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四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
（接上27）
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毛主席开始渐渐主宰我的生活。饥荒后，他不得不让步，“退隐”了一段时间。现在，当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时，他又开始东山再起。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是位士兵，一九六二年二十二岁就死了，生前做了许多善事——专门帮助老人、病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献给灾区救灾，还把定粮分给生病的同志。
雷锋开始支配了我的生活。每天下午我们走出校门“学雷锋做好事”。我们模仿雷锋，跑到火车站去帮旅客提行李。当我们径直从乡下来的老太太手上抓过行李时，她们紧张万分，死死按住自己的财物，一面高喊“抓小偷”。每逢天阴下雨，我就拿着雨伞，守在街头，眼巴巴地盼著有个老人迷路，使我有机会像雷锋一样，把他送回家。每当我看见有人挑水——大多数普通民家没有自来水——我就想鼓起勇气上前帮他担，只是说不出口，我当然完全不知道一担水有多重。
到了一九六四年，这种童子军式的“每日一善”已逐渐转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老师们告诉我们：要效法雷锋，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热爱毛主席的精神。雷锋每做一件事前总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雷锋日记）现在成了我们的道德教科书，它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类似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都宣誓：“要像雷锋叔叔一样，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当时对毛泽东和雷锋的崇拜，其实是一枚镍币的两面：一面是绝对权力，另一面是绝对服从。
我第一次读毛泽东的书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毛泽东的两条相互补充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雷锋的一首“四季诗”里就是这两句口号的诗化，这首诗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
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老师根据这首诗告诫我们在做“好事”时务必小心，否则会误帮了“阶级敌人”。但谁是阶级敌人呢？当我问老师、父母时，他们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回答：“像电影里的坏人。”但是在我周遭根本碰不到像电影里那种一望即知是坏蛋的反面人物。这样一来，我从老太太手上拿包袱时，心里就不踏实了，我总不能问她：“你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打扫民宅。有一所房子里住着一位年轻男子，他总是懒洋洋地半躺在竹椅上，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袖手旁观。当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替他擦窗户时，他还得寸进尺地把自行车推出来，要我们替他洗净擦亮。我们一边洗，他还一边挖苦：“真是可惜啊！你们当不成真正的雷锋，因为这里没有摄影记者拍下你们拿去上报纸。”（不知怎么回事，雷锋每次做好事时，总有记者在场摄影。）我们大家都很恨这个懒人和他肮脏的自行车。他该是阶级敌人吧！但我们知道他不是。他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是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我感到迷惑不解了。
我常常做的一件“好事”是在放学后帮人推板板车（手拉车）。这些板板车经常满载水泥包、石块或电缆杆，沉重得可怕。拉车人每迈一步都像使尽了浑身力量，甚至在严冬时，也见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吃力工作。上坡就更艰难了，每次看到他们拚命地拖着车子时，我总感到揪心地难过。自从掀起学雷锋的运动后，一放学，我就站在斜坡下等待，遇到板板车经过时，我就从后面使尽全力帮着推。拉车人总会稍稍偏过头来给我一个感激的微笑。当然他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拉不动了。
