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我父母在干校之2（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
（接上55）
每听到一件自杀的事，我就多一层紧迫感，尽心减轻父亲精神和身体的压力，要他感到自己被爱，生活中有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斗争他的会上——现在已变得非暴力了，因为干校的人已没有那么多精力了——我总坐在他能看见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会一结束，我们就一起去散步，我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让他忘却丑恶的斗争会。我让他坐下来给他按摩头、脖子、肩膀，他则背诵古诗给我听。白天我和他一起劳动，依然是干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有时我帮他挑担子，担子有一百多斤重，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尽管在沉重的负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呆了三个多月。干校当局准许我在食堂里吃饭，在一间有五个女人的屋子里分给了我一张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说话不可时，也只是几个字。大多数干校的人见到我都露出“横眉冷对”的敌意，我也报以如入无人之境的样子。但是这里也有好心人，或者说是有勇气表现他们好心的人。
其中有个叫“永”，二十几岁，有张善良细腻的脸，两只大耳朵。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文革快开始时，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在干校他是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尽管他得服从命令，把最重活分给我父亲，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减轻我父亲的农活。有一次，我跟他简短对话时，说我带来的炉子没有煤油烧，没法为父亲弄熟带来的食物。
几天后，永绷着张毫无表情的脸，做出闲荡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到有件金属制品塞到手上：是一个铁丝做成的炉子，高八寸，直径四寸，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烧卷成小团的旧报纸。报纸现在可以烧掉了，毛泽东的像已从上面消失了。毛泽东自己不要报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已经达到了，继续登只会适得其反。我在这个烧废纸的炉子上所烧的菜胜过干校伙食千倍万倍。当诱人的香气从小锅里冒出来时，我注意到父亲同室的七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做吞咽动作。我很遗憾不能给永一点，被同事听到风声，我们大家都要倒楣。
多亏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干校看望父亲。也是永先生允许我父亲在下雨时歇工，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别的人不干活，父亲却像母亲一样得劳动。下雨天雨一停，父亲和我就到松林里去采蘑菇，打野豆子。回到营地，我把这些收获和一个鸭罐头或别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肴。
晚饭后，我们常溜达到我最喜欢的“动物园”去。十多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敞开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动物在晒太阳。石头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体靠上去，我们就坐在石头上凝视远方。不远处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树，外面是安宁河，再往远处就是无边远际的山岭了。木棉树猩红色的花样子像玉兰，但是大得多，直接从赤裸裸的、无叶的、笔直的枝桠上冒出来。我在干校的那几个月里，眼看着这些硕大的花开放，大团大团的红花浮在乌黑的枝条上。花谢了就结出拳头大小的果实，爆开后吐出丝般的绒毛，随着温暖的山风满山遍野地飘，像在飘雪花。
一天，当我们正在“动物园”里休息时，一个农民路过，吓了我一跳。他像个侏儒，又怪模怪样。父亲告诉我这地方与世隔绝，近亲结婚十分普遍。然后他叹息着说：“这个山区里边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来这里当个公社社长，或者生产大队长，做些实际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么就当个普通农民。我当官是当够了。要是全家搬到这里来，过农民的单纯生活多好啊！”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精力充沛、能干的人渴望有个发挥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点像历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后对世外桃源充满梦想。我还能体谅得到父亲的另一层苦衷：一旦成了共产党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干，田园生活于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梦了。
我去看了父亲三次，每次都呆上几个月。我们几个孩子轮流去，所以父亲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温暖。他经常自豪地说：他是干校人人羡慕的对象，别的人中罕有不间断地有孩子陪伴的，连来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无数个家庭亲情淡薄。
我家却变得更亲密了。小时候常挨父亲打的小黑现在更爱父亲了。他第一次去干校时，当权者对父亲总有孩子来陪很不舒服，于是不分给小黑住处。他只得和父亲合睡一张单人床。为了让父亲睡好一点——睡眠对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从来不让自己熟睡，担心会伸腿伸手碰醒了父亲。
父亲则自责过去对小黑太严厉。他常摸着小黑的头，歉然地说：“简直不可想像我过去那样打你，对你委实太粗暴了。”他又说：“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往事，过去对你们太厉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让我变了个人。”
干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于长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觉得饿，每次吃肉都翘首以待，好像过节，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样。这时的父亲会把肉从自己碗里夹出来，塞到孩子的碗里，于是你让我，我让你，筷子和碗打起仗来。
父亲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去。他告诉我他怎么没邀请姥姥参加他的婚礼，又怎么在她千里迢迢从东北到宜宾的一个月后就打发她走。我听见他多次责备自己，说过去对他母亲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结果连母亲丧事，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摇着头说：“唉！太迟了！”他还责备自己五十年代对俊英娘娘的做法。当时他曾努力劝她放弃佛教信仰，守着要她这位素食者开斋吃荤。
