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我从小就听说林彪指挥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了日军，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从小就知道1936年，正义的红军在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一致对外。我从小就认为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前来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不顾国家刚刚从抗战的泥泞中挣脱，悍然发动了内战。可是我错了，当我自己认认真真的翻开历史去看这场保存了我们民族血脉的战争的全部真相，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个秘密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让我把它告诉你们…你们共匪欠我们中国人的，总有一天会还的。

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长年宣传张学良“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了电影《西安事变》，并通过文化上的一系列宣传，将卖国贼的帽子紧紧扣到了蒋介石的头上。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

蒋介石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中共一再宣传，“在日寇侵华的时候，蒋介石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旗帜，甚至说出若亡于日本，我们还能做亡国奴，若亡于共产党，则当奴隶而不可得，这样卖国的言论”。

蒋介石话中的“我们”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而是指国民政府的官员们，这句话蒋介石的确没有说错。蒋说这句话的目的并非是要屈膝投降，而是督促部下军官剿共的步伐。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早在九一八日本全面侵华前就提出来的，当时稍稍有点军事眼光的人都知道中日必有一战，所以蒋介石一直希望在中日全面战争来临之前摆平共产党。如今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都已经对蒋介石不构成威胁，阎锡山、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也都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蒋介石正要抓紧这短暂的时机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对共产党前后发动了5次围剿，前两次蒋介石主要在对付北方军阀，派去的都是不肯出力的地方杂牌，所以剿共失败。第3、第4次剿共因为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而再度被迫中止。

所谓长城抗战，是在1932年底，狼子野心的日本撕毁1932年4月29日刚刚签下的和平秘议，再度进攻热河。正忙于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秘密准备部队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结果因为张学良的无能，热河不久便落入敌手，1933年3月蒋介石不得不北上指挥长城抗战，中央军第一次在华北战场遭遇日军，也使正在江西进行的第4次围剿宣告失败，日本人第2次救了共产党。

长城抗战虽然有着29大刀军的出色表现，但中国仍旧败于日本之手，战后29军军长宋哲元痛心疾首的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中华民国连年战乱，军队实战经验应该比日军强。可日军的武器，特别是火炮武器远远超过了国军，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战果。这样军事实力的对比，不能不让人质疑此时打回东北的成功率，也证明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战略。

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只是单纯的消灭军事上的反对派共产党，而是将全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困难都克服，做好全面抗战的准备。文化大师胡适等一批先进的知识份子都表示支持民国政府的隐忍政策，“1914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候4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48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4 、5年或4、50年算得了什么？”

蒋介石在内忧外患之下顶着在一片谩骂和冲动学生即刻宣战的要求，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绝非苟安。若不是民国政府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三’至‘七七’9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9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实奠于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

现在我们看看蒋介石和民国政府为迎接这一场保存我们民族血脉，后人人格尊严的圣战做了什么样的“安内”工作。

证据1：革新教育，开启民智

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证据2：调查国情，发展国力

1932年召集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会进行了系统和大规模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然而民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成立用以防备外来侵略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却不敢公开进行，因为担心激怒日本，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巷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这一件事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和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

证据3：统一货币，发展经济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各方军阀财政支出，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

施行关税自主。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1800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达到100亿2500万元。孔祥熙划出了10亿3400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

证据4：工业建设，发展生产

加紧进行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时，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4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11万1000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铁路也由8000公里增筑到1万3000公里。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1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1万5300多所，邮路则从40万里增加到59万8000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15万里。1931年1936年工业成长率平均高度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

证据5：确立后方，持久抗战

蒋介石在1935年视察川、滇、黔3省以后，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证据6：整备军队，建立新军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共计步兵186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

1927年中共公开破坏北伐后，蒋介石驱逐了所有苏联顾问，聘请了德国顾问。1933年希特勒上台，中国和德国进行大量的军事合作，中国军队接受先进的德式装备和德式战术思想训练。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华民国已购买1万金马克的武器装备和兵工设备，装备成现代化的德械师。按照蒋介石的规划，中国起码需要60个现代化的师才能对付日本军队，可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悄悄准备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师大约只有24个，而且这些德械师的火炮等重武器数量远远达不到标准。

证据7：海空武备，修建要塞

1936年底，中国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有各类飞机600余架，飞机场262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100余艘。

国民政府大量修筑防御工事以应对日本侵略，河南的豫北分区9个阵地计划建造1353个工事，至1937年2月已建成1273个。江浙5个防区、16个阵地上，计划建造2606个工事，至1937年2月已建成2264个。

现在我们看看被中共污为“卖国贼”的蒋介石为抗日做了什么，再看看张学良这个中共吹捧的“民族英雄”为抗日做了什么，不难看出其用心至恶的政治目的。然而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内政国防方面的建设被迫中断，中国提前进入全面抗战。（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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