有一天，一位同学跑来用严肃的口气告诫我：拉板板车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在劳改。我帮错了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忙赶去问老师，当时我们都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但是这回她丧失了平时的权威模样，看上去像是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她也不知道，不过要我以后别再去帮人推车了。老师也不知道！这更使我如陷五里雾。事实上，那些人很多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或是历次运动的牺牲品。他们确实是在劳改，而教师显然不想告诉我。从此，我只要一见拉板车的人，就强压住沉重的心情，转过脸迅速走开，不忍心看那些弓着腰、步履艰难的苦力。
为了使我们仇恨阶级敌人，学校还经常召开“忆苦思甜”会，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完全不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有多么悲惨。他们说，雷锋就曾经受过苦，七岁时，他母亲被地主强奸后悬梁自尽，这就是为什么雷锋憎恨阶级敌人而全心拥护毛主席。
老工人、老农民也被请来作报告，告诉我们他们小时候如何挨饿，在寒冬腊月没有鞋穿，他们的小兄弟如何在小小年纪就饿死了。他们一再反复地说多么感谢毛主席救了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一次还来了位凉山彝族奴隶，他说那个地区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取消奴隶制度。他边说边撩起衣服让我们看以前主子毒打他留下的疤痕。每当作报告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苦日子时，坐得满满的礼堂内总是一片啜泣声，我总想：国民党怎么这样坏呀！毛主席实在太伟大了，我要一辈子忠于您。
为了让我们尝尝没有毛主席生活会是什么滋味，学校食堂不时地给我们做“忆苦饭”，说这是国民党统治下穷人吃的食物。这些饭是由各种稀奇古怪的野菜做成的大杂烩，难吃得不得了，我第一、二次吃时还吐了出来，不禁心想，炊事员不是在恶作剧吧？这是人吃的吗？
有一天。我们去参观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有张照片是地牢，里边爬满吸血的大毒虫。还有可怕的刑具，包括挖眼睛的勺和割脚筋的刀。有位藏民坐着轮椅车到我们学校来作报告，他从前是个奴隶，被主人割断脚筋，终身残废。
一九六四年后，一些地主庄园被辟作“阶级教育展览馆”，展示以前的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一九六五年新年，父亲带我们去参观川西平原著名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坐车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说是去受阶级教育，实际上是借机踏青，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全家出城到乡下去玩。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片葱绿的成都平原上，桉树整齐并地排列在柏油路两旁。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秀丽的景色，一丛丛翠竹环抱着农家小院，透过竹叶隐约可见澄黄色麦草覆盖的屋顶，屋顶上炊烟袅袅。每个竹丛都有小溪环绕，溪水映着沿岸盛开的迎春花。父亲在行前说要我们每人写一篇散文，描写早春的乡村景色，我于是不得不细心观察。但有个现象使我大惑不解：田野里稀疏散布着树木，光秃秃的枝干上只在顶端有一小撮叶子，仿佛是旗杆上戴着顶小绿帽。父亲解释说成都平原人口稠密，农民缺柴烧，就把能砍得到的枝叶都砍光了。他没有告诉我，其实几年前这里的树多得很，“大跃进”时，树都被砍去炼钢了。
乡村看上去十分繁荣，我们停车吃饭的集市，农民摩肩接踵，身着新衣，面带喜色，交谈声，叫卖声、货担叮当声响成一片。年纪大的男人头上缠着一条崭新的白布，腰间围着深蓝色的围裙。黄澄澄的油淋鸭在人头攒动的饭馆厨窗内鲜亮夺目，街道两边各种临时搭起的小摊上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我们的车按着喇叭挤过熙来攘往的集市开往县府，县府位于一处深宅大院，两尊石狮蹲伏在大门两边。我父亲在一九六一年大饥荒时曾在这里住过，四年后的今天，当地官员想向他夸示他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他们陪我们去一家饭馆，之前已事先订好了厢房。饭馆里人挤人，个个盯着我们看，看“县老爷”毕恭毕敬陪着“大人”。我瞥了一眼他们的餐桌，上面满是新奇的东西。除了省委小食堂的菜单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菜，面对满桌美昧，真的有点应接不暇。我特别喜欢那些新颖的名字，“珍珠丸子”、“三大炮”、“狮子头”。饭后饭馆经理送我们出餐厅，又引来一阵侧目。往庄园的路上，我们的小车超过了一辆无蓬卡车。那辆车上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显然也是去地主庄园上“阶级教育课”。一位老师站在卡车上，看见了我，对我微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坐的是轿车，而同学和老师却迎着初春寒风在卡车上颠簸。我于是缩到座位下去了。父亲抱着小弟弟坐前座，他也认出了我老师，微笑着打招呼，接着转身想告诉我，却发现我不见了。他高兴地笑了，认为我对特权感到羞愧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讲解人员带找们参观这座庄园，我一路上都感到震惊。有一组塑像描绘农民向地主交租的情形，其中一个场面是地主用不同的量器盘剥农民：用大斗收租、小斗借出，利息还高得不得了。庄园里有刑讯室和阴森森的水牢，牢内有个铁笼子浸在污秽的水里，铁笼子小得让人关在里边既不能站直又不能坐下。讲解人员说这是地主用来惩罚抗租的农民的。据说有所院子曾住过三个奶妈，专门挤奶喂成年的地主刘文彩，因为人奶最能滋补身体。另外，他的五姨太，一天要杀三十只鸭子，她不吃肉，只吃鸭掌。
