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12年08月16日讯】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埸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
故事的两位主人翁是今年81岁的姚琮和86岁的赵复三，两人文革前就认识，那时都住北京和平里。两人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两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长大、教会大学毕业。
时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外交部，随即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任英文翻译。会议结束后被送到“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外国语学校”进修。名为进修，实为政治回炉。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改造，无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负责，民间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面。“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成立的常设机构。全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由宋庆龄做主席、郭沫若为会长。整个的涉外活动统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管，外事干部由中联部统一调配。
姚琮学业结束后，响应号召，被送到朝鲜抗美援朝。但运气好，去了没几天，停战了，到空军担任翻译到1959年转业，又分配回“和大”。那时，为了拉拢国外民间知名人士，对中共有用的人，都设法邀请来访华，由“和大”出面免费接待，好吃好喝，游山玩水。
国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师、主教等人物访华，中共就需要请国内的宗教界头面人物出面接待。当时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赵——佛教的赵朴初、基督教的赵紫辰和赵复三。姚琮和赵复三就是在那个年代认识的。赵复三当时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是中共统战部，正如“和大”的背后是中共联络部一样。
姚琮初见赵复三时，见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装，脖子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脖圈，是个神职人员的打扮。因“三自革新运动”是统战部领导的，姚琮还暗自嘀咕：“这个人肯定是个党员，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接触后，觉得此人温文尔雅，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教义、教理、圣经熟稔，到他嘴里，如数家珍。
姚琮小学和中学基本上都在法国天主教学校读书，甚至还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弥撒时当祭司童（altar boy）。在学校里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颂教义、圣经，所以姚琮对有些常引用的圣经段子背的滚瓜烂熟。在当翻译接待外国神职人员时不会露怯，甚至有时还会想露一手，背颂一段圣经。但是与姚琮一同招待外宾的赵复三居然能够接得上来，而且还加上引用两句拉丁文。
这令姚琮对赵复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学识让来访的资深的外国神职人员也都吃惊。赵复三绝顶聪明，过目成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就读，从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正规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学院也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牧师，后来才调到北京。
姚琮和赵复三熟识之后，曾数次直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赵复三坦承，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有宗教信仰，心里有根底线，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根底线是家庭传下来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姚琮也坦率地说，曾两次写入党申请书，因为资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等，而不批准，但要我接受共产党的考验，做“党的驯服工具”。
文革后，党组织曾找姚琮谈话，说：“老姚同志啊，你也算是个老革命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说：“我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的远呢，我还是保持我的政治历史清白吧！”
赵复三联合国宣告六四真相后逃亡
1989年时，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发生后，教科文组织正值6月8日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六四事件震动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对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还有第一手资料。
他当时从两个不同的渠道收到两个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个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亲人向他报平安。
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楼上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赵复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门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国代表出示的照片，证实了这件事。
另一个渠道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为六四事件对外宣传定了一个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埸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发言？发言说什么？赵复三被逼到了墙角，无法脱身，不得不发言了。赵复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经一直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中共涂脂抹粉，说过许多昧着良心的假话，还曾以身说法，迷惑欺骗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制造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他该怎么办？他定了定神，发言了。他缓缓地，一字一句的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三点，掷地有声，显然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这是违反了中共的国家指令。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后果不堪设想。
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门口叉着腰，斜着眼看着他，让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就在两天之前，听到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赵复三预感到下一个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该是他了。
6月8日赵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肯定己报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动。恰好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复三在去联合国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钢琴的二女儿家。从此走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
赵复三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 University）。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赵的老相识，曾经访问过中国，赵复三接待过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国时他注意到赵复三的处境，曾经表示，如果赵遇到麻烦，可来美国维理公会大学教书。所以赵复三在考虑逃亡时，首先就考虑来美国。
