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百余年前的那个世代，中国历经辛亥革命与内乱外患，对华夏子孙而言，虽然是个烽烟漫天、人民颠沛流离的世代，但也是可以让胸怀大志的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个轰轰烈烈“大时代”。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里，就描绘出一幅在亲情与参与救国救民运动两者不得兼顾时，含泪留下给爱妻的遗书，毅然投身革命，杀身成仁的烈士心态。还有那满怀壮志的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昂然抱着以死明志，绝不讨饶的决心，面对审判他的清吏，高吟在狱中作的那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赴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百余年后读之，仍让人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激动情怀。

在那个年头的中国知识份子，鲜少不对腐败无能，频签不平等条约以致丧权辱国的清廷恨之入骨的。待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后，接踵而来的军阀割据，与日寇肆无忌惮的横行中国，更激发了知识份子的从军潮，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完全被推翻，投笔从戎的“知青”风起云涌。以我父亲为例，晚清出生，读过私塾的他，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尽完两年教书义务后，立即与好友结伴，徒步到黄埔岛从军，成为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与他同期，或是前后五、六期的黄埔军校学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怀抱一腔热血，投笔从戎的青年。

黄埔六期的毕业生虽然多达五千余名，但其中真正如我父亲一样在黄埔岛上入伍的学生，仅七百余名而已，其余的毕业生是民国十五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就地召训的学生，与全国各地短期（一至两年）训练班，如通讯班、交通班、财务班、政训班等的学员，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大学肄业或已大学毕业之知识份子，虽然受军训时间稍短，但知识水准相当高，所以被叙为“同黄埔六期”毕业。黄埔六期也是创校以来首度男女学员兼收，所以毕业生名册中还有少数女性出现，作家谢冰莹是其中之一，她的名作“女兵自传”，就是叙述自己当年从军的故事。

黄埔岛上入伍的六期学生与各地训练班入伍生的最大之不同，除了受训时间稍长外，他们也是从战火中锻炼出来的（武汉的六期政训班也曾协同北伐军打过仗）。黄埔岛上的六期学生军虽然不在正式的北伐军行列中，却是在后方担任护校、保根之重责，更在执行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边打边学的彻底击溃了盘踞粤闽一带，虎视眈眈，不时骚扰北伐队伍的陈炯明之部队，在战役中牺牲了数十位同学。（其实陈炯明也算是国民党的革命前辈，黄花岗起义时，他担任革命军第四敢死队队长，为推翻满清而出生入死过。）

由于黄埔六期的毕业生一般知识水准很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国民政府“重点栽培”的对象，所送出的第一批军事留学生，就全是从黄埔六期遴选出来的。实际上，当时黄埔前五期的毕业生，也都已超过国外军校之入学最高年龄限制了。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这故事要从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说起，那是一张我从小就看过，也是我父亲非常珍惜的照片，时间点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期，地点在英国，照片中的人物是十一位中国留学生。父亲去世后，我遍寻不着这张照片，遗憾地以为这张颇具纪念性质的老照片已经从这世界上消失了。直到后来在整理他老人家的少量遗物时，惊喜地发现这张老照片原来被父亲妥善地夹藏在一本辞海字典中，登时让我有“如获至宝”之感，因为这张照片中的十一位英气勃勃的华裔青年，正是当年英国皇家军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的全体中国留学生。也就是国民政府为了建军强国抵御外侮，历经缜密地计划与交涉后，第一批送去西方“取经”的军事留学生。

欣喜之余，我开始上网查寻这批国民政府当年精挑细选，还花费了大笔银子，送出国去学习西方军事的军中菁英们的生平事迹。他们归国后，有几位早在抗日战争时就已为国捐躯，也有数位后来遭中共迫害或杀害。他们全都在促进国军现代化的过程中作出特别贡献，当然也有几位日后在军中位居要津，显赫一时的。因为我父亲也是最早的这批军事留学生之一，所以我自幼就耳濡目染地对他们的生平与经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之中一些流传不太广的故事，在我脑海里盘绕多年。告老之年，才慢慢地找时间写出来，也希望这篇文章能为现代国军建军史作个见证。

然因时光久远，加上连年战祸，抗战（实际的抗日战争是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就开始打的）胜利后又有四年的国共内战，导致两岸分治几十年，原始资料的收集自是不易，尤其是这十一位第一批留英军事留学生最后只剩四位得以在台湾贡献所学。以下是我近两年来的初步研究结果，希望这篇文章，能把即将淹没的历史，提供给后世写史的学者作参考。其中若有谬误，也欢迎读者们不吝指正。

还有，由于本文之时空背景绵延超过一甲子，蒋介石先生在不同的阶段，被我用了不同的称呼，除了不时直书他的本名之外，也包括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等。但是我最常用的还是“老总统”，这是因为我父亲在生前口述往事时，惯用“老先生”或“老总统”来称呼他的老校长，我在本文也就以此为准了。

当年的时空背景

中华民族在1912年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之后，并未因革命成功而立即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列强持续的欺凌，加上清廷历年来所签丧权辱国之不平等条约，仍然把中国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屡次扬言三个月内就可以灭亡中国，要让中国成为它的永久殖民地。史达林与俄共也处心积虑的培植中共来夺权，想藉中共之手，让中国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这百多年来的时局演变，尤其是民国成立后那历经近四十年的内忧外患，从史书观点而论，有太多的众说纷纭与穿凿附会，有时的确是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自从海峡两岸分治，有些历史事件更是成了“各说各话”，孰是孰非，还有待后世的史学家们努力不懈地根据非“宣传性”资料，客观地匡正史实。在这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身为黄帝子孙，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份子，都该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史实，白纸黑字地纪录下来，历史才会有真相大白之日。

日本军阀自“九一八事件”之后，毫不掩饰他侵略中国，殖民中国之野心，早已引起了全中国知识份子与广大民众的愤慨，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左派分子。中共在建党之初，是直接受苏维埃共党之指挥，与国民党合作的，所以共产党员积极地渗透了黄埔军校，周恩来就在黄埔建校之初，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日后在红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大堆将领，也都是黄埔岛出身的。但是在军校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之操纵下，中共开始明目张胆地夺权，以致引发了国共分裂，国共合作当然也就中止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蒋总司令领导下，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完成了孙先生的遗命，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也就在此时，肆虐中国东北多年的日本军阀，瞧见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生怕蒋总司令不久即将完成实质上的统一，开始肆无忌惮地制造一些虚假的“反日”事件，然后以“剿乱党”为借口，领军进关到中国各地，常常不分青红皂白的在各地诬陷、残杀反抗的中国官员与民众，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

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并未因北伐成功而志得意满，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野心也早已洞悉，他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心知他属下的国民革命军无论是在装备、素质与训练上，皆远不如蠢蠢欲动的日军，若是立即把枪口转向侵华日寇，不啻是以卵击石，只得用妥协来拖延时间。1933年5月31日，国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这一天，蒋委员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所以就在全国抗日民气高涨之时，国民政府的表现却是忍气吞声，蒋委员长不但命令东北的张学良不要抵抗，甚至密令戍守北京的张自忠将军，不要激怒即将进入北平城的日军，还出任北平市代理市长，访问日本，假装与日寇合作，不让日本军阀有任何借口立即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就给已逃窜到陕北窑洞中苟延残喘的共产党大好之宣传机会。他们运用全国反日的民气，到处散播谣言，把蒋介石定位为卖国贼之首，指责他对日寇采“不抵抗”政策，更四处宣传，说什么只有他们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可别小看了国际共产阵营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可是把大部分的知识份子，甚至于一些军事将领们给骗得团团转。日后发生那场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西安事变，就是被懵骗了的张学良，与早就遭共谍渗透了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他的老婆谢葆贞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干的。

