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族的故事

民国时期，我们家族是当地有名的诗书耕读之家，我外公兄弟三人聪明能干，家境优越，出门都是骑马，坐轿。30年代大外公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在校成绩优秀很出名，被当时我们省的省长指名要他去当秘书，但1935年突然吐血而死。小外公是个书生，整天关在家里请人上门来教他学习，早年家里的墙壁挂满了他习练的毛笔字。

我的外公是个小地方官，是当地有名的清官。一次当地有家婆媳吵架，儿媳妇激怒了婆婆，婆婆一气之下寻死上吊了。儿媳妇吓坏了，怕婆家来要她赔命，连夜赶到我外公家，哭哭啼啼求我外公保她的性命，帮她断案。我外公问她要钱还是保命，想保命就的把钱赔给婆家。那个儿媳妇说家里还有老老小小几口人，没个人照看不行，一再要求保住她的命。她走前悄悄的放下一堆钱在外婆的枕头下，外公发现一堆钱后骑马追去还给了她。并一再宽慰说明天就来解决问题，不必惊慌。第二天，那婆家来了上百人闹事，要这家儿媳妇赔命。我外公带着两个团丁兵去了，一去就把这家儿媳妇捆起来绑在大树下，然后请出婆家当家的人商量怎么处置这儿媳。商量好后征求所有婆家人的意见：今天是要这儿媳赔命，还是把她的家产拿出来安葬老人和安抚民心。婆婆娘家人议论一阵后，见人死不能复活，决定把妇女的家产拿出大半来安葬老人和安抚民心。那几天，附近的人可以来免费吃饭。这样妇女保住了她的性命，她婆家人也满意而归。

1947年外公家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一栋二层的木制吊脚楼，家当已经所剩无几，所以1949后家里并不显富，但还是被划为富农。

1950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一天之内，我们地方上就杀掉了好几百人。我外公没法活命，只得出走外逃，被中共恶党的人用枪追击，我外公不得已拔枪还击时被中共恶党的人打死。外公去世后家里定成反革命家庭，家里金银、钱财被迫上交，土地和林木没收。文革中红卫兵无数次来炒家，翻箱倒柜，看到一点值钱的就抢走。经常几个成年的红卫兵带一群小学生、中学生到家里来炒家，每个角落查遍，翻个底朝天，连碎布篓子也不放过，看到不顺眼的就砸个稀烂。外公留下一屋子的线装古书，文革时被烧毁，烧了好几天才烧完。

中共恶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小外公18年的监狱，他妻子携女儿改嫁，儿子二十多岁病亡。小外公离开家时年轻力壮，监禁18年后回来时已经白发苍苍，家里人去楼空，一无所有，花甲之年在孤独中无病仙逝。

外公的堂兄毕业于黄埔军校，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49年退守广西，因手下的警卫被中共的地下党收买而被俘，也被关押监狱18年。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像我外公这样的这些地方自治的小领袖，在“镇反”和“土改”中，被中共杀光了。中共在土改和镇反中抢劫大量钱财，残酷镇压和震慑百姓。

我外婆娘家也是富裕人家，外婆是位贤妻良母，有双刺绣的巧手，能绣得一手好花。她绣的荷花肚兜兜，花朵和鱼儿栩栩如生，我一直都爱不释手。她裹着小脚只干家里的细活，不干外边的粗活。五六十年代，政府命令我外婆这些裹着小脚的妇女跳“革命舞”，她们走路蹒跚，哪能跳舞？纯粹是为了整治人。恶党还命令裹着小脚的妇女每人挑80来斤粮谷送到十里外的粮站，不准别人代替，我外婆走十里路都艰难，哪能挑重担走十里路，我妈帮我外婆挑着担送出很远，怕他人诬告我外婆逃工，就不敢往前送。我妈站在路头看着我外婆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肩挑不动用两手端着扁担，蹒跚着一步步挪动去送粮谷。外婆受尽欺凌和迫害，带着儿女守寡四十多年，终年九十五岁。

我爷爷年轻时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跟随国民党当兵打仗。他常跟我们讲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个傍晚爷爷出门方便。他出到围墙外见一妇人在地上哭，就上前问其为何哭？那妇人说，她卖了一头猪，买猪的人给了她一个假光洋，而她家里没吃没喝，一家人等她的卖猪钱买米下锅呢，说完又大哭起来。爷爷见她可怜，就把自己的真光洋换给了她。等妇女拜谢走远后，爷爷才去小树林方便。这时从对面飞过来一颗子弹，恰好打在爷爷上衣口袋里的这个假光洋钱上，子弹被这块假光洋挡了，救了我爷爷一命。说起来像杜撰的，但这是爷爷在家里亲口讲给我们听的，爷爷不是爱说大话的人。

爷爷的善德，让他大难不死。在大陆，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人被中共定为反革命份子。为逃命生存，爷爷49年之后隐名埋姓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里“安家”。因为他没有家产和“国民党兵”身份而被划为了贫农，由此逃过中共的杀戮。爷爷好行善，总无偿给人“刮痧”，“爆灯火”治病，从来不愿收人钱物。附近谁病了深夜送来，他也毫无怨言。记得，一次有五个要饭的老头老太被爷爷留住在家。第二天一早，五个要饭的老人拿着爷爷的碗、杯、舀水瓢、锅一字排开，在门口刷牙漱口，我们一群小孩看着他们的举动觉得非常好玩，童年的那一幕令我记忆犹新。

我父亲本来善良，乐善好施，好交朋友。1966年，文革的邪风刮遍全国，这千年的江南小镇也未能幸免。父亲在爷爷的管教下虽没敢入党，但在中共的教育下，却成为无神论。父亲的同学都是红卫兵，他被同学拽着整天跟着出去造反，耳濡目染学坏了。他说：他们上高中，不学习，每班轮流批斗老师，各班出邪招整治老师，有把老师站立活埋的，等其气息奄奄再挖出来批斗；有把老师吊起来戏弄和殴打再批斗的。他们似乎被邪魔控制，唯恐不能尽邪恶之极。

我母亲从来不许家里贴中共毛周那些“领袖”们的画像，她从骨子里烦他们。

我舅舅腿有残疾，年少家境好时，每天坐轿出门，中学后请老师上门教授他医术。舅舅现在虽是八旬老翁，但已是名懂医道的老中医。文革中他和我外婆天天在大会上挨批斗，跪拜、写认罪和悔改书，没少遭罪。他常哀叹：弥勒佛说下世怎么还不来呢？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读了，说确实好。

（待续， 责任编辑：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