但是，赵复三告诫自己，在离开联合国后逃亡，一年之内不能去美国，因为这里还有一段无法告人的惨痛隐情。赵复三虽然在中共统治下已经升到了副部长的级别，但中共手里掐着一张牌，随时可以拿出来让赵入狱，永世不得翻身。
赵复三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以要他的命
这里不得不讲一点赵复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赵的父亲叫赵师克，由清华学堂送到美国留学，与孔祥熙是同学。回国后，先后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校长，又在老四行服务。老四行是中国解放前的四大银行，分别是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家银行，以金城为首。老四行有个储蓄会，赵父为该会的副经理。
赵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去过张家口解放区参观访问，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倾向。在他的影响下，四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赵复三是老三，老大叫赵忠一，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妇产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这里主要讲老二赵中玉。
赵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参加进步学运，被国民党说是共匪，抓进大牢，要枪毙，经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舅舅吴国桢营救出狱。吴国桢要他离开上海，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南开大学有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热爱中国文化，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欢他的学生赵中玉，把自己的第三个爱女崔桂芳嫁给了心爱的学生。崔桂芳学的是音乐系，是个花腔女高音。
赵中玉毕业后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赵中玉的思想一贯进步，工作奋不顾身，一次为了抢救矿难，坚持救人，结果壮烈牺牲。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开始后，崔仰西被打成美国特务，崔桂芳也是美国特务，从而赵中玉也成了美国特务。但那时赵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里。烈士公墓怎么能让美国特务安葬。结果就刨墓挖尸，但又不许美国特务崔桂芳进烈士公墓收尸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墙外等着，他们把尸骨一根根扔出墙外。崔桂芳带着两个女儿，哭泣着在杂草丛中寻找散落在四处的丈夫尸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国特务后，又遭到轮番拷问折磨，逼她交待谁是她的直接领导人，崔桂芳不认得什么与国外有关系的人，她想到了赵复三。结果崔桂芳就交待并指证赵复三是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是她的直接领导人。
赵复三本来就因社会关系、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内定为美蒋特务嫌疑犯，这回好了，有了具体的人证。赵复三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经过这样的折磨，精神错乱，结果酗酒自残而死，留下来三个儿女是美国特务家属。
从此，中共在赵复三的头上悬起了一把利剑，任何时候不听话，就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姚琮引进《第三波》、《未来的冲击》
再回过头来说说姚琮。姚琮学校毕业后，1953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简称和大）工作，1967年单位改名“对外友协”。1981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并担任“未来学会”理事，该学会即是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看中国的前景、人类社会将怎么走。
先前在“对外友协”工作多年，认识作家韩素音，建议他应该跟世界的未来学会接轨，于是介绍他认识托夫勒（Alvyn Toffler）夫妇。
托夫勒是当时《第三波》（The Third Wave）、《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等国际畅销书的作者。
托夫勒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刀农耕火种，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浪潮，而第三波是信息革命。托夫勒的理论是，现在人类可以乘着既有的发展成就，飞跃发展，例如中国处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夹缝中的国家，可以跳跃过几百年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信息革命。把世界上已经成熟的技术，拿过来用。一跃就进入了最前卫的世界科技之列。
这发生在1982年。姚琮认为，这个理论在中国日后的现实实践中也得到充分地验证。
身为社科院“未来学会”的理事，姚琮就把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同是学者的夫人海蒂（Heidi Toffler）夫妇俩邀请来中国，并接待安排到各个大学、学术单位讲演。
演讲时间大都安排两个小时，都是一套，刚开始时，都是托夫勒说，姚琮翻译。几回下来，为了节约时间，姚琮就和托夫勒商量，托夫勒开个头、结个尾，中间就由姚琮说，听多了都熟了，之后有几次就这样做了。
中国共产社会下 知识分子的悲哀
按理说，将托夫勒请到中国来，把新信息带进中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让国家有了跳跃性的发展，应该是好事。但不行，社科院里的左派就说：“姚琮，你是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这帽子一戴上，真了不得。姚琮那时就想方设法要脱离干净。
姚琮力辩，称自己讲不出来这套理论呀……“不对，你讲演的时候特带劲，都是你说的……”
当时姚琮刚翻译好了另一本书《大趋势》（Megatrends），是与托夫勒齐名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写的叙述了当代世界有十大趋势，其中预测网路的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本书在社科院也是有争议的，说是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他得想办法摆脱这样的罪名。
“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罪名套上，当时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于是姚琮就找了外交前辈、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戈宝权前辈帮出主意。戈宝权认为《大趋势》是个学术议题，又是当时国际社会上热议的课题，说可以呈到赵紫阳、胡耀邦办公室。姚琮于是就复印两份呈上去。
不久，赵紫阳在一个3000人的大会上讲了三次浪潮，讲了大趋势，这犹如在姚琮头顶上撑起了安全的“大红伞”，“引进了反马克思想的经济理论”这一关就真过去了，这个罪名也没有人再提了。之后，社科院院长马洪，交代姚琮写一篇关于《第三波》和《大趋势》的文章，马洪在社科院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并宣布这是姚琮写的。
当时《大趋势》这本书一次出版印10万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30次，就300万册。民间山寨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奈斯比特夫妇后来成为中国的座上宾，频繁地进出中国，还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
未来学家看中共的现在和未来
姚琮认为，“之后的中国10年，中国受益于这学术，所以发展这么快。”后来他到威斯康辛大学教书，讲的就是“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策略”，很多人都想学。
但姚琮说：“这是中国的模式，中国模式学不来……中国是极权国家。做城市规划，说这里要开条大街，明天就把两边的房子都拆掉了…中国可以，美国可以吗？只有极权国家才办得到。”
姚琮后来常穿梭于海内外，为多家中国企业担任顾问，协助引进外国技术、设备。他感慨地说，中国乘风得势，但很多东西到中国就变质。
姚琮几年前回到北京，一帮老同事老朋友组织起来欢迎他。老人当中有三位退休的驻外大使，都是老党员，也都很敢讲，都怀疑中国共产党还能维持多久。大家都知道没人信它了，在国际上也早没人会相信。
“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有几个相信的？有谁相信的？国际上一听共产党，都像老鼠过街，不行了，臭了，早就臭了！”
“中国这些高层早就知道，共产党这名字不好，要换换，早就知道不行了，臭了！”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姚琮和赵复三也聊起过，中国必须重回现实，中国共产党不会很长历史的，已经到头了！◇
本文转自第287期【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