现在回头来细数历史，可以清楚的体会到蒋介石当年的高瞻远瞩，冒然立即向日本军阀开火，展开在以中国神州大地为战场的反侵略战争，只会导致玉石俱焚，甚至于中华民族的覆亡，何异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为了不刺激兵强马壮的日本军阀，蒋介石不在公开场合表明他的抗日决心，但是私下在日记中，毫不掩饰他的“终将与日寇一决生死”之信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就是看过蒋介石的日记后，才明了他误信共产党的宣传与谣言，大大地误解了蒋介石的抗日决心，这才心甘情愿地伴同他飞回南京受审。

国民政府的强国强军计划

军事留学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存在，或许是因为地缘关系，也或许是因为日本军阀早就想培植亲日的未来中国军人，所以当年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事留学生，都是就近到日本去的。辛亥革命之后，民气大开，逐渐有零星的军事留学生自费去欧美学习，孙立人将军于1923年到美国去留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军事留学生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送出去的，所以他们很少能进入各国正规军校受训。以孙立人将军为例，他就是在非正规的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的。

北伐之后，蒋介石就处心积虑的想要强国强兵，即使在他不熟悉的科学领域，也积极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在这个时期去国外进修，日后返国服务的佼佼者，钱学森与钱三强就赫然在列。说得更明白一些，中共近年来所表扬的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发展元勋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出国留学的。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毛泽东所执行的是锁国政策，恶搞“人民公社”，根本没送留学生出国取经，这三十年假使没有这群秉持“民族大义”的海外科学家们回国服务，中国那儿来的“两弹一星”？难道你当真以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能搞科学发展？笑话不是！“土法炼钢”的灾难，与其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就让中国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何况这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发展元勋中，还有好几位是在毛泽东主导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甚至于给活活打死的，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正常科技发展达二十年之久。

蒋介石除了积极鼓励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也认定派遣军事留学生去向西方列强学习是图强的捷径之一。乃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元月，在才刚毕业的五千多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招考录取了四十名优秀军官，先送到“留学预备班”学习留学国语文，于民国十八年五月，选送其中成绩最优之前十一位，进入当年全世界最有名的英国桑赫斯特军校（Sandhurst Academy），这也就是英国皇族子弟与其在世界上各英国属地之王室子弟在从军时，所必须经历之“英国皇家军校”。那个年代，大英帝国还算是世界第一强国，桑赫斯特军校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军校。我的父亲谢肇齐将军，就是当时被送到英国皇家军校的第一批十一位军事留学生之一。其余二十九位则被分别送去德、法、意、奥等国之军校。

在黄埔岛上受训时的第六期学生，也是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之前身）第一期之选训对象，与我父亲同期也同一连队的同学，一位绰号“美男子”的徐焕昇将军，就是从黄埔岛转去笕桥航校一期受训的（徐焕昇上将日后在台湾曾担任过空军总司令一职）。航校在陆军送军事留学生出国之同时，也将毕业生派出去受训。不过好像都是短期航训，没听说有进欧美的军官学校的。

说来也蛮可怜的，民国十几年时，中国的陆军连坦克车都没有，一般有外援的军阀们，能购进几辆轮式（有别于履带式的）铁甲车，就已在中国的内战战场中耀武扬威了。装备较佳的陆军单位，毛瑟枪还是他们最主要的轻武器，平均一个连也只分得一挺水冷式重机枪。中国的空军更是由“零”开始的，直到七七抗战军兴，也不过是拥有103架美国寇提斯厂产制的霍克三（老式双翼机）而已。这早年被称为驱逐机的战斗机，是美国寇提斯厂原先设计给海军航空母舰上用的舰载机，因为双翼飞机已落伍，试飞期间就遭美国海军拒用，结果在试产中的双翼机几乎全数卖给了中国。霍克三最高时速仅227公里，连日本的九六式轰炸机（时速350公里）都追不上。抗战初期，在霍克三还没有被日寇的高性能单翼战斗机完全摧毁之前几个月，是埋伏在云层中对日本轰炸机施以奇袭，以克难方式“保卫领空”的。换而言之，中国当时之军力根本就无法与侵华日寇匹敌。蒋介石当然知道，如果当时“顺应民意”，立刻运用“民气”与日寇决战，其下场形同自掘坟墓。

这表面上闪躲日寇锋芒，实际上是“鸭子划水”的忍辱备战，被中共与毛泽东大肆宣扬为“国民政府与日寇暗中勾结，出卖中华民族灵魂”，以致于民心，尤甚是一大票知识份子的民心，一面倒向中共，被骗进入陕北苏区的知青比比皆是，直接导致日后大陆之变色。中共“建国”以后，干脆就把抗战的成果整碗捧去，在它自编的历史教材中自吹自擂，说这抗日战争是中共打的，蒋介石是卖国贼，躲在重庆享福。还挑拨离间的造谣，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黄埔子弟兵）都躲在后方，把“非嫡系”部队都送到前方当炮灰。

事实上，一旦蒋介石发动全面抗战，他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所投入的部队也是不分什么嫡系不嫡系的。在1929年到1933年毕业于黄埔与南京中央军校的两万五千多位中、低阶军官，包括黄埔六期在内的所谓蒋介石“嫡系”军官，仅于抗战初期的短短五个多月里，也就是1937年年底以前，于七七事变后的各战役，包括淞沪战役与南京保卫战在内，就阵亡了超过一万名之多。有两位黄埔六期毕业后，留英归国的军事留学生，也列名在这抗战初期为国捐躯的烈士之中。

好在我们身处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传给后世的中国历史，将不会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任由“皇帝”指使“御用史吏”窜改事实，以掩天下人之耳目啦。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是谁在前方浴血奋战，而谁又是躲在陕北窑洞里扯后腿的，不是毛记政权说了算，事实更广泛记载于世界各国的历史教材中，想窜改都改不了的。

第一批十一位留英的军事留学生

我就从我最熟悉的第一批十一位留英的军事留学生讲起，因为我父亲是其中之一。这张我父亲遗留的照片，是这批留英的十一位留学生于入学后不久在校园内拍摄的，时间点可能是在1929年秋天，或是1930年春天。可惜的是其中（八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中）我仅能辨识自己的父亲，其他的十位还有待他们的后人来指认。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第一批四十位准军事留学生，经四个月的短期留学国语文训练后，于1929年5月，乘船开赴欧洲各留学国。本文所述的，大多是进入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的军事留学生，这是因为他们之中有好几位是我自幼就见过的叔伯辈，他们的姓名与生平，也是我耳熟能详的。

我手中现有之资料，已查出这十一位留学生之名单，兹简介于下。有一些“简介”是比较详尽的，那是因为这些将军是我父亲经常往来的老朋友，我的记忆与对他们的了解也比较深刻些。

林潞生

林潞生将军是福建泉州人，本在泉州中学任数学教师，于1928年投笔从戎，考入福州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该校四个月后迁至南京，被并入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六期，内设交通、铁路、有线、无线电等科别，林潞生是交通科的学生。

