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5年11月17日讯】官员手中的权力，按照教材上的说法，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人民，是内涵超大的政治概念，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可以妄自揣度的。大千世界，总会有人不走寻常路，即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手握国家公器的官员公仆，也照样有人“我的地盘我作主”，就是不走寻常路，以至于这路走的太过特色，这为作的太过创意，弄得坊间百姓要是不给他们叫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都对不住人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良苦用心和鞠躬尽瘁。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官员们最为在意的，大概还是自己的政绩，一方面，有了政绩，可以对人民有所交代，说起为人民服务那都是实打实不胡吹的，另一方面，有了政绩，可以对组织有所交代，既没有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完成了组织的任务，也为自己日后提拔重用积累资本。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雪山是陕北人，长的人高马大，曾以敢干事也能干事著称，是一个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的主，因为大拆大建，在民间口碑并不好，被老百姓称为“白拆”。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将整座城市搞成一个大工地，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的绰号。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大拆大建、学日语语气说话被称为“拆迁大佐”。官员之所以热衷于拆迁，是因为拆迁改变的是城市面貌，建设的是城市坐标，可谓是最易书写的政绩篇章。之于这拆迁是不是合了城市规划，是不是合了社情民意，是不是解了拆迁矛盾，被政绩欲望膨胀至自信爆棚的地方大员才懒得去理，毕竟，人家有办法，有资源，有国家公器，谁不听自己的，那就是与政府做对，就是破坏地方发展大局，就可以拿起法律大棒穷追猛打！就这，你还不能上访！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腐蚀思想虽然放不得台面，但却在官场大有市场。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掌控中国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长达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尊称为“发审皇帝”，或能佐证权力之庞大及霸道。如果说这种利用手中现成权力谋取私利属于直接的腐败，那么，还有一种间接的或者隐蔽的腐败，比如官员搞专利。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让人惊诧不已，但相比于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则不是一个重量级。王立军在重庆期间获得专利总共254个，简直就是专利王。如果没有东窗事发，估计王局长一定会超越爱迪生创造发明1328种的记录。官员不谋本职，热衷于发明创造，背后隐藏的专利腐败链条，或不在于表面上的学术名利，而在于在权力触及的范围内（自愿或者不自愿地）推广使用后可以获得的丰厚报酬。
官员之权姓公，不姓私，但有些官员，就是有黑道大哥的风范，就是有将公器异化为私权，将公仆奴役为家丁的本事。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人送绰号“武爷”，让人听来都觉得雷声滚滚，不敢不打心眼里敬畏和臣服。武长顺坐在座椅上，一动不动，厉声呵斥局级干部面红耳赤不敢吭声，可谓家长作风；出去视察，武长顺被一大帮着警服、扛高级警衔的人簇拥着，跟随着，真乃霸气侧漏。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人称“李叔叔”，在其治下黑恶势力猖狂至极天怒人怨，可见这“李叔叔”还真不是一般的叔。江西萍乡市原政协主席贺维林，被称为官场“教父”，所谓的那些局长处长，不过是“教父”名下的徒子徒孙而已。更有甚者，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绰号“三氓院长”，不仅生活腐化要喝人奶，而且好上拳脚功夫，打骂百姓有之，打骂下属有之，即使副院长、上级法院的法官也照打不误。权力异化至此，政府大楼里那金光闪闪的“为人民服务”的匾牌，究竟还有多少含金量，则只有天知地知了。
色字头上一把刀，官员绰号最出彩的部分，自然也与色息息相关。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因“钱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间戏称为“徐三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因玩弄女性107人，“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被称为“五毒书记”。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十八岁的姑娘”，由于好色，曾俘获了一大批女干部，被戏称为“为情妇打工的书记”。湖南省郴川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被坊间称之为“三玩市长”。广东省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国庆“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除此之外还爱看三级片、吃补药、玩“妈咪”，人称“三敢书记”。这些都是官员，是干部，是宣过誓的，是起表率作用的，但是事实是，他们有权了，有势了，就什么人都敢搂了，谁的床都敢上了，如此“西门庆化”的官员，不是少数，有数据显示，落马官员95%都包养情妇二奶，这还不算没有暴露出来的，不算霸王硬上弓的。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恋女色，严重腐蚀了社会风尚，败坏了民间风气，远远出离了道德作风的范畴，而归于权力腐败，权力黑化。因只有在如此条件下，权力公器才会沦为腐败官员的催情春药，让欲望的极度膨胀撑破包装精致且魅惑人心的画皮，从而暴露出丑陋的容颜和卑劣的人性。
官员的绰号，蕴含了个人的品行作风，彰显了坊间的民意评价。那种带有戏谑、调侃、甚而蔑视和憎恶情绪的官员绰号，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权力从为人民服务的公器异化为为私欲满足的私器的质变，是公民权利在官员权力面前不得不从的日渐式微，是社会公共意见让位于官员个人意志的表达渠道的封堵。当权力得不到权利的制约，得不到社会的监督，得不到公众的罢免，那就只有让绰号在坊间的盛行成为社会意识流，装的好，比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称自己仍没有买房，住在130多平的宿舍，月租只要600元从而被戏称“六百帝”，做的差，比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大肆索贿、滥用职权、弄虚作假、道德败坏，被人告发后还公开叫板“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就升一级。”而被谐音叫作“王坏种”。倘若权力体制不能激浊扬清，那么，绰号背后的民意，必然要以大众乐意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毕竟，道路以目的时代永久过时了。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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