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辛灏年】今天，我将就孙中山和共产党的真实关系，作一个较为详细的叙述。主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四大关系：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即已经逝去的孙中山和眼下还没有死掉的共产党的关系。

一、思想关系：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共产党要马克思主义

【辛灏年】众所周知，孙中山有一个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就是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要的“革命建国”的思想理论，却是马列主义。显然，这个事实，不需要证明，因为，它已经人尽皆知，所谓铁的事实。但是，为了监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孰是孰非，谁为进步、谁为倒退，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他们各自的基本思想作一个极简单的比较。

我个人认为，在孙中山数十万字阐述三民主义理论的著述中，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过最简单明了之概括的，就是他在1923年11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史”，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作过一个简要概括和介绍。我主办的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杂志》第18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曾将它的题目改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史”，其意，就是要与中国的共产革命划清界限，以示泾清渭浊。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族主义的。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生活在、又革命在晚清时代的孙中山，如此地提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晚清时代的中国，外有东西方列强──既包括民主列强、又包括专制列强的欺凌；内有满清一族的专制统治和满清贵族对汉民族的歧视和欺辱。辛亥元勋李福林将军就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过：“……享有特权、不把汉族平等相待的满州人，自从入关以来，为了镇压汉族，就分兵驻扎在各重要省会，谓之八旗驻防营。驻防之区，我们汉族同胞称之为‘旗下街’，有的说是旗营。……民国元年以前在旗下街被劫财劫色，是一件无法无天不敢通过的事情……（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4页）。所以，他才认为，“辛亥革命的确成功了五族共和──国内种族平等。生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不会惹起多大注意，因为这已经是过去的问题了。人们总有一种不良的习惯：过去了，便遗忘！”（李福林革命史料，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3页）今天，有所谓民运人士在狠批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其论点之一，就是“孙文提出民族主义毫无必要”，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民族的问题”。不知他们是“过去了，便无知”，还是为了“助台独，装无知”了。

所以，彼时的孙中山，才要坚持继承中华先人所留下的好江山和好文化，吸收世界之好文明，对外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地位，对内求各民族平等相待。而对于那个不知道杀了多少革命党的满清的遗民，也绝不还以报复。这该是何等高尚的民族情怀！难怪被中共禁演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就称赞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是历史上少有的革命”！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既不镇压反革命，又不残杀地主富农资本家，更不会发动各种运动来迫害新旧知识份子们……

如此，我想问一句：以满清作历史的背景，不论是对内或对外，孙中山提出这样的民族主义到底是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

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又是这样地论述他的民权主义的。他说：余之从事革命，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其理由有三。……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满洲之入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痛，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惑感者，犹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首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端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

孙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有帝王不平等，二因满族专制统治不平等，三是历史上的造反者都想当皇帝制造不平等，所以，“中国非民主不可”。如此，孙先生才会总结说：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在这里，孙先生已经指明，他的民权主义“第一就是民主”。第二是民主专制必不可行，也就是“民主专制不并行”。早就预言毛泽东后来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假民主真专制”而已。第三是必须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现在有一些人士，日日叫喊西方民主宪政，天天哀求共产党实行民主宪政，却又时常要骂一骂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到底是你们错了呢？还是孙中山先生错了呢？

在这篇文章里，孙先生又是怎样地叙述了他所要提倡的民生主义的呢？孙先生说：……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为尤烈。……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将一举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也。

显然，民生两字，人皆能懂。民生主义，一目了然。而孙先生“一以民生为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心”的民生史观，又是十分的正确。特别是孙先生不仅强烈地表示过反对贫富对立，而且也一再地表白过“余之民生主义，绝不是均贫富之主义也”！而他之所以要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并一炉而治之”，就是因为，虽然近代欧洲民族独立已经蔚成风气，民权问题已经近乎解决，却由于机器发明、生产日盛、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从而造成“经济革命”之焰，“较之政治革命为犹烈”，这才使孙先生感觉到，只要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则煽动穷人造反的经济革命、即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就会像洪水猛兽，吞灭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成果，直至复辟专制而后止。所以，孙先生在他的时代，就要戮力提倡民生，这就远远地超过了一般地倡言民生的意义。他是为堵塞洪水猛兽的共产革命而来。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　黄花岗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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