留学返国后，林将军被派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服务，历任炮兵科少校教官、队附、中校队长。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南京中央军校被迫西迁，林潞生带学生，经江西庐山撤退到湖北武昌，参与之后的武汉会战。1941年调任独立炮兵五十五团团长，经何应钦将军提名推荐，1943年初，林潞生又被调往贵州都匀，组建中央特种兵汽车驾驶和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教导团。1944年底，日寇妄想经由贵州北上，打进陪都重庆，林潞生带领战防炮教导团，会同在贵州省境内之其他部队，参与由孙元良将军统率指挥的独山与平塘战役，逐退进犯之日军第三与第十三两个精锐师团。

1945年4月，林潞生任陆军总部直属炮兵第五团少将团长，参与湘西会战与桂柳会战，此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这两个会战中没能讨到半点好处，四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

1946年6月，林潞生任国防部处长。1947年3月，台湾228事件发生后，他曾与留英同学陈廷缜将军，随同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到台湾参与对事件后的安抚工作。白将军之团队当年在台湾颁布“未经审判，不准执行死刑”之命令，救了不少被误捕的台胞。

国共内战时，林潞生于1949年4月，被派往福州任马江要塞司令。到任才两个月，福州就被中共攻占，林潞生在战斗中负重伤被俘，不数日其身份即被查出，遭共军在战俘营就地枪决。其死讯被已撤退至马祖列岛之国军单位证实。

林潞生将军在贵州都匀带领特种兵汽车驾驶和战防炮教导团时，与我父亲在贵州札佐主持的陆军演习场相距不远，两人是时相往来的知交。得知林将军死讯后，我父亲着实难过了好一阵子。

林潞生将军有胞弟林炎生，与国民党毫无渊源，抗战时期报国心切，随其兄在其军中单位任军需，抗战后即解甲归田，返家乡任中学会计。大陆变色后，迭遭中共清算斗争，文革中含冤而死。网路上林潞生与林炎生的名字常被误植，以为林潞生将军活到文革之时，实际上那是他的胞弟，也只茍活了多灾多难的十余年而已。

陈平阶

陈平阶将军是湖南长沙人，曾积官至少将。留学返国后，在黄埔军校担任队职官。对日抗战时，随校西迁至四川不久，就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将军与侍卫长俞济时将军选上，调到侍从室担任中校侍从武官。

1943年10月，蒋介石在林森逝世后，继任国府主席。同年11月，蒋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开罗会议，陈平阶中校是随行的十六人中国代表团之一，负责蒋主席之警卫工作，也是代表团中唯一的低阶军官。

1949年大陆陷共之际，他是国府驻英大使馆之少将副武官。1950年大陆陷共后，中英断交，陈平阶将军在撤馆后，没有回台湾报到，直接移民美国并终老于斯。

封成林

封成林是江苏江阴人，也是同期留英同学陈平阶之妹夫。在英国修习的专长是炮兵，返国后回中央陆军官校教导总队任职，当时在校尚未毕业的高年级生是十期学生。1937年淞沪战役时，教导总队调集十期学生，赋予排长等低阶军官职，由教导总队的教官们领导，直接“边打边学”地参与战斗。封成林担任教导总队组成的高炮第二团第二营中校营长，调到在上海浦东与日寇作殊死战的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将军﹞总部，担任空防。后随同张发奎部撤至南京。

同年12月，在南京保卫战中奋战不懈，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各高炮部队阵地指挥作战时，不幸身中流弹，由疾驰的摩托车上摔倒，当场伤重不治，算是这批留英军事留学生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

窦济华

窦济华是河北保定人（原籍甘肃天水），留学返国后回黄埔军校任教导总队教官。1937年淞沪战役时，领导学生参战。后随军校撤退至武昌。仅半年后就又随军校师生们参与大规模的武汉会战，窦济华被编入国军40师129旅，是旅部的中校军官，不幸于奋战中为国捐躯。

窦济华是第一批留英军事留学生的“班长”，才华洋溢，可惜很早就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他已入祀台北圆山国军忠烈祠。

陈廷缜

陈廷缜将军是贵州贵阳人，在桑赫斯特军校三年毕业后，其他十位华裔留学生皆以英国陆军少尉官阶，分不同兵科，到英军各野战部队实习一年。唯独陈廷缜一人因理工科成绩特优，被送进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攻读物理与机械学位。其他军事留学生都在1934年元月返抵国门，而陈廷缜是直到1938年拿到剑桥学位后，始返回战乱中的中国。

回国后，陈廷缜空负优异学养，在漫天烽火中并未能让他立即施展所长，被派赴广西桂林的一个兵工单位工作。桂林虽然是抗战时期比较安全的“大后方”，却也因日本轰炸机不时来狂轰滥炸，常常得要躲警报。陈廷缜当时仍是单身一人，有一次在山洞中躲警报时，结识也躲在洞中的陆素影女士，两人一见钟情，经数月之交往后，结为连理。

此时，陈廷缜已与分散各地的当年留英同学（包括我父亲谢肇齐在内）联络上，早期的留英军事留学生对陈廷缜的理工科之优异成绩都印象深刻，也都向高层反应该重用陈廷缜的科技专长。但这是兵荒马乱的时期，陈廷缜的优秀教育背景未能及时学以致用，最后被我父亲延揽到札佐陆军演习场（本文后段有札佐演习场的简介）任职。

陈廷缜到札佐演习场来就职后，有一天应邀到我家做客，他携眷（陆素影女士）前来，被我母亲余莉丽一眼认出，陆女士竟然是她在读青岛女中时的同班同学！这份惊喜，这份巧合，是我母亲几十年后还津津乐道的往事之一。

陈将军在札佐演习场取得上校团长的资历，抗战结束后，被调到国防部白崇禧将军办公室任高级参谋。1947年在台湾的228事变后，与留英同学林潞生将军随同白将军赴台湾调查事变之前因后果，调查报告是综合调查小组的意见后，由白将军亲笔撰写呈核，其中有下面这一段字句：“据本局于台变派往台湾视察之上校参谋陈廷缜报称，柯参谋长于228事变以前，对台省情况判断错误以致警备疏失，事变既起，警察全部瓦解，实为事变扩大之主要原因，但此实非柯之过失，对彼未宜苛责，盖台事文职过失多，而责重，军人仅听命行动而已，等语仅并注陈。”，于事变当年的4月17日呈交老总统（这里引用的是大溪档案解密后之原始资料）。

柯参谋长就是黄埔四期毕业的柯远芬将军，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有些与228事变有关之现代文献，对柯将军颇有责难，但他的“口述历史”对事变之来龙去脉也有他自己的说法，事变后下令“清乡”报复的是当时台湾省主席陈仪，柯将军只是曾经下令对持日本武士刀抢劫军火库的暴民开枪。这报告中‘盖台事文职过失多，而责重，军人仅听命行动而已’，大概就是为什么柯将军并未因此获罪，日后还被重用，担任越战时期中华民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一职，而陈仪则在他案被冠以“通敌罪”而遭枪决的主要原因。

这份调查报告呈交老总统后，经老总统垂询，开始对陈廷缜有印象，也得知他是军中不可多得的科技人材，乃调他进侍从室，并升任为少将武官，与侍从室另一位也有剑桥学位的军事留学生唐君铂将军一样，成为老总统身旁的少数科技幕僚之一。1947至1948年间，陈廷缜参与协调中国有史以来最早之核弹研发计划，曾经有以下呈给老总统之机密签呈留传后世。

