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人惊愕的“西安事变”

时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后期。中日之间的战争风云，起起伏伏，让人捉摸不定。

一九三六年六月，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由于得不到下属的支持，遂在樽俎折冲之间得以和平解决，之后，国内大局似乎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寂。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仅带少数文武大员飞往西安，视察东北军与西北军，督师剿共。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武装劫持扣押了蒋介石与随行大员，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震惊世界。

正当倭寇入侵华夏，东北、华北、上海同胞正在罹难之时，张、杨二人不思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却举兵反叛，劫持扣押国家元首，令国人迷茫、惊愕！

“西安事变”张学良是主角，杨虎城只是个龙套，他连配角都谈不上。“西安事变”的起因是什么，七十余年来说法不一，莫衷一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张学良为了不打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这一说法看似冠冕堂皇，在国难当头的岁月，确能唤起民众的共鸣，但仔细想来，却有一些逻辑不通，不能自圆其说，让国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张学良已经作古，我们不妨对这位汉卿先生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张学良，生于1901年，卒于2001年，整整生活了一个世纪。他这百年寿命，大致可分割为前36年、后64年两个时段：前36年，是他自由行动于家庭、学校、军界、政坛的活跃时期；后64年乃为幽静隐居，修心养性的忏悔时期。张学良在他自由行动的活跃时期里，做了三件大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信仰三民主义，促成国家统一。协助中央政府结束中原大战，促成国家安定的大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自作主张下令不许抵抗，导致东北父老乡亲扶老携幼，背乡离井，逃亡关内四处流浪，受尽国难之苦。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与杨虎城一起在西安发动兵变，劫持扣押国家元首蒋介石，引起世界震惊，国人愕然。

第一件大事：是他将至但尚未到而立之年时，所做出的一件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辉煌大事！此举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中华民国，有功于“天下为公”的历史篇章。

第二件大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沈阳城，身为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军政首长的张学良，竟自作主张下令不许抵抗，导致东北父老乡亲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亡关内四处流浪，受尽国难之苦。这是有负东北父老、有负国人、有负民族、有负祖宗的一项罪过。

第三件大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劫持扣押国家元首蒋介石，引起世界震惊，国人愕然。当时的胡适等社会贤达都认为，这是一项“叛国祸国”的大罪。

张氏父子掌控的奉系军队，其实力是当时军阀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只有陆军，而且还有空军。1920年7月，张作霖就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并拨出钜款在奉天东塔农业试验场修建了飞机场。1923年9月，张学良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他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五个大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为了把这个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不仅从日本、俄国高薪聘请外国教官，到奉天航空学校开展航空飞行技术业务培训，积极充实东北航空的技术力量。同时，他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学习飞行驾驶技术。在奉系东北空军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类新型作战飞机360多架，有近200名飞行员，能够适应多种作战方式。这在当时全国各军阀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张学良虽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但东北的政务、军务、财务大权仍然是独立的，由张学良掌控。

1931年9月初，面对日军在沈阳的种种侵略迹象，当时留守在沈阳的奉系东北空军长官陈海华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去了请示电话。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张学良“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的命令。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奉系空军再次传达命令“日军闹事，不准抵抗，如有不听命令滋事的，军法处置。”那些急欲登机迎战的飞行员获知后，都非常不解地撤离了机场。日军占领沈阳，奉系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不仅损失了战斗飞机100余架，就连刚刚从捷克成套购买的尚未安装的机件也落入了日军手中。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奉系东北空军的26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缴获。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准抵抗的命令究竟是谁下达的？现在尽人皆知是张学良自作主张下达的了。可在张学良没把真像说明之前，激进左派媒体鼓足马力，活灵活现地宣传说：是蒋介石下达的手谕，不准抵抗！举国上下无不唾骂蒋介石是不抵抗日本的卖国贼。还煞有介事地宣传说，这份手谕，保存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里，这样可以随时随地牵制着蒋介石。一份本是泾渭分明的历史责任，由于别有用心者颠倒黑白的大力宣传、炒作，便渐渐地幻化成为一项幕后的政治交易。于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便背上了“不抵抗日本”的黑锅，一直到他去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兵力不足三万人，而张学良的东北军拥有兵力二十余万，飞机三百余架，飞行员二百多名。就东北地区而言，从实力上看，张学良的东北军胜过日本六七倍，从道义上讲，日本是异国入侵，张学良是守土抗敌，在国际上也会受人尊敬。东北是生养张学良父子的暖乡热土，是奉系其所以成为奉系的基地，是东北军生存发展壮大的故乡，那里有养育了他们的三千万父老乡亲！无论是从良心的角、情感的角度、道义的角度讲，张学良肩上都担负着无法推卸的保护三千万父老乡亲生存安全的重大责任。是三千万东北父老，数十年如一日的用血汗养育着他们，我们不知道张学良当时是个怎样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想法，竟然毫不犹豫，令人不可思议地、很轻易地便抛弃了父老乡亲，放弃了守土有责的这一庄严的历史使命！