刘文彩地主庄园是全国有名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的兄弟正在北京任某部部长。一九四九年底共产党大军压境时，他是地方军阀，在成都不战而降，所以共产党让他当部长以示奖励。整个展览教育我们的是“国民党治下的吃人社会”，我们该感谢毛泽东。的确，崇拜毛泽东就是利用人们对昔日痛苦的回忆。我们的“阶级敌人”据说是那些用心险恶企图使国民党复辟的人，他们想把中国拉回到从前，使我们没有学校念书，冬天没有鞋穿，因此我们必须粉碎“阶级敌人”。我们还听说，在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对饥荒的委婉说法——蒋介石曾准备反攻大陆。
尽管有这一大堆教育，“阶级敌人”对我和同一辈的人来说，仍十分抽象，只是个朦朦胧胧的概念。他们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毛主席也没有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中谁是敌人，原因之一是他自己特别彻底粉碎了过去。然而，阶级散人的形象已深植在我们的脑海。
同时，毛泽东播下了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种子，我和同辈的人都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灌输中成长。个人崇拜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好像总是有理，对阶级敌人狠就是忠于人民，完全顺服于他即是无私。这些词藻后面的含意小孩予很难看透，特别是成年人也帮着毛说话，当时他们也都卷入了崇拜毛泽东潮流中。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都由皇帝统治，皇帝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人民的精神领袖。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常投注在皇帝身上。我的父母就像其他几亿中国人一样，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
毛泽东好像是中国人的上帝。他总很神秘，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从不上电台广播（当时还没有电视）。除了几个“朝臣”外，很少人能和他接触，甚至连他的同事也不能随便见到他。我父亲离开延安后，只看过他几次，都是在大规模的会议上。我母亲则仅见过他一次：一九五八年他来成都时，有一天，十八级以上干部被召到金牛坝他的住所与他合影。大跃进惨败后，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完全不露面了。
毛泽东的地位也很符合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此处删去两行）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早已对连年战争深恶痛绝，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中国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变成了世界刮目相看的强国，中国人不再自卑，不再以当中国人为耻，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中国是在美国的逼迫下，回到了闭关自守的“中央王国”，关起门来“精神胜利”。虽然如此，民族自尊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们衷心感谢毛泽东，认为对他崇拜理所当然。一般中国人几乎接触不到真实的消息，无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无法分辨共产党的成就中哪些应归于毛泽东，哪些应归于别的领导人。
恐惧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因素。许多人甚至不敢思想，怕说漏了嘴惹来大祸。就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敢向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们不知轻重，一旦说给他人听，不仅给自己，也会给家人带来麻烦。通过学雷锋，忠于毛主席的意识更强烈。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被反复灌输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家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奉行毛主席的话，如此未来才有保障。