“陈廷缜亲撰的机密档案写道：

一、查日人有西野者，系日本最负盛名之原子物理学家，东京理化研究院有西野研究室，东京及大阪帝大有西野原子分解器一部分尚系得之美国，于上年十一月初，始被麦帅沉入海内，当时西野叹称十年心血付诸流水云云。李主任所报日人西田未悉是否西野化名，免人注意，果系西野（或其弟子）似宜速即秘密罗致免为他国争取。

二、查提炼铀二三五（原子弹主要材料）之方法已知者共有五种，西野所用者为（一）使带电之U235及U238通过强大磁场而分离（二）利用扩散方法使U235与U238分离，皆为美人实验成功之方法。其第（一）法且系美国首先使用者，西野并有铀二二磅，故若能立予罗致，实可使吾国原子能之研究立入坦途。

三、查美国最初研究原子弹始于一二外国物理学家，继即成立一顾问委员会，由工兵军官三人与科学家数人主持之逐渐推进，我国似亦可先组一顾问委员会主持其事，暂隶兵工署办理，以保机密而专责成。（按铀之含量全地球甚富唯铀矿所在地则尚未十分明暸）”

这也是在大溪档案解密后，研究近代史的台湾学者才在档案中“发现”有这么一桩鲜为人知的往事。

1949年，陈廷缜被“外放”，到西北地区下部队，担任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司令官是抗日名将，曾获青天白日勋章的黄埔二期钟松将军），这是老总统锻炼亲信干部的一贯模式，“外放、下部队”是去接受战场的经验与磨练。但在兵败如山倒的年代，国府在西北地区的部队被彻底击溃，陈廷缜没能及时跟随司令部撤退去台湾，与所有老朋友都断了音讯。由于两家四口人的双重同学交情，陈廷缜夫妇一直是我父母亲在世时挂念的对象之一。

后来得知，陷共后陈廷缜夫妇回到家乡贵州以教书维生，虽然已离开军旅，还是少不了在中共的历次清算斗争中被贴上“牛鬼蛇神”的标签，整得死去活来。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父母亲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透过各种特殊关系，颇费周章的终于找到他俩还活着，住在陈廷缜家乡的贵阳养老。双方通了几封信也交换了一些照片，相互感叹“生于乱世之无奈，今生今世已无缘再见”。

2009年陈廷缜将军以104岁高龄，在贵州省贵阳市辞世。

胡光熹

胡光熹将军是湖南长沙人，他是投笔从戎的，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六期交通科毕业后，考取留英。因为他所学之专长，返国后似乎都是在国防部、陆军总部与联勤总部各单位，担任科技幕僚与主管职，我的记忆中完全没有他在部队中任过师、军长的印象。但在抗战时期，他也如众多其他的军事留学生一样，曾短暂地在贵州札佐的陆军演习场服务过，也在那儿拿到上校团长的资历。

到台湾后，他曾担任过相当重要的陆军兵工学校中将校长一职。兵工学校是研发武器的人才培育单位，也就是后来的中正理工学院之前身，为现今之中山科学院栽培了许多现代化的科技高手。

胡将军于七十年代中病逝台北。

胡献群

胡献群将军是江西南昌人，他也是投笔从戎的。从军前在武汉大学念过两年书，民国十七年才进入已迁至南京的黄埔军校，在交通科的短期班受完训后，被叙为黄埔六期毕业。留学返国后，与我父亲同时被有“中国装甲兵之父”美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的抗日名将徐庭瑶将军（与张治中、白崇禧、许崇智等为同期同学）延揽，进入机械化学校（日后改名为装甲兵学校）训练中国的第一批装甲部队，所以与我父亲一样，也成为装甲兵的创军“元老”之一。

1936年元月，那位当年亲自主持过第一批中国军事留学生在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毕业典礼的英皇乔治五世驾崩，继承王位的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加冕不到一年，就将皇位禅让给他弟弟乔治六世﹝现今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放逐自己到法国去做寓公﹝温莎公爵﹞了。乔治六世也就是奥斯卡金像奖名片“王者之声”（The King’s Speech）里的那位原本患严重口吃毛病的国王。1937年四月乔治六世的加冕大典，中国派出由孔祥熙领衔的特使团去伦敦祝贺，胡献群担任特使团的少校陆军武官。

抗日战争时，胡献群将军曾担任装甲兵的上校团长，1943年任中华民国驻北非观战团团长，观摩在美国巴顿将军与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指挥下，盟军在北非之战斗。抗战结束前一年，回到机械化学校任少将教育长。1947年5月，机械化学校改组为装甲兵学校，胡献群担任中将教育长。同年十月，升任校长。

迁台后，胡献群曾担任过陆军总部参谋长，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等要职。1966年病逝于台北。

李申之

李申之将军是湖南邵阳人，是黄埔岛上的六期炮兵科毕业生。留学归国后，就一直在高射炮部队任职，抗日战争时期快速升迁至滇黔防空区少将指挥官，统领九个团的高炮部队。从1943年直到抗战胜利，李申之还担任过国军驻印度远征军总部的副参谋长。胜利后进入联勤总部任物质处处长。

李申之将军在国军中任职时，思想可能已有点儿左倾，曾包庇过几个已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份子顺利脱逃，自以为对中共“有功”，所以1949年并未随国府赴台。中共政权成立后，据说李将军还被延揽为高级军事技术教官。岂料他于1951年某日在返湖南邵阳老家省亲之际，竟突遭当地中共乡级单位以“肃反”罪嫌逮捕，他百口莫辩，未经审判，居然被贪功的芝麻小党委草草就地枪决，“冤”死在老家亲戚眼前。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都还未被中共“平反”。

倪福欣

倪福欣将军是江苏南汇人，留学归国后，与胡献群及我父亲等，被徐庭瑶将军延揽，进入交辎学校（机械化学校前身）任职。顾名思义，当年交辎学校除了装甲兵之养成教育之外，也包含一般军车之维修与驾驶训练，倪福欣就是负责这一方面的人才培育。

抗战时期，倪福欣担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少将教育处长。运输统制局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与运输车辆的维修，以保障战略物资的补充，不致受中国沿海港口被日寇封锁之影响。

据我父母亲的回忆，倪福欣将军没有下过“野战部队”，为人十分低调，憨厚地、默默地守在自己的技术工作岗位直到退休。我年幼时，在台湾凤山家中见过来访的倪将军数次，记忆中他那时担任陆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来台后不久即退休。

倪福欣将军的外孙吴统雄博士，在台湾大学与世新大学资管系任教多年，是台北学界知名人士。

严伯俊

严伯俊是江苏泰兴人，留学归国后，曾在工兵学校任教职。我遍查抗日战史，就是查不到他的下落。由于从七七事变到南京沦陷的短短五个月时间，自黄埔六期到黄埔十期毕业的中、低阶军官就阵亡了百分之四十，严伯俊也很可能在早期阵亡将士之列。但愿他的后人见此文后，能提供一些他的事迹与大众分享。

谢肇齐

谢肇齐将军是我父亲，福建武平人，毕业于南洋爱国华侨义商陈嘉庚先生所创办之义学“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在校时，读过一本手抄本的“三民主义”，登时对孙文的革命事业十分向往。毕业后返回家乡，在武平中学教书，尽完两年师范义务后，于1926年，伙同在集美师范结识之同学林丰炳（福建长汀人），徒步到黄埔岛从军，两人皆编入六期骑兵科。国府迁台之初，驻守台北市郊的第十一师（卫戍师）师长，正是林丰炳将军。