然而五年之后，“小六子”却心血来潮，热血沸腾，高喊要抗日了，而且是发动兵变，进行所谓“逼蒋抗日”。五年前他自己不抗日，五年后却要逼蒋抗日了！自己不抗日，而要逼他人抗日，这样的举动，无论是从事实上、情理上、道义上、逻辑上讲，都是一种悖论。中国有句老话，“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哗然！知识精英、社会贤达、大学教授们，可以说是无不义愤填膺。

北京清华大学校园里，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着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据说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现将胡适的这篇文章附录如下：

《张学良的叛国》
作者：胡适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热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

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即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十二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坚持不受要胁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的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的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这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得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得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是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中华民国当时国情以及抗日形势的清醒认识。代表了凡有良知者的共同心声。

难道蒋介石真的是不想或不愿抗日吗？难道真的需要张学良等来“劝”、来“逼”才会抗日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否！！否！！！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率军二次北伐，进入山东济南时，日本派人以交涉为名，侦知蒋确实在司令部后，即开始蓄谋已久的挑衅行动，妄图制造事端，引起纠纷，阻止北伐，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大业。首先无理扣押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黄郛长达十八个小时，旋又残酷杀戮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制造血腥的“济南五三惨案”。

蒋介石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1915年直到他去世前三年的1972年7月21日，57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记录下他所经历的中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蒋先生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自五月十日起，蒋介石每天翻开日记，都要先写下“雪耻”二字。当时的蒋介石忍此奇耻大辱，是为了取得北伐成功，完成中华民国的统一大业。只有国家统一，全国人握成一个拳头，才有抗敌卫国的力量。那时的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政者，中华民族的当家人，可谓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把“雪耻”二字深深埋藏于翻江倒海的胸膛之中。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在他创办的《军声》杂志上，曾发文料定日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他主政国民政府后，对于如何才能打赢这场抗日卫国战争，如上节所述，有着他的统筹谋划。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南京对五全大会讲话时强调说：“苟自暴自弃，不能自强自立，则今日之友，皆为明日之敌，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必不成为明日之友。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个人之牺牲小，国家之牺牲大；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之努力。”（蒋介石文集．民国二十四年．演讲．对外关系之报告）

自东北易帜，结束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至于张学良，虽有十四岁年龄上的差距，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生活上，随着八年的交往，他们已经成为好友，蒋对张相当器重。所以蒋介石的对日战略思想，当时的张学良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测，有待史料来证实。
有人说张学良发动兵变劫持蒋介石后，观阅了缴获的蒋介石日记，才明白了蒋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蒋中正是极渴望抗日雪耻的，张学良已深感后悔的说词。这样的说法，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关于西安事变的原因，近年来网上有些流行的说法，比如：说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再比如：说12月17日，原执意要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史达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史达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等。这些说法虽然生动，但是，没有史料出处的支撑，不能作为定论。所以“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切地说清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安临潼县骊山脚下，华清池畔，修了一座亭子，亭内竖立了一块石碑，上书“捉蒋亭”三个大字，到了八九十年代，“捉蒋亭”三字换成了“兵谏亭”。石碑上题字内容魔术般的幻化，也是意味深长，令人费解，必有其背后的原因。

“西安事变”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随着历史的演进，随着国共两党档案的不断解密，我们有理由深信：必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当年的《大公报》，作为全国最具权威，最具水平，最具职业道德操守，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对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始终高度关注。12月12日这天晚上，《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经反复思考，最终决定，只在第二天的要闻版头条刊登“西安事变”的消息，不配发社评。13号晚，张季鸾彻夜未眠，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14号一早见报，社评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16号，再发社评，呼吁事件和平解决。18号，大公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成为民间报纸在西安事变中发出的最强音。这篇公开信，全文如下：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拚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彀。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要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

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他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罢！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

此文一出，国民政府当即让大公报馆加印了400,000份，派专机飞往西安上空散发。东北军、西北军将士看到这封公开信后，无不深为感动。

当年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张学良跟随蒋委员长同机去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这民族之幸，国家之幸！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离开西安之前，对张杨发表了训词。蒋介石说：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觅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觉无丝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他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于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当时屡言：如余在西安允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盖余为代表中华民国四万万人之人格，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无论个人与国家民族，如人格丧失，则虽生犹死，虽存必亡。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对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知部下也。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 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即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文集．民国二十五年．演讲．西安事变对张杨训词）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