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破坏中国道德传统
共产党一方面摧毁宗教，另一主要目的便是毁灭中国家庭生活，他们拆散夫妇，分离父母子女，企图击毁家庭制度的力量。他们鼓励年轻人嘲弄年长人，并戏谑传统的家庭习惯。这虽使人发生反感，但还是比较缓和的初步手段。更严厉的步骤随后就来。
最初，他们特别嘲弄“孝道”，及孝道的一切精蕴。“孝道”一词，在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孝是人伦之本，推广而及于人类的行为规则，并且是政治结构的基础。从中国四千年前有史以来，孝道一直是齐家治国之本。
古代的精神生活，起于崇拜及奉祀各种重要的自然现象。除去龙王，风神，水神等以外，最高的神便是“皇天”（即上帝）。与“皇天”相对的是“后土”。神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显着的划界，人死后都成神，都受着后代子孙的膜拜。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奉祀祖先的风俗，起于孝的推广，但逐渐地涵义缩小，奉祀祖先是想祈求死者的保佑。
许多中国人都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他们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教徒；不是回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但极少有中国人不信仰先圣孔子；不把崇拜祖先做为生活中一部的中国人，更属凤毛麟角。在共产党未以文字及暴力宣传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极少的下流忤逆子除外）是不具有孝道观念的。
中国人承继下最重要的活的文化，时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几千年来传袭下的道德遗产，乃是文明道德的宝藏和个人礼仪的法典。最低贱的中国人，纵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分有一部这样的遗产。
中国家庭是中国文明的骨干，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在旧日帝制时代，皇帝便是所有中国家庭的家长。中国人给他们廉正的地方官吏一个美名──父母官。中国的“家庭”是指整个家庭而言──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妇。若干家庭合成一个宗族，一县里的若干宗族不仅构成一种良好的互助体系，并且是好政府的保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也许不敢控告一个贪污的县长，但若干宗族联合起来便可以向政府诉愿请求撤换县长。
在中国家庭里面，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一家里年岁最高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是老家长。这位老家长也许是一位老祖母。所有儿子，孙子，儿媳妇都须听从她的命令。家庭制度具有多年来累积起的庞大力量。这种制度刚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因此共产党便运用他“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摧毁家庭制度。
媳妇以“反动份子”莫须有罪名惩罚丈夫一家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当我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们继续砍伐家庭制度的枝干和根。
有一天，我在里上村听到一个故事。村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媳妇孟淑兰，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性情活泼而有大志。这两点个性引起了一位共产党工作人员对她的注意，他立刻看出她可以替共产党拉到一个新党员并摧毁一个家庭。最初，他仅是花言巧语地谄媚她，然后又设法在她和她的公婆之间制造纠纷，而使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裂痕。
他有时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顽固的身上呢？他们从来也不关心你的一切。你不应该像他们或村子里人们那样守旧。你不像他们那样愚蠢。你很有本事！你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他夸奖她生得很漂亮，因为中国共产党引诱妇女的方法是先获到她的好感。然后他再举出其他国家共产党妇女的“成功史”，和怀有大志的中国妇女──如孟淑兰──相比。例如西班牙的帕新娜拉是一位早期的女英雄，中国也有一位附从共产党的女英雄宋庆龄。
共产党主张爱情已经走过几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封建式的爱情”，妇女听命于丈夫，依赖丈夫，“成为他的一部分财产”。他们轻蔑地认为“资本主义爱情”是人类关系的一种交易市场──“妇女出卖她们的容貌，青春和肉体以换取男人所供给的享受和舒适”。共产党藐视西方人在婚礼时所赠的珠宝，贵重礼品，和物质享受的允诺，更看不起文明社会中男人在求婚时所附带的倏件──优良品格，勤勉和负责的天性，愿意接受保护一位女人的责任，他们所希望建立起来的家，和所希望的孩子。在共产党世界里，男人追求女人时是允许使她成为“妇女领袖”，并且如果她的思想坚强而残忍时，更可成为“世界革命中的重要人物”。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刺激物，但是它在孟淑兰身上却发生了效力。
当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时机成熟时，他便把孟淑兰带走。最初，孟淑兰对他们的事还感到一些内疚。以前她对她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忠实的地方，但渐渐便有些心意活勤。她的爱人替她想好一个逃奔的妙计。在他的指导下，她表示出特别惧怕日本人；当那年日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时候，安国四乡再度沦为战场，她借“逃难”为名而脱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
她离开家乡三年，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再回到村中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她那区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当中日战争结束共产党公然发动他们攫取中国的运动时，她已经成了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
自然她要弃绝她的第一位丈夫和家庭，在共产党当局面前公开控诉他们，看着他们“以反动份子”罪名──这是在莫须有罪名下惩罚犯人的最好借口──当场受到惩处，并且做出一个榜样给其他妇女们看：一个中国共产党妇女应该怎样“带头前进”。
－－来源：希望之声
