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审讯与反审讯
“五三四二!”“五三四二!”仓门打开后,狱卒连续叫了两遍。第二遍变成不耐烦的吼叫。在这里,我变成了一个号码:五三四二。
最初的一个月里,会时不时被带到二楼,接受预审。一个牛高马大的中年胖子,坐在主席台后面,他是主办我案件的预审官,号称“法官”。在他的左侧,通常坐着一名书记员,负责记录。书记员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当书记员是女性的时候,我能注意到,隔着一个空隙,他们之间居然会互相传递纸条,表情暧昧,明显与案情无关。
心底下,我给这大胖子取了个绰号,叫“大黑熊”。大黑熊摇头晃脑地宣布:“交代问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第二种是自来水,自己流出来;第三种是挤牙膏,挤一点,出一点。选择哪种方式?你自己看着办。”又振振有词道:“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然而,在监仓里,我听见那几个曾是公安干部的犯人们私下交流,都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意思是,共产党骗你交代,并非为了从宽,而是为了罗织罪名。
隔壁发出乒乒乓乓的撞击声,随即又传来人的惨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预审官与书记员停顿下来,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看我,似乎在琢磨,是否应该让我听到这种声音。听到的好处是,让我老实一点;但坏处是,恐怕我又要钻他们法制的空子……
“把门关上。”眼神间拿不定主意的大黑熊,轻声吩咐书记员。过了片刻,大黑熊对我说:“算你好运啦!要是在从前,再早个十年、二十年,你们这些政治犯,也要被打得死去活来。”大黑熊暗示:在隔壁受刑的,是刑事犯;你是政治犯,所以待遇不同。
我心下有数,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国际聚焦的大事件,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虽然把民运领袖关起来,但是否动用酷刑,他们一时还有所顾忌。
预审,被称为“提堂”,就是审问、审讯的意思。然而,本能的,审讯激起了反审讯。通过大黑熊的提示,我能推测对方已经知道了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也能揣度出,外面的人,谁揭发了什么,谁掩盖了什么。这是一场心理战,可以测试出审讯和被审讯两方的智商高低。自以为是的大黑熊,智商并不高。
大黑熊的审问,反而让我了解到当局的动向。此时,在外面,整个中国社会,尤其全国各大学,正按照中国政府的部署,开展“人人过关”运动。所谓“人人过关”,就是,不管你是否参加过民主运动,都必须写一份材料,交代自己在民主运动中做了什么、看见周围的人做了什么;如果参加过游行示威,还被要求检讨自己的行为,向党认错。否则,是共产党员的,会被开除党职;是共青团员的,会被开除团籍;有工作的,会被开除公职;即将毕业的学生,要么得不到工作分配,要么分配不到好的工作。
于是,全国范围内,包括学校、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等,许多人,都接受当局的胁迫,遵照当局的命令,纷纷写下交代材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检举揭发他人。而仅仅在两个月前,他们还都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如今……在那场“人人过关”的闹剧中,中国社会百态,中国人的国民性,尽显其中。
在揭发材料里,我被指为煽动家、主谋,是整个广州民运的导演,是一切事件的源头——这或许没错。二十五岁的我,是广州民运的“幕后黑手”,是共产党在广州的头号敌人,这是当局对我的定性,我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市中的铁石笼子
一个铁石笼子,几乎密不透风,放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闹市上,人来人往;而笼子里,也有人,是被关着的人。闹市上的人们,各自营生、忙碌,对笼子里的内容,浑然不觉,漠不关心。
这个铁石笼子,就是广州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又称黄华看守所。它位于黄华路,一条不大的马路,却处于广州市中心的深处。我被突然推进这个笼子里,随着身后一计轰隆的闷响,厚重的铁门关上,瞬间与世隔绝。
如果说,这栋灰色大楼,是一个大笼子,其中的每一间牢房,又是一个小笼子。无论是大笼子还是小笼子,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夯实,并封死。绝非电影里栅栏似的、内外可以相望的那种。在这里,连一寸走廊都望不到。
这个密封的铁石笼子,宽约二米,长约三米半,合计约六至七平方米。屋顶和四面墙壁极高。墙体厚实,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沉重结构。这是一个贫穷的大国,但绝不会节省砌筑监狱高墙的砖石与钢筋。那种一推就倒的豆腐渣工程,纵然遍布全国,但绝对不在这里。
在一面墙的高处,伸手都够不着的地方,有窗,名符其实的铁窗,不仅由粗重的钢筋扭结成窗格,外面还覆盖一层铁网。那是唯一的透气孔,却经铁窗过滤;光线从那里弥漫进来,却被铁网减弱。尽管屋顶上有一个电灯泡二十四小时亮着,但即便大白天,室内光线也极其黯淡。昏暗,牢房应该是这样的。
小笼子被称为“监仓”,又简称“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精确的定义。仓,仓库,里面存放的,是货物,只不过,这里的“货物”,是活人。在判刑前的预审阶段,这些活人被暂时存放在这里。尽管,这个“暂时”,可能意味着很多年,甚至无限期。
渐渐地,连“提堂”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成为一件不折不扣的货物,存放在昏暗、潮湿而闷热的仓库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我感觉到,如何处置民运领袖,当局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呈现“无限期的关押”。
其实,这是比判刑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判了刑,还知道期限;不判刑,而无限期关押,会让人陷入莫名的恐惧。许多时候,还会陷入一种深深的错觉而不能自拔。这错觉就是:从来就是如此,永远也是如此的了。这个声称要对我实施“改造”的制度,最后证明只有一个功能,在加剧我与生俱来的恐惧症的同时,促使我彻底地反叛它。
时间的概念被颠覆,原来是以时以分以秒计算,而今却以日以月以年来计算。谁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分明是,寸金难弃寸光阴。面临时间的深渊,我却安慰身边的犯人说:其实,我们只有一半时间在坐牢。他们不解,眼神茫然。我继续解释:睡觉的时间不算,因为我们在梦中;在梦中,我们是自由的,不在牢里。犯人们受此安慰,眼神活络起来。#
(选自 香港开放出版社《不受欢迎的中国人》附录:我的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谢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