我父亲留学返国后不到两个月，就被徐庭瑶将军延揽，进入机械化学校任职，担任该校首任学生与学员大队的大队长。所以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多次偶遇“老装甲兵”人，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创建中国装甲兵的元老之一耶！”。

抗战中期，我父亲与挚友龚愚将军奉何应钦将军命，开创了全国闻名的陆军扎佐演习场工程处（就是新兵训练中心，容后详述），任副处长并兼任机械化练习团团长，一年后升任处长。所以在1944年底奉命率演习场全体官兵打“独山战役”之前，他都是在训练单位服务的。

打完“独山战役”后不久，我父亲被何应钦将军调到他的办公室任外语参谋，两年后被国防部选送到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受训一年。至于在他受训完毕返国后所经历的三个兵荒马乱年头里所发生的事，是我在台湾成长时，经常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当作故事讲的，也是好几万字都写不完的，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到台湾初期，我父亲陆续在陆军步兵学校与黄埔军校担任教育长，1954年被派赴美国考察军事教育。返国后，在老总统已当面告知，即将赴台南接任第八军军长之际，又接到老总统第二道手令，改为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也就是黄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长。民国四十三年起进行的国军基础军事教育全盘西化，就是从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自27期开始，仿美国西点军校学制，将黄埔军校改成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的四年制时展开的。

也就是我父亲在黄埔军校校长之任内，老总统将长孙蒋孝文送进黄埔军校28期受训，但蒋孝文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借口鼻疾而退学了。其实蒋孝文不惯严格的军队生活是退学主因，他在校期间我父亲确实没有因为他的出身而特别通融，事实上，蒋家也从没有要求给予蒋孝文任何特殊待遇。但是蒋孝文退学后不到三个月，我父亲就被调离黄埔军校，去就任陆军总部战略计划委员闲职达两年之久。去职原因外间传言甚广，大都认为我父亲是因没照顾好蒋孝文而遭“整肃”，这传言就难免对两位蒋先生颇有微词。

自从台湾解严后，许多海内外报章杂志对这事件的报导，更是一面倒地同情我父亲，这对两位蒋先生难免失之公允。若是把幕后真实原因细说从头，这又将是一篇好几万字都写不完的故事，也超出本文之范围，还是以后慢慢再写吧。

蒋孝文退学近两年后，老总统启用我父亲参与筹备国防研究院（见后面的报导），事后也曾授予总统府参军职，在他身旁工作了一年多。

我父亲是1965年，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中将教育长任内自军中退休的，1992年才离台来美国依亲。1995年九月在旧金山辞世，享年九十有一。

较后期的留英军事留学生

以后的数批留英军校学生中，不乏日后颇有成就者；

余伯泉

余伯泉将军是生于广东台山的香港人，香港拔萃英文书院毕业后，自费进入桑赫斯特军校，为当年在校华裔中唯一的非黄埔毕业生。皇家军校毕业后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得法学硕士学位。返国后从军，叙同陆军官校八期毕业。

初返国时，余伯泉因为是香港长大的，英语十分流利，被延揽到军委会任翻译官。但是在军中任职，若是没有“下部队”从基层干起，是很难迁升的。所以余伯泉就与我父亲联系，到扎佐陆军演习场任职，一直升迁到上校团长与演习场副场长后才返回重庆军委会。

来台后，大约是在1953年中，为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老总统曾指派三位英语流利的将领连袂访美，目的是研究美国军官的一贯养成教育。这三位是国防大学教育长余伯泉少将，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黄占魁少将，与黄埔军校教育长谢肇齐少将（我父亲），他们都是英国皇家军校毕业生，日后也都在实行国军军教全盘西化时作出贡献。

余伯泉将军后来曾任首席副参谋总长，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等要职，是这批早期留英军事留学生唯一晋升上将的。

龚愚

龚愚（乐愚）将军是贵州务川人，为黄埔六期炮科毕业，是何应钦将军乡亲，曾创办抗战时期全中国最新式，也是规模最大的新兵训练中心，就是那远近驰名的陆军扎佐演习场工程处，并担任首任处长（师长衔）。来台后，曾任陆军步兵学校校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中将教育长，总统府参军等要职。

龚将军与我父亲不但是黄埔六期同学，入伍时也是同一个连队的邻兵，直到分科时才分开，龚将军是炮兵科，我父亲是骑兵科。两人又是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的前后期同学，在英国时两人就已是桥牌搭挡，数十年来交情之笃，往来之密切，有如亲兄弟。两人之桥艺亦不俗，当年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博士（曾国藩的外曾孙）就曾多次邀他俩“桥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也常陪伴他俩的好友胡宗南将军，以桥局排遣胡将军失意的岁月。在我父亲口中忠勇而仁厚的胡宗南将军，是我十分景仰的国军早期名将之一。

龚愚将军之夫人（我自小唤她为龚伯妈）周青兰女士，是贵州独山人，十分能干，迁台之初，军眷们都过着清苦的生活，身为将军夫人亦不例外。但龚伯妈自幼就耳濡目染，会腌渍“盐酸菜”，常自制盐酸菜待客，迭获佳评。所以亲朋好友都鼓励她设工厂大量生产，这就是民国四十年起，在台湾以“青兰家庭食品工业社”为公司所产制的罐头食品“独山盐酸菜”。价廉物美，风行全台，喜食川湘黔辣味的人争相购以佐餐。龚家就此赚了一笔钱，生活也较宽裕些。

龚将军夫妇更是我这辈子的救命恩人。话说从头，我三岁左右时，我的舅妈司静淳女士借住在我家一年多，她那时尚未生育，非常喜欢孩子，所以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是她成天抱着我，看护我。有一天舅妈发现咳嗽时痰中带血，延医诊治，证实是患当年死亡率非常高的肺结核。所以我小时后一度患肺结核，极可能是舅妈传染的。当然，我这不是在追究舅妈，因为传染病不是人所能控制的。舅妈后来在余耀飞舅舅从东北剿共战场回来后，双双迁回湖南长沙娘家，生了一个女孩，也就是我从未见过的表妹。大陆沦陷后不久，舅舅被中共在“肃反”时处死。因音讯隔绝，我们是三十多年后才得知恶耗的。由于舅舅是母亲唯一的亲弟弟，与她相依为命的长大，姐弟情深，当时已侨居旧金山的母亲伤心欲绝，花了不少广告费托表弟范陶正在湖南的各报纸登寻人广告达半年之久，始终没有找到我舅妈与表妹之下落。

扯出这些陈年旧事，无非是要讲述龚将军夫妇如何救我小命一条的故事。1950年我们刚由九龙难民营迁到台湾时，我已经被发现有明显的肺结核之病征，我的结核病是“非开放性”的，也就是说不会再传染给别人的，不需要隔离治疗，在家疗养即可。但我病况日益严重，一般肺结核药物在我身上之效果不彰，我身子十分虚弱，瘦骨嶙峋，只得休学。在群医束手，眼看小命不保之际，遇到一位在高雄二总医院服务，刚由美返国的军医苏言真博士（前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抗日空军名将司徒福将军之妹夫），他告诉我父母，二战后美国有位生化科学家，也就是后来因这一杰出成就而得到195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魏克斯曼博士（Selman A. Waksman），研制出一种名为琏霉素（streptomycin）的新药，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种抗生素特效药，对肺结核而言，绝对是药到病除。问题是这款新药非常昂贵，一付针剂约合两千元新台币。以当年的黄金价格计算，那是一两黄金的价格，更何况一个疗程需要打十二付针剂，不是我父母能负担的。