俊英娘娘于一九七零年夏天去世，她的瘫痪情况逐渐侵袭了全身，而始终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她死时镇静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们对父亲封锁消息，因为知道他对她的爱与尊敬有多深。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干校陪父亲。一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正在散步，八岁的小方脱口说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亲脸色顿时变了，一动不动，像发傻似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转向路旁，蹲下身去，双手捧着头，肩膀因抽泣而抖动。弟弟们从来没见过父亲哭，一下子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七一年初，消息传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别是父亲，情况很快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开始有了星期日休息，干的活也轻了些，有人和我父亲说话了，尽管态度仍然很冷淡。说明形势真的变了的证据是，一个新“学员”来了干校——姚女士，那个过去折磨我父亲最起劲的人，随“二挺”垮台被撵了下来。随后，我母亲获准探望父亲两个星期，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团聚，也是两年来第一次见面。上一次是父亲临去干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亲一眼。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二挺”下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干了太多坏事，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与陈伯达关系密切。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现在毛泽东要整掉他。这次运动又多了牺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陈沫自杀了，他曾帮助我父亲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一九七一年夏季的一天，我母亲发生严重的子宫出血，昏了过去，被抬进医院。当权者不准我父亲去看望她，虽然他俩都在西昌。母亲病情稳定后，获准回成都治疗。在成都，子宫出血是止住了，但医生发现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后面的一块皮肤变硬，并且开始萎缩，右下颚变得比左边小，右耳听力逐渐消失，右边的脖子变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觉麻木，动作不灵活。皮肤病专家告诉她，皮肤硬化最后会扩散到内脏器官，那时她全身和内脏都会萎缩，在三四年内会死亡。他们说西医没有办法治这种病，只有试试靠口服强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悬液控制。
我当时正在父亲干校，接到母亲来信说她患病，父亲马上就去请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干校领导拒绝了。我父亲当着满院的人痛哭失声，他部里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们眼里，他一向是个铁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邮局，等了几个小时，开了门，他发了一份三页纸长的电报，开头是：“闻君病重，辗转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万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眼镜”来德阳看我，带来一则爆炸性新闻：“林彪死了！”“眼镜”听了正式文件传达，说是林彪想暗杀毛泽东，未遂后逃往苏联，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林彪之死有各种神秘的说法，但他的垮台与一年前陈伯达失宠有关。他们把毛泽东吹捧得太过神化，引起毛对他们的疑心。他怀疑林彪一伙人在耍阴谋，想把他架空，让他享受抽象的赞美，而剥夺他的实权。毛泽东特别怀疑林彪这个他所选择的接班人，怀疑他处处“红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动机。毛泽东断定这个第二号人物想“抢班夺权”。（此处删去一句）。
我的村子听公社传达了这件事的官方说法。这个消息对农民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连林彪是谁也不知道，但我却欣喜若狂。那时我还不敢怀疑毛泽东，对文革我是恨林彪。我还把他和毛泽东的分裂当作是毛决心与文革决裂，要结束这场灾难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多人和我一样乐观，因为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转。果真如此，紧接着林彪事件，走资派开始平反，离开干校。
十一月中旬，我父亲听到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马上，一些造反派就对他面带微笑了。会议上他们史无前例地让他坐下，要他“揭发叶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亲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时期的同事。我父亲一声不吭。然而，尽管他的同事纷纷平反，准备回家，当权者却对父亲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没事了。”我父亲对毛泽东的批评仍是不赦之罪。
父亲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几年的野蛮批斗、毒打，再加上恶劣条件下的繁重体力劳动。五年时间里，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镇静剂来控制自己。有时，他要服用二十倍于常人的剂量，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身上某处在剧痛，后来开始咳血，气喘心跳，一阵阵头晕。他刚满五十岁，看上去就像七十岁的人了。有的医生板着脸，不耐烦地给他开药，不给他好好检查，也不听他细说病症，去看一次病回来总要听一些造反派的训斥：“不要以为装病就可以躲掉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京明在干校陪父亲。他很担忧父亲的身体，一直呆到一九七二年春天。这时，他接到他落户的生产队的一封信，说他如果不立即归队，秋结算就不给他分口粮。他离开的那天，父亲送他去火车站，当时铁路已从成都修到战略基地西昌。去火车站的路很远，一路上两人沉默着。突然父亲剧咳了起来，京明忙把他扶到路边坐下，给他捶背。过了好半天，父亲才缓过气来。他抬起头，长叹口气说：“唉！可能活不长了，人的一辈子好像一场梦啊！”京明从未听他议论过生死，吃了一惊，忙说些话安慰他。父亲继续说：“我问自己怕不怕死，我现在这个样子哪点有死了好？苦海无边，看不到个了结。有时我也很软弱，站在安宁河边心里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这样问题没说清楚就死了，你们大家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着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为家庭谋私利，到头来还是落得这么个下场，累及妻儿。老百姓说：落坏下场一定是做了亏心事，得了老天的报应。我想着我这辈子所做过的事，我是判过几个人的死刑……”
父亲向京明说起朝阳的恶霸和宜宾的土匪头子，然后说：“这些人血债累累，老天有眼也会要他们死呀！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我这辈子到底做错过什么要受这种罪。”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慢慢地说：“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