家长们的自我控制，使孩子们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玉林或我姥姥的那些亲戚。家里没人告诉我母亲曾在一九五五年被隔离审查，也没人提大饥荒，我对毛主席简直没有一丝异念。我的父母就像其他父母一样，从不对自己的孩子说任何违反正统的话。一九六五年新年时，我的“新年决心”是要“听姥姥的话”，父亲摇摇头说：“这样不对，姥姥也要听毛主席的话，把这条改成听毛主席的话。”三月二十五日，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的礼物不再是科幻书，而是一套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合订本。
只有一位成年人曾对我说过“离经叛道”的话，这人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她有时会住在女儿那里，她女儿在四川省委工作，是我们家的邻居。邓奶奶很喜欢小孩子，我总在她家进进出出。每当我和朋友从食堂偷来泡菜，或从大院的花园里采来南瓜花或野菜时，我们就带着这些收获到她家，因为带回家会挨骂的。她总替我们洗干净炒熟，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邓奶奶当时已快满七十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小脚，性情温和，有张坚强的面孔，平常老穿着一件灰色布褂，脚上的黑布鞋是自己做的。她对我们很亲切，完全没有长者的架子，和她在一起十分轻松自在，我喜欢坐在她的厨房里和她闲聊。十三岁那年，在一次揪心揪肺的“诉苦会”后，我跑去看她，心里对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的所有人充满同情。我问她：“邓奶奶，您在黑暗的旧中国，一定受过许多苦吧？！那些士兵一定抢过您的东西！那些吸血鬼地主是怎么剥削您的？…嗯——”她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常常抢东西，也不尽是坏人……”她的话仿佛一颗炸弹，惊得我目瞪口呆，以后从不敢对人提起。
（此处删去三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对毛泽东来说，他俩简直是在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味道。（此处删去三行）他仍一心想搞他的一套，只等时机成熟。（此处删去二行）平和的发展令毛泽东窒息。他是个天生军事领袖、一位战斗的诗人，他需要行动。（此处删去一句）他常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跟人斗才能使社会发展。他属下的共产党员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合他的胃口了。他嫌他们太宽容，一心要和谐，而不要斗争。（此处删去五行）
一九六四年，省委大院的周末舞会停止了，香港电影消失了，我母亲的烫发变成了短短的直发，衬衫和外套也色调单一、上下一般粗了。我特别觉得可惜的是她不能穿裙子了，记得不久前的夏天傍晚，我常用竹编儿童车推着小方去大院外等她回家。街道两边是法国梧桐，我常靠在斑驳的树上等母亲骑着车出现，我爱看她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蓝白棋格裙跟着膝盖优雅地像一面扇子那样撩起，如今她只穿大管子似的裤子了。
我姥姥当时五十多岁，但打扮上比我母亲女性化。虽然穿的仍是传统式浅灰色外套，她特别小心维护自己又长又黑的头发。中国传统（共产党仍继承下来），中年以上的妇女头发不能长过肩膀，而过了三十就算中年了。所以姥姥只能把她的头发做成一个圆髻，但她总在上面插朵花，有时是一对象牙色木兰花，有时是一朵带两片深绿色叶子的纯白栀子花。她从来不从商店买洗发精。说这类化学药品会使头发变干，失去光泽。她是用煮皂荚的水洗头的，先用手搓泡在热水里的皂荚，搓出喷香晶莹的泡沫，然后把浓黑的头发缓缓散开，撒入这一盆亮晶晶滑溜榴的白沫中。她还用柚子籽的汁液泡木梳，使木梳滑润，梳起头来分外舒服，还留下淡淡清香。洗完头，她再淋一点自制的桂花水，这时候香水已开始从商店里消失了。我总记得她盘着腿从从容容地梳理头发的情景，这是她唯一慢慢做的事，做家事她可俐落极了。姥姥也用一支炭画笔稍稍描眉，并在脸土轻扑一点粉。看她眼含微笑、专注地照镜子的神态，我就想这一定是她心情最愉快的时刻。
虽然我自幼就看她梳妆打扮，但每次都觉得新鲜。画里、电影里常把爱打扮的女人称作是“坏女人”，如“姨太太”之类。我隐隐听说我亲爱的姥姥也曾是“姨太太”，但我此时已习惯于脑子里装满各种矛盾的说法和想法，学会让它们“和平共处”，各不相扰。当我陪姥姥上街购物时，我看得出她的打扮不论是多么谨慎细微，都有点与众不同。姥姥总是惹人注目，而她挺直着腰走路，有点不自然，又有点得意。
因为她生活在省委大院内，所以没什么麻烦，如果姥姥住在寻常街道上，她就会在居委会管辖之下，像其他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一样。居委会负责人主要是些退休者，家庭妇女，有的人喜欢管闲事，耍耍权。我姥姥要是受他们管，可能会遭到指指戳戳的非议。省委大院里没有居委会，她只每星期去开一次会。和别家的丈母娘、老太太、保姆在一起，听读文件，只此而已。姥姥挺喜欢开这些会，去那里她可以跟别的女人们聊天，回家时往往眉飞色舞。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