就在我父母亲一筹莫展之际，龚将军夫妇挺身而出，托在美国之友人，买了十二付琏霉素针剂，连同运费大概花了将近两万五千元新台币，折合当年约十二两黄金之价格，也相当于龚伯妈卖“独山盐酸菜”一年的收入，慷慨地送给我治病。可能因为我年纪小，仅施打到第五剂琏霉素时肺结核已痊愈，但我还是继续打到第六剂后才停。剩下来的六剂琏霉素捐给了医院里另一位不知名患结核病的孩子。龚将军夫妇的菩萨心肠，一次救了两个人，也是我一辈子铭感在心的。

因琏霉素对人类身体之毒性太强，严重者会导致失聪（幸好我没有遭此厄运），现在已全盘停用，只有偶尔施用在特例上，因为肺结核早已有其他的药物可治了。

想是机缘，也是巧合，龚愚将军有个外甥女，一位小时候被我们昵称为“五妹”的任旭江（龚将军胞妹龚慧之女，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觉五先生的第五个孩子），竟然成了我后来在成功大学电机系57级的同班同学，上一代的友谊也就这样子延续到今天。

龚将军在七十年代初期，病逝于台北。

唐君铂

唐君铂将军是广东中山人，是军校九期工兵科出身。桑赫斯特军校毕业后，亦如陈廷缜，因理工科成绩特优，进入剑桥大学深造，得机械硕士学位。全面抗战开始后始返国。先是应我父亲之邀请，在我父亲主持的扎佐演习场工程处任机械化练习团上校团长，后来因为具有丰富且先进的科学知识，被调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从此成为老总统最核心的科技幕僚之一，他的职位与官街常被用以掩饰他的实际工作，也就是为台湾发展核弹与飞弹等高科技武器。

1948年初，在国民党败相已显时，有一天老总统问他：“君铂，我们若是被迫离开南京，你看我们应该往那里走最安全。”唐君铂回道：“去台湾！”老总统再问：“为什么？”唐将军答道：“以二次大战时纳粹德国的强盛军力，尚无法越过狭窄的英伦海峡征服英国，以中共现有的军力，更是无法横渡较宽的台湾海峡。”老总统听得频频点头。“去台湾”从此成为国府决策。

唐将军一生之成就非凡，常被誉为台湾版的钱学森。他担任过总统府参军，陆军兵工署长，国防部参谋次长，军衔皆为中将。这些职位都不彰显他的实质工作，直到他名符其实的专任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院长。院长一职为上将衔，但是唐将军从未要求晋升，以免引发外界对中科院之注意力，其为人与行事之低调，可见一般。在台北任职的留英军事留学生偶有餐叙，唐将军都会出席，当他与老同学聊天时，绝口不提任何“公事”，可见唐将军工作之机密性。

1989年唐将军在台北辞世。

黄占魁

黄占魁将军是湖南湘潭人，军校八期交通科毕业，留学归国后，也曾在扎佐演习场工程处做过机械化练习团上校团长。后来曾担任过陆军运输司令，陆军参谋大学校长，国防部后勤参谋次长，联勤总部中将副总司令等要职。他也是与我父亲交往比较密切的朋友。

1984年黄将军在台北辞世。

唐铁成

唐铁成将军是湖南零陵人，返国后即进入机械化学校训练装甲部队，也是创建中国装甲兵的元老之一，日后也曾被我父亲延揽到札佐陆军演习场任机械化练习团上校团长。抗战中期，以少将军衔，任装甲兵印度蓝迦亩训练营副主任，我父亲随同徐庭瑶将军于1943年飞印度视察蓝迦亩基地时还见过他。唐将军不幸于1944年罹病客死异乡，其在印度之墓园至今仍保持完整。

其他的同时期留欧军事留学生

同一时期留欧的还有留意大利的郑为元，留法的蔡庆华、郭彦、廖耀湘、蔡仁清，留英的皮宗敢，留奥地利的柴钊等。蔡庆华将军与郭彦将军都是在返国后进入机械化学校任职，也都是创建中国装甲兵的元老。其中郑为元将军与廖耀湘将军是我在此要特别介绍的。

郑为元

郑为元将军是安徽合肥人，中央陆军官校八期步兵科毕业，是国军中少数留学意大利军校的军事留学生。留学归国后，在步兵学校与中央训练团等单位工作，没有下部队带兵。虽然仍是为国效力，但是没有当带兵官的资历，在军中的传统上，迁升较不易，但是郑将军在训练单位的声誉卓著。所以大约是在1944年初，我父亲邀请郑将军到扎佐演习场工程处给学兵们讲习，旁听之下，认为郑将军学养俱优，乃力邀他到扎佐演习场任职。郑将军欣然同意，我父亲委以步兵第二团上校团长之职位，于当年七月到任，这就使他有了下部队带兵的资历。

1944年底，郑将军就职不久，独山战役爆发，孙元良将军奉令率二十九军迎战，但是二十九军正在整编中，不是一个完整的部队，所以在扎佐演习场训练中的数千新兵，就拨归孙元良将军直接指挥，成为战役中之劲旅，会同友军九十八军，在绵延数月之战役中，击溃日军两个精锐师团，保住了陪都重庆。郑将军正是二十九军中的一位团长，参与血战。

郑将军日后在台湾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包括陆战队司令，军团司令，联勤总司令（升上将），副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等职。但是无论他的地位多高，都与我父亲一直保持友谊，每逢过年时，还亲自拎着礼盒到我家造访他的老长官，他的念旧，颇令我父亲感动。忆及父亲1965年从军职退休后，直到1992年移居美国为止的二十七年间，郑将军对他的照应从未间断，也常在闲聊中敦促我父亲把他在扎佐演习场以及任陆军官校校长时，对国军训练现代化所作的努力，以回忆录方式写下来，交付军史馆存档。退休后的父亲无权无势，郑将军当然不是来巴结他或是有所求而来的，这份友情，也正反应出郑将军为人之极端忠厚，对朋友之有情有义，显非常人所能及。

1989年郑将军在李登辉继总统位后，卸下国防部长职，离职时，李登辉为巴结军方将领，打破了国军建军以来之传统，凡曾任国防部长一职的将军，每位皆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一座。可是政府有明文规定，青天白日勋章仅颁授给战场上立过特殊功勋者，不是随便乱颁的。郑将军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得青天白日勋章，所以从不展示外人，穿军常服时胸前亦不配青天白日勋表，以示对真正战场英豪的尊崇。真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军人典范！

1993年，郑为元将军病逝于台北。

廖耀湘

廖耀湘将军是湖南邵阳人，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与我父亲是同科同一个连队的好友。廖将军与蔡庆华、郭彦、同时去法国圣西尔军校（Saint-Cyr Academy）留学，成绩特优，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的，是名副其实的“华人之光”。返国后廖将军被中央军校留任队职官，一直到抗战开打时，还随同军校师生编组成的“教导总队”参加了淞沪战役与南京保卫战。激战中，他坚持不接受战地指挥官唐生智的撤退令，在唐生智仓皇弃职出逃后，仍继续作战，直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廖将军携械躲藏在一间寺庙中，意欲与前来搜查之日本兵同归于尽，后因不忍牵连收容他的寺僧而作罢，十余天后才脱险渡江归建。

