重，国际影响巨大。国民政府锥心泣血，必须要通过这一事件，使全国军民激发出同仇敌忾，坚决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悲愤豪情。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新八师师长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出对外关于花园口决堤后在洪水泛滥中逃难的中国百姓宣传文稿，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导”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