抗战中期，廖耀湘将军在昆仑关战役毙日寇六千，积功升任青年军新22师少将师长，率军远征缅北，击溃日军精锐之十八师团，歼敌一万两千人，其中伤亡者有部分是日军在台征召的台湾兵。新22师后来扩充为新六军，与孙立人将军带领之新一军并肩作战，同为抗战后期之长胜军。

国共内战时期，新六军与新三军合并为九兵团，廖耀湘将军任中将兵团司令，是黄埔六期升迁最快之带兵官。可惜在东北的激战中，因潜伏于国防部的两名共谍，作战次长刘斐与主管军队调度的第三厅厅长郭汝槐之刻意策划搞鬼，诱使九兵团陷入人员优势之共军重重包围，廖将军兵败被俘。

1961年，中共故示“德政”，将关在功德林战俘营的国军高阶战俘释放，廖将军是其中之一。但是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任由红卫兵肆意欺辱这些前战俘。廖耀湘将军于1968年的一场红卫兵批斗会中，遭凌虐至死。一代抗日名将，下场可谓凄惨。

留英军事留学生巧与张学良同船返国

张学良曾于1933年，以几个月的时间去欧洲考察军事。周游各国后，于当年的12月15日，在访问行程最后一站的意大利登上邮轮“昆特帕尔特号”启程返国。乘坐同一艘邮轮返国的，有十位从英国启程的中国的青年军官，我父亲谢肇齐就是那十位中国青年军官之一。他们是老总统于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后不到半年，在刚毕业不满一年的黄埔六期五千多毕业生中，所考选出的四十位第一批军事留学生，其中进入英国皇家军校学习的十一位，但此次回国的留学生只有十位，因为有一位理科成绩特优的留学生陈廷缜，被转去剑桥大学继续攻读物理与机械学位（见前段有关陈廷缜之部分）。

当这群留英中国青年军官得知是与少帅同船返国时，都十分兴奋。他们也都知道，1928年少帅在东北易帜，是促成北伐成功，中国得以迅速统一的重要因素。少帅只比这批青年军官年长五、六岁而已，在被告知他们是第一批学成返国的国军菁英后，立即热忱地款待他们。性格豪爽的少帅，很快就与这群青年军官们打成一片。在1934年元月八日船抵上海之前，少帅经常请他们同桌用餐，餐后饮酒聊天，直到深夜。

我父亲对少帅的印象，即使在一甲子后仍然十分鲜明。少帅对在中国东北肆虐，又还谋杀他父亲张作霖的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时常在讲到激昂处，声泪俱下，令人动容。少帅在1936年12月12日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肇因也就是坠入了共产党精心设置的骗局，误以为他的把兄蒋委员长没有抗日的决心，想要劫持并逼他停止剿共，转而立即联共对日宣战。

老毛在1936年10月流窜到陕北，投奔早已极端同情共产党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这杨虎城个性耿直，是最容易被老毛骗得团团转的那种老粗，帮会出身的他，其周遭的亲信早已被共党份子渗透，连他的老婆谢葆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老毛好不容易逃到陕北喘了口气，眼看国民党的军队已逼近延安，他心知肚明，想要活命只有用骗的，所以才冠冕堂皇的说什么要联合国民党的军队一齐抗日。胸无城府，一心想要杀鬼子报父仇的少帅，很容易地就上了当。

“西安事变”的经过，坊间的报导已是多得让人看得眼花撩乱，我也就不必在此多浪费笔墨。重要的是，在当少帅看过他把兄的日记后，才知道蒋委员长不但有抗日的决心，而且积极地在“鸭子划水”，不动声色的悄悄厚植抗日军力。老总统在北伐成功后，立即选送军事留学生去欧洲学习，就是其中一例。

“西安事变”后，少帅虽遭长期幽禁，但实际上并未遭虐待或迫害，老总统派出精锐的卫队来“看守他”，一方面是不让他还有接触中共的机会，以免再遭欺骗。另一方面也是在兵荒马乱之中，保护少帅的人身安全。

到台湾以后，少帅在岛内的行动与友朋之交往，其实是享有相当程度自由的，只是不许他出国而已，以免又遭中共蛊惑，像李宗仁一样被骗回大陆当统战工具。当然平日还是有卫队如影随形地“保护”他，据我所知，老总统夫妇不但常与少帅同在士林“凯歌堂”做主日崇拜，有时也会邀请少帅夫妇在礼拜完毕后到士林官邸聊天，甚至还常一道共进晚餐。蒋经国更不时专程探访遭“幽禁”的少帅夫妇，体贴的嘘寒问暖，这算是那门子的“幽禁”！

李登辉把少帅夫妇从“幽禁”中“解放”到美国夏威夷后，他的行动已完全没有限制。为什么一向把少帅捧为“民族英雄”、“救命恩人”的中共，不知花费了多少心力，就是没法说服少帅“荣归故里”呢？

我想他心里有数，都是由于他的受骗，让国民政府错失消灭老毛的良机，让中共坐大，让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已被彻底唾弃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横行至今，让中华五千年固有文化蒙尘，让中华民族历经史上最大的浩劫，让数亿炎黄子孙遭毛政权残害！是的，少帅知道，他要真是回中国去接受中共英雄式地欢迎，他将会在中华民族史上永留臭名的！

一个历史事件固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近代史文件都白纸黑字地交待得清清楚楚，由不得任何人肆意造假。擅于颠倒黑白的中国共产党，终将淹没在优良中华传统的历史长河中！

群英会集于贵州札佐陆军演习场

军事留学生们在抗战时期，对苦难中培育他们的国民政府最大之回馈，应该是他们集体在扎佐陆军演习场的贡献了。

话说抗战中期，大约是民国二十九年中，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有鉴于各战场上之中国士兵，绝大部分是由农家征召来的，不仅是素质相当落后，毫无实战经验，武器装备也比日军差太多，乃接受第二期留英军事留学生龚愚将军（我父亲在黄埔及桑赫斯特军校的同学）之建议，在贵州扎佐成立了一个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兵训练基地，名为“军政部扎佐陆军演习场工程处”。我父亲应邀担任龚愚将军之副手（工程处副处长兼机械化练习团团长），一年后，龚将军被何应钦将军调升至军政部任要职，我父亲则继任扎佐演习场工程处处长并晋升少将。演习场前后办了四年多，我父亲是第二任、最后一任、也是任期最久（逾三年）的演习场工程处处长。

扎佐演习场地跨今贵州省修文、白云、息烽三县，西起修文县城，东经阳明洞、马家桥至扎佐。北起息烽县城和九庄，南达白云区麦架。抗战时期，这札佐陆军演习场是全中国唯一的军政部直属新兵训练单位，是替全体陆军操练新兵的地方，有别于当时的军中传统，任由各战斗单位自行招兵（或拉伕）练兵。举例而言，孙立人将军就在离札佐不及百里外，训练他自己统率之税警总团，练出来的士兵是孙将军“自用”的。

这“军政部札佐陆军演习场”汇集了相当多的归国军事留学生来共襄盛举，是抗战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新兵训练单位。在编制上，演习场工程处是等同一个加强的师级单位，属下部队包括步兵试验团、普通步兵团、机械化（工兵、装甲兵）练习团等三个团，再加上工程处直属的山炮连、民工连、通信连等。工程处并仿照师的编制，设有设计(参谋)、工程、总务、经理、会计、文书各科及军械库、医务室、特别党部、模型工场和农场等单位。

龚将军与我父亲当时网罗了很多曾在国外留过学的军官到扎佐演习场来共襄盛举。我的初估，有超过四十位从各国学成返国的军事留学生，都曾在演习场短期或长期地服务过。这群归国留学生在出国前都是刚刚才毕业于黄埔军校，全是少尉官阶，在部队基层担任排长或在军校任低阶队职官。四年留学归国后，都被统一授予少校官阶，在部队担任连长或在各军事学校担任教官。但是在各单位服务的归国留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之困扰，因为他们新引进之部队治军理念，与中国军方传统是有一段距离的，让他们每有“掣肘”之感。演习场成立后，不仅让他们有一个展现在外国所学之机会，也得到同是留学归国的长官（龚愚将军与我父亲）之充分授权，用“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差可形容他们得心应手地一展所学之快意。

在演习场服务的军事留学生们几乎都是在服务扎佐演习场时拿到上校团长资历的，其中有数位曾任团长者，日后在军中担任过要职，如余伯泉上将（留英，曾任副参谋总长执行官），唐君铂将军（留英，有剑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曾任中山科学院院长，堪称台湾导弹及核弹研究发展之父），郑为元上将（留意大利，日后曾任国军之总司令、副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等要职），胡炘将军（曾任老总统之侍卫长及装甲部队司令等职），刘廉一将军（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国防部次长），黄占魁将军（留英，陆参大校长，国防部次长）等。

演习场以西式训练法练兵，也第一次引进以活动靶来训练射击，加强士兵实战演习，工兵练习搭桥渡河，装甲兵操演在各不同地形应用之战术，教导新兵使用与维修各式轻重火器等。我父亲还亲自撰写了数本轻重机枪之使用与维修手册，这些手册直到民国四十年代初期，还广泛在国军中使用。蒋委员长，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以及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等，均曾亲临扎佐演习场参观，赞誉有嘉。并着令全国各战区选送士兵参训，结业后，立即回原所属单位，投入各抗日战场，成为“种子教官”，大幅提升了当时国军之战力，颇得各战区司令长官们的好评。抗战后期，国军愈战愈勇，以前自夸“三个月亡华”的日寇，打了将近三乘三年的仗，还征服不了小日本口中的“支那”，同时也“发现”中国军队似乎愈来愈难缠。其实，中国军队的训练愈来愈精良也是不可否认的。

抗战末期，民国三十三年中，日寇已是强弩之末，为打开僵持不下的中国战区战局，日军突然集中两个精锐师团，孤注一掷，由广西北上，妄图经由因依靠山险而无重兵防守的贵州，直扑陪都重庆。起初日军一路势如破竹，战况十分紧急，蒋委员长召令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来节制黔、桂、湘三省战事，除急调正在四川整编之孙元良部至黔南，并着令我父亲率领他属下的一师新兵（其中第一团团长为刘廉一将军，第二团团长为郑为元将军），分别与九十八军及二十九军部合并（我父亲任九十八军副军长），参与独山战役，这批训练精良的部队会同友军，勇猛的与战场经验丰富且装备大占优势的日军缠斗，独山数度沦陷后又数度被光复，几被夷为平地。战役历时数月，最后国军终于彻底击溃欲北上进犯重庆之日军师团，解除了陪都危机。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将军亦因独山保卫战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被征调参与独山战役时，扎佐陆军演习场就算是正式撤销，一段早期国军荜路蓝缕的现代化过程，就此走入历史。

军事留学生们参与筹组的国防研究院

随国民政府迁到台湾的军事留学生们，他们最大的贡献，除了唐君铂将军领导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为中华民国的国防武器研发有极大之功劳外，有一部分军事留学生也参与了国防研究院之筹备工作，为1960年以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扎实的基础。

经过那迁台后的前十年之动乱年代后，老总统为实践他自己的口号“建设台湾，使之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于1959年初，下令在阳明山成立“国防研究院筹备小组”，集党、政、军之菁英筹建国防研究院，以之为国家建设的最高人才培育机构。筹备委员大概有四、五十位之众，囊括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与台湾省政府各官员在内之政要。以“党”与“军”配合“政”，为国家规划未来。在众多的筹备委员中，军方委员包括三位留英的军事留学生，龚愚将军、唐君铂将军、加上我父亲。而我父亲更是其中常驻阳明山的十二位筹备委员之一。

听起来国防研究院像是一个军事机构，但实质上是集政坛菁英份子于一堂，以研讨“国家经济建设”为目的，文职学员甚至多于军职学员，这也是日后台湾军、文交流的起点，逐渐将一些高阶军官融入民间政坛。

在一年的筹备期满后，国防研究院在阳明山成立，由老总统亲自遴选第一期的受训学员，一些后来在台湾政坛上与经济建设时期举足轻重之领导人物，包括当时的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孙运璿（日后的行政院长）与省府民政厅长连震东（日后的内政部长）在内，都成为国防研究院第一期的学员，全体住在阳明山上的实践学社宿舍里受训近一整年。事实上，非军方的前几期国防研究院受训学员，几乎全都是台湾在“经济起飞”年代的政坛主导人物。

由国防研究院的最后一期（十二期）受训名单看来，国民党那时早已在积极培养它领导阶层的新生代，因为连战与徐立德等都赫然在列。但是自前几期以后，原先的一年受训期间也缩短为三个月了。

我父亲是代表军方的第一期受训学员之一，胡宗南将军也在其中。据我所知，胡将军原订是在国防研究院毕业后，接掌陆军总兵符，担任陆军总司令的。由于胡将军是军方有名的“鹰派”，之前曾化名“秦东昌”，亲自主导了数十次秘密的“反共救国军”在大陆沿海的骚扰性攻击。所以若是任命胡宗南将军为陆军总司令，当年颇具影响力的驻华美军顾问团认为胡将军会引发美、中大战，所以在美方强力介入反对这项人事安排下，胡将军只得回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之闲职，不数年即郁郁以终。

在我父亲受训的国防研究院第一期，我知道学员们除学科之外，还必须学会在每日清晨起床后打“太极拳”健身。这也养成他从此以后每天都至少打一趟太极拳的习惯。第一期毕业的学员们在往后的三十多年中，每年都会相聚联谊至少一次，孙运璿先生是他们之中位阶最高的，宴会也常由他私人作东（从未动用公款）。几十年后，全国各阶层人士不分党派，对他的廉能，与他对台湾的无私奉献，都还是一片赞扬之声。

曾在国防研究院受过训的学员，虽然现在多已去世，或已全部远离政坛（所有各期学员中，1936年出生的连战，算是年纪最轻的一位），但是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对台湾日后政经发展有极大贡献，在中华民国历史中是该记上一笔的。

后记

我父亲与他那一辈的一群军事留学生，默默地在自己岗位上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只有很少量报导他们的文字流传于世，希望这篇文章能将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个纪录，以慰我这些叔伯们的在天之灵。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世代已经走入历史，我自己这一代的“保钓愤青”也逐渐凋零，可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随朝代与政权的更替而完全消失，十三亿人口仍然在极权统治下，“改革开放”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该如何引导华夏子民平安渡过这二十一世纪，还有赖分治于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之睿智。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是炎黄子孙在世界历史舞台中，让中华民族再度扬眉吐气的一代！

【谢行昌，2